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显得睿智，在解决问题时总是捉襟见肘，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往往目光短浅，马克思如是，亨廷顿也没能免俗。亨廷顿对民主化浪潮的分析与描述，对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隐忧的揭示都显得合情入理，引人深思。国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学教科书都有亨廷顿的影子，这是政治思想家的荣耀。本来，作为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在描述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但是，时间就是如此无情，历史总是愿意开玩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证明了历史确实能终结。

亨廷顿认为，一个政党能否长久，适应性是一个衡量的主要指标。在他眼里，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环境挑战越多，经历的时间越久，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适应性主要有年度、代际和职能三个方面来判定。即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的年代越久，其制度化程度越高；一个组织越老，在未来某个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衡量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亨廷顿认为苏联共产党就证明了他的结论。

讲适应性本身是对的，动物世界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是人类终归是个高级动物，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是动物世界难以企及的。人类是适应自然、适应社会很强的类群体，但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就不同了。政治组织只有适应人性才能生存和发展，反人性的政治组织只能猖狂得了一时，永葆千秋万代那是痴心妄想。希特勒的纳粹是短命的，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是短命的，他领导的政党最后以解散而终结了其政治生命。

政党的适应性取决于党内精英群体对变革的共识。苏联共产党的党内精英群体已经不想变革，他们已经享受太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变革只会使他们失去各种各样的利益，只有不变革才能使他们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精英群体变成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精英，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表面上说是为人民服务，其真实的想法却是为卢布服务。他们已经形成自我封闭的利益堡垒，他们把共产主义作为哄人民的东西，他们自己根本不信。在他们眼里除了利益还是利益，除了卢布还是卢布，他们已经做好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精神准备。苏联共产党的共识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共识，对于变革，他们不感兴趣。苏联共产党总是自欺欺人，他们总是以代表人民利益自居，总是以代表人民利益来掩盖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他们不知道，人民不是傻瓜，人民也知道共产党不会代表人民利益，也不会维护人民利益。据黄苇町先生说，苏联解体前不久，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1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1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政党的适应性取决于政党对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的有效性，一个政党要想适应环境的变迁，就必须有监控环境如何变化的能力。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适应环境的变化顺其自然而是逆自然而行，只能自取灭亡。事实表明，“政治主体对外界的依赖性越小，其适应的必然性就越小，但是忽略环境同样有长期的隐患，如果一个组织无需监测其所处的环境，它在此方面的竞争力将日益枯竭。”因此，一种恰当的反馈机制对于成功的“适应”必不可少。何谓自然？自然就是人性。何谓顺其自然？就是顺应人性，不改变人性。环境就是使人性自然长成的环境，就是通过民主宪政得以保护的环境。苏联共产党就是逆自然而行的政党，他们想改变人性，并通过专制扭曲了人性。在以恐惧为原则的专制社会里，只能是鸦雀无声，最多也是小道消息流传，这既是对专制的逆反馈，又是对专制的惩罚。因没有民主社会的正反馈机制而难以有效地控制社会。专制社会的高楼大厦总是建立在沙滩上，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浪花就会使大厦轰然倒下。

政党的适应性取决于环境本身的性质。环境本身的性质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另一个是国际的。同内的环境性质取决于民众对政治变革的支持、反对及不同类型的诉求。就国际环境而言，政党领袖与国际社会融入得越多，其所领导的“适应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接触国际环境，则几乎没有变革的可能。黄苇町说“每当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面临危机时，都有千百万人挺身而出，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化险为夷。但是到1991年，到了亡党亡国的紧要关头，当年没有因为恐怖和饥饿而离开党的人民在哪里呢？在生死考验面前奋不顾身的党团员在哪里呢？无往而不胜的红军又在哪里呢？”对此的回答是，一个对已经破烂不堪的政治体制进行修补不是改革，貌似改革不是改革，人民不支持。一个对民众的善意的诉求置之不理的政党，一个对民众的民主诉求视为敌人的政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就国际环境而言，苏联共产党是不讲人权的政党，认为人权是资本主义的破烂货，是虚伪的骗人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想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宪政以保护人权，这是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联共产党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苏联领导人接班制也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苏联政府的职能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即使这样，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共产党解散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瞬间土崩瓦解。对此有人形象地描绘道：“1991年一个萧瑟冬日的晚上，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悄然落下，一个世界北部的超级大国随之分崩离析了。”同时耳边又响起了阿芙尔乐号巡洋舰的炮声：“1917年11月7日，伴随着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尔乐号巡洋舰发出的一声怒吼，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诞生了，在这震撼世界的十天里，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体系也相继诞生。”苏联这个国家竟然没有活过八十岁，说灭亡就灭亡了。

由此可见，亨廷顿远没有哈耶克那样有预见能力，哈耶克见证了苏联共产党的生，也见证了苏联共产党的死，而苏联共产党的死，早就在其预料之中。哈氏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把苏联共产党的必然灭亡性说得明明白白。同样，亨廷顿也没有奥维尔的那种文学洞察力，用他文学的铁锤把苏联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敲打得零零碎碎。亨廷顿的适应性理论的三个指标用错了地方。他身在民主国家之中，在专制国家之外，对专制国家的评判总是感觉隔靴搔痒。在预测未来方面，亨廷顿输了。

对于缺少适应性的政党来说，是死是活还真是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的灭亡表明，一个政党的适应性不在于长短，不在于接班，而在于是否顺其自然、适应民主化潮流。在民主潮流面前，顺者昌，逆者亡，这是个经验，是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