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改革开放后，干部最大的变化就是吃喝玩乐多了；多到上班时间都应付不过来。结果干部连自己的休息时间都用上了，从而出现干部工作就是吃喝玩乐的社会现象。有人说老百姓对干部的吃喝玩乐之所以意见颇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花的全部是公款；如果他们是业余时间不开公车、不用公款，用自己的钱吃喝玩乐的话；自然谁也不会说三道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没有人从制度上去分析；反而上下普遍认为是作风问题，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后最先放开的就是作风问题，它有计划经济时的大问题变成了小节问题；从而为作风问题而大开绿灯。如果有人分析一下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全部是因为腐败后才顺带有生活作风问题；而不是因为有生活作风问题而成为腐败分子的。

袁隆平比刘谦不服气，袁隆平比别的研究所长同样还是不服气；因为别人没有贡献，照样也是院士和高水平的待遇。老百姓更不服气，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任何老百姓都比领导强的社会；但领导就是比老百姓的收入高，而且高的离谱；所以老百姓能服气吗。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不得不服的社会，因为我们的分配权掌握在领导的手上；领导想给你金山，立马金山就到你的手了；领导要你一无所有，你立刻就能成为穷光蛋。所以我们社会是不能比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

最近我们社会的商品房价格又上涨了，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又开始了；在全社会的老百姓买不起商品房的现实中，我们的官员竟然也公开说自己同样也是买不起商品房了。如2007年广州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说自己买不起房，他认为‘现在房价确实过高’。最近又有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说：‘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刚开始老百姓还认为这是为老百姓说话，可看到官员们买不起商品房却个个住上豪华住宅时；我们才知道，这些官员的话实际只是为了对老百姓安慰的。

南京城的酒醉驾车撞人惨案，我想应该震动了全世界；因为这事件太悲惨，连撞9人而5人当场死亡。什么叫惨烈，这就是惨烈；连赶到现场抢救伤者的民警都哭了。当看到孕妇腹部开裂而婴儿滑落到地上的新闻时，我们看新闻的都落泪了。然而我们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社会这么多的酒后交通事故；这究竟是我们中国人无知还是无畏。可当我们对全部的酒后交通事件分析后才知道，敢酒醉开车撞人的大都是我们社会的权贵们；所以这种新闻才成为社会饭后茶余的经常性新闻。

是啊！如果我们看历史，我们从内心感谢党；如果我们看党的文件，个个文件都会叫我们热爱它；但如果我们用利益来评价党的温暖，那我们这个社会也太两极分化了吧。这时我们面对这个活生生的党，使我们真的不敢轻易说爱党了；因为你爱党，而党并不爱你；也就是说，同样是党的儿女；竟然有亲疏贵贱之分。当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儿女分到疏和贱的行列，这些儿女能爱这个母亲吗；虽然感情上还有依从，但起码心是凉的。

我们的法律的确不少，但能制约腐败的法律的确不多；然而能够利用成为‘腐败’途径的法律倒有不少。我们不知是法律建设的缓慢，还是我们权力者的故意行为；我们能对制售伪劣食品者处罚其‘倾家荡产’，为什么就不能对贪官处罚得其‘倾家荡产’；这里面是什么原因，是法律‘人人平等’吗；那为什么对非官方的人就能处罚得‘倾家荡产’，而对官员却不能‘倾家荡产’；这中间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是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我们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科学呢；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吗，因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时制造了太多的不科学；而这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利益缺损，而到官员身上时又变成了利益聚集；这就是不科学在我们社会的两面性。

年年高考，我们年年炒作高考状元；为什么，实际这是一个双赢的活动。教委是为了证明高考是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中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教学质量；大学为了证明自己爱惜人才，而媒体是为了吸引人。就连高考状元的家人也有个人目的，不是有的高考状元家长还著书立说了吗。在这些共赢的纽带下，我们每年大肆炒作‘高考状元’；所以每年高考后有很长时间实际是在追逐高考状元的噱头中。然而高考状元能否能成才并不重要，因为制造噱头的人全部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目的。

今天一个MBA找我，说从统计局那里得到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远远小于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为40至45平方米；而美国人均住房面积大约为中国的三倍左右，因为他们达到了92平方米左右。我说这是我们的统计误区，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城市住宅建筑面积和实际人口；我们应该超过了100平方米。看我们现在商品房的入住率就知道我们的住房过剩，再加上闲置房；所以只是我们的统计数字的问题，还没有达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0平方米也是统计问题。

今天一位下岗朋友找我，问二次房改是不是真的；原来是近日有专家称我国应该启动二次房改了，因为住房矛盾现在很突出。如果真的启动二次房改，这些下岗人员又白白吃亏了一次。想当初企业除了把与领导有矛盾的人下岗外，剩下的就是把一些困难户转移到社会；如我这位下岗的朋友，就是在企业排队分房而十五年没有分到的人；最后下岗了，要他去找社会要房。当时他还真的以为社会解决老百姓的住房了，谁知社会商品房除了台胞买外；剩下的也都是外地老板或个体户买，就连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们；他们依然还是企业自己建集资房。所以他不明白，房改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我国的《国企高管薪酬条例》出台了，全国到处是欢呼声；然而到我单位去看看，发现老百姓很反感这个条例。老百姓说正是我国先后不断出现的国企高管薪酬统一规范，才使得我单位的高管薪酬如同火箭；有时是一天一个变化。正是在国企高管薪酬统一规范的照耀下，我们单位才真的两极分化了；因为高管的年薪都百万或千万了，而老百姓竟然还只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爬；所以老百姓才说是统一标准的薪酬使高管们受益，而老百姓却只能在最低标准工资这里受益；结果才是真的两极分化。

今天到某教委去办事，完后与相关人员谈到了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同时还谈到了现在高考舞弊的技术进步和禁而未绝。我说现在的高考又不安排工作，高考应该没有实际意义呀；所以高考舞弊应该是得不偿失吧。谁知教委的人竟然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现在的高考虽然对老百姓的子女没有好处；可对官员的子女依然是一考定终身，所以高考依然有舞弊。只是这些舞弊的人肯定不是老百姓的子女，而是未来前途无量的人。听他们这么说来，高考依然是维护权力者的既得利益；那么老百姓的高考实际是陪太子读书的游戏。

父亲节这天受几个朋友的邀请去喝酒，说是我们自己庆祝自己的节日；期间朋友们说只有姑娘才知道感谢父亲，而儿子通常是不对父亲感恩的。这时我在思考，我们中国人感恩吗；好像这一种处世哲学与中国人无关，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见到感恩的行为与思想。如果是一个具有感恩情结的人，他（她）不应该对别人斤斤计较；也不应该一味地索取而使自己的私欲膨胀。所以感恩好像的确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因为我们不会感恩。

但是我们不能混淆管理概念，因为查处高官并不等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虽然它也能对履行权力者产生一点威慑力，但它并不是‘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机制；这个概念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老百姓能证明无违法乱纪，官员却没有人能证明；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社会。

我不懂足球，但却喜欢有拼搏精神的球员；我在想朝鲜依靠拼搏出线了，我们如果有11个谭望嵩；那么我们是不是早就出线了呢。足球比赛不是靠文明能够赢的，除了技术还需要拼搏。我们在镇压暴力的舆论下，我们的足球踢的越来越文明了；可文明的足球带给我们的是永远的失败，这难道不是最可悲的吗。

我们的媒体总喜欢小题大做，把王荣的上任说成深圳市长背负怎样的期待；说实在的，当初许宗衡任深圳市市长职务时就创造了很多轰动；可最后还是违法乱纪的先锋。所以深圳代市长王荣走马上任后的‘自觉请求群众监督，狠抓清正廉洁；承诺不以权谋私’等很正常。然而我们的媒体却还是要弄出一个什么‘三斧头’效应，使我们任何新官上任‘三把火’来产生一些效应。

我不知道这些高考作文题零分作文的真实性，却总感到这些文章是对现实的不满与发泄；当然更是与我们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逆转。这样的真实如果是真的，肯定不被欣赏的；也不会允许这些个性伸展的。因为按照我们高考设计模板扣出来的“优秀人才”，绝大部分应该是“政治家”式的人物；我们的高考就是保证后继有人，所以“政治家”的模式是不会取消的；哪怕我们社会一百年都没有专业天才与人才，但‘政治家’却是我们高考引以为荣的模式。这不能怪我们社会，只能怨这些个性人才出生的时代与社会不对；这不是社会的悲哀，而是人才自己的悲哀。

综合而言，邓玉娇案作为一个标志事件的确有舆论倒逼的嫌疑；但最后我们还是以法律应有的公正来化解了。但它的确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反思，因为这些反思远不应止于法律的公正；如果我们社会没有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官员的特权；如果我们社会没有黄色泛滥成灾的话，如果我们社会没有公款消费的话；如果，如果；我们的确有太多的如果了。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如果，我们社会能产生邓玉娇案吗；这才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本质上是保证权力者成为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肯定是当官的人。然而既然当官的全部都富起来了，为什么还要“雁过拔毛”呢；不知道这种社会行为是政府的无心之过还是有意而为之，但既然老百姓是穷人；这些肥了的仆人就不应该再剥夺这些贫穷的主人呀，谁知他们竟然多多益善；永远也不罢手。所以即使是在贫困地区，“雁过拔毛”同样也能成就“富政府”和“肥官员”；当然与之对应的却是老百姓更贫穷了，所以才有“穷百姓”来与之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