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陆阳阳(实习生)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阅读全文]

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有两种人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一种人是新兴的知识型的中产阶级，另一种是人是具有道德批判的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人的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以知识为“软资本”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也可以译为中等阶级，这一名词长期以来被狭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这种概念等同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中产阶[阅读全文]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家始终给予好评的少数国家之一。在中国执政层看来，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又能成功地保持一党执政的稳定存在。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这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亚邻居，近二十年来，始终受到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 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颇[阅读全文]

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其中包括自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左的原教旨的守成派势力，这些正统主义左派① 以传统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他们[阅读全文]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我们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摆脱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理想主义的、从道德原理出发思考中国的倾向，而转向务实的、以专业背景来思考问题的态度，这也许正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以新的基础上相结合的起点。

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得不可开交的这个时代，中国完全有可能承担更积极的促进世界和谐的角色

中国人最为担心的还是日本，这恰恰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因素。除了这个因素以外，总的说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很可能将生活在一个远比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更为温和，用英语来说，更为“mild”。

最近，出版于1986年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网友希望了解我从八十年代批判儒家文化的立场向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为了说明我的思想并不存在断裂，我把1995年出版的《萧功秦集》自序发表以下面，供各位朋友参考。

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东亚文明圈是一个大闷锅。东海，热带丛林，青藏高原与西北利亚形成的闷锅内部却有着地理上差异极大的两大板块，其北部是漠北草原文明，其南部是农耕文明。当年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听到过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先讲学时提到两三角形，在这个东亚文明圈的北部是由大兴安岭与阴山构成的倒三角形，南部是太行山与东海沿线构成的正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的尖角在燕山长城一带碰到一起。简而言之，在生态环境差别极为悬殊的南北两大地理板块之间，只有一道很容易突破的大门。这种情况很像是印度西北的那个很容易被异族征服者打开的旁遮普邦山口。只要进入这个山口，历史上的亚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甚至埃塞俄比亚人，就能浩浩荡荡进入一马平川的恒河平原。由于南方的富裕，北方的苦寒，这会成为北方民族不断南下运动的强大引诱力。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大门总是被打开，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周期性地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这种民族互动过程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解释。

悟性人皆有之，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在谈恋爱时，在公园里与介绍给自己那个男孩或女孩相遇时，你会在第一眼里能大体判断出这个人与自己是不是心理相容。这就是你的悟性在起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要从青年时期就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保护好它。不要让它在没有成长起来以前就被摧毁了。悟性的敌人要比它的朋友多十倍，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严复思想的悲剧性在于，他生活在中国既存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正在走向解体的时代。严复对唯理主义的政治解决方式的危险性作出“超前”的警告，这在当时是远不能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能理解的，又由于严复的文章风格过于艰深，这就使严复的相关思想在当时和以后的影响，都远不如胡适的同类文章。

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 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

我觉得叶利钦式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市场与民主体制决定论者”，即认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是理想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如同数学公式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多年来，我几乎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到北京去，我到过中国大多数城市，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自费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两万里，历经十二个省，到过四十一个城市。多年以来，在我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那样深深地吸引我。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上海的人，我喜欢北京基于三点理由：　　首先，是北京的厚重深沉的历史感。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78年，二十多年[阅读全文]

这种两派之间进行的思想冲突和交锋，反映的正是传统的专制国家，在仿效西方政体过程中存在的两难矛盾与困难问题，因而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厚的内涵。研究这种思想论争，对于理解清末立宪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困难，对于进一步认识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各种复杂条件和因素，实际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体制中保障社会公正机制与制度的缺陷。我们社会法制方面的的纠错概率低下，纠错成本高昂，接受教训能力的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历史，就是以关照一个民族命运作为考察视角的、从总体上透视一个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在黄仁宇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得到最清晰的认识。

某些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苏丹化倾向的复活。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地方政治中的“类苏丹化”（Quasi-sultanization）现象。

黄仁宇在史学界是个独行侠式的特殊人物，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时，一开始并没有在主流学术界引起重视，此书出版后不久，我曾就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然而，20年来，黄仁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他的作品是书店里销售最畅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所倡导的那种历史叙[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