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必须“死”，老子必须“活”

——关于中国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 黎 鸣

中国历史号称五千多年。我把它分为四大段。

第一大段是最初的大约两千五百年，包括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夏、商、周，即孔丘所谓具有“大道之行”的著名的“三代”。

第二大段五百年，大约为公元前700多年到公元前200多年，也即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

第三大段两千二百多年，大约从公元前200多年（大约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一直到公元20世纪末。

第四大段自公元21世纪开始，实际上也即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未来的某个年代。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谈到，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其实都应该是思想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突然有了一种非常清晰的中国历史划分的灵感，结果即是上述的四大段，实际上是把过去五千年的历史总的分为三大段，而未来才属于中华民族历史的第四大段。

过去五千年的第一大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混沌期，语言、文字的发生即包括在这一大段之中。这一大段的中国思想家的代表是伏羲，伏羲留下给予我们的惟一只有传说中由他所创造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七十二个“卦象”。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和周代的“周易”，全都是根据他的这些“卦象”而来，它们成了他们各代的意识形态的象征，而伏羲及其“卦象”即是它们全部总的象征，所以这个时代以伏羲为总代表。

第二大段，其实应是仅仅约五百年的一小段，它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不要小看了这一小段，它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史的“发煌期”，顺便指出，中国思想史的“发煌”也全都因应于对传统伏羲的七十二个“卦象”的解说，在所有的解说之中主要分两大派：老子的自然解说派和孔丘的天命解说派。这只是后话。正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出现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至今都不可忘怀的人物——哲学思想家，例如老子、墨子，以及事实上主宰了后来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们其实全都是天命血缘宗法人治的政治“思想”（权术——儒术）家，或曰儒家政治的“思想”（权术）家，或说得更准确一点：天命血缘宗法人治极权专制政治的政治“宣传家”、“谋略家”、“权术家”，例如孔子、孟子、荀子。

第三大段，即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公元20世纪末，甚或直到今天，这大约两千两百多年。这两千二百年又分为两段，前段两千年，后段两百年。前段是中国人文化和文明的胶着期，或历史发展的停滞期，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属于昏睡期。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孔丘所代表的儒家的政治“思想”垄断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绝大部分。从思想的意义上来说，相对于西方人，其实也相对于老子和墨子的高度的“形上”和“形下”思想的水平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向下或向后退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思想的水平距离客观世界“逻辑”的绝对的水准来说，不是愈来愈近了，而是相反，愈来愈远了。正是因此，虽然属于自然“物”的历史依然在进化，然而中国人的思想能力的水平不仅没有进化，反而更加退化，所以总的历史合成的效果，就只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严重的“停滞”，甚至变成了历史的“活化石”。后段的两百年，是西方文化愈来愈进入中国，并最后到今天，事实上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经济领域，乃至大部分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之中，惟一还依旧受到浓厚的传统儒家文化（政治）体制影响的部分就只有中国政治的领域。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实际上即是集中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的形式一直“黏连”到了今天。中国未来的历史即是要彻底干净地斩断这种极其有害的（儒家腐朽政治的）“黏连”，坚决彻底地废除孔丘及其儒家两千多年来永远不断的（天命血缘宗法人治极权专制的）政治（文化）说教和虚假仁义的废话和谎言。

第四大段，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未来的某个年代。这是中华民族从思想领域彻底地“脱胎换骨”的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将应是伟大的老子，换言之，老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的实际价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一直都被孔儒遮蔽和歪曲了，从21世纪开始，老子的形而上（而决不是他的形而下，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重要的分辨，我在今后的文章或专著之中将对此做出必要的分析）思想的伟大价值将重放光芒。同胞们会感到奇怪，老子是个古人，他怎么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下面我来作一些最基本的解释。

老子才是中华民族真正哲学智慧的开山之祖，在这个问题上，无疑胡适先生是正确的，而冯友兰先生则是极其错误的，他的哲学史著作严重误导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哲学教育，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写出文章来做出说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关于“道”和“德”的思想观念和系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同样是世界上全人类的瑰宝。可以这么说，老子既是今天中国人与自己古代文化的“桥梁”，也是我们今天中国人与西方文化的“桥梁”，同时，老子还应该是当今中国人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老子虽然是一位古人，但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关于宇宙、生命、人类的伟大的形而上的思想观念依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甚至也是对于全人类的伟大的启迪。仅举一例，西方人的逻辑学的发展已经停滞了，或者如我在拙著《西方哲学死了》一书中所说的“死”了，谁能挽救它？老子。怎么挽救？容我以后详细解说。更重要的是，老子的思想是架在全人类各民族、各国家、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伟大的“桥梁”，同时也是架在每一个中国人之间的文化精神、智慧、情感的“桥梁”。在这一点上，老子完全与孔丘相反。老子才是全人类普世文化价值的伟大的缔造者。老子主张全人类平等：“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是为天下贵”；“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

仅仅就说上述的两点：老子的伟大的“逻辑”思想系统；老子的伟大的人人“平等”的“道德”价值系统，他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永远且惟一只围绕“礼乐”（天命、血缘、宗法、人治等等）转圈子的孔丘，老子比孔丘和他的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真不知道要高超多少千万亿万倍。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言，孔丘必须“死”，如果他不“死”，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将必然“死”；老子必须“活”，因为只有老子的“思想”观念“活”了，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开创伟大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老子推上了中华民族第四大段历史的思想代表或思想旗帜的地位，这将是中国历史之中真正文化、思想的“起义”，而不是过去历史之中打着老子旗号的“农民起义”（例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虽然它们都具有“高举老子，打倒孔丘”的同样的外表，但实质完全不同。今天的“起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文化、观念、思想的“大起义”，全民族彻底灵魂的“总起义”。“起义”打击的总目标，即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的”总的“思想体系”和总的“政治体制”。

“高举老子，打倒孔丘”，“孔丘必须‘死’，老子必须‘活’”，这绝对应是当前中国文化的大势所趋，必然之势。然而显然，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中国人自身，我们必须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之上做出自身时代的完全新的创造。不会创新的愚昧的继续崇奉孔儒的中国人，将必然随着孔丘的“死—逝”去而永远地成为过去，并将愈来愈成为中国未来历史的“累赘”，新世纪的中国人将必须有意识地促使自己遵循老子的“道德”，促使自己成为有能力从事全面创新的中国人。（2009,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