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被儒家思想更具体地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愚弄了两千多年，既不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也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封建官员的可恨自不必多说，从古到今中国式官员就没几个好人，值得一说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夹在官员和人民中间上下其手，对下装腔作势为虎作伥，对上奴颜媚骨丑态百出，其中以江浙读书人最坏，江浙文人又以绍兴读书人为坏中之坏，心黑、手狠、脸皮厚，卑鄙无耻的无以复加。

绍兴户户池台，小桥流水，然而表面上的风光和文明，却掩不住背后的血腥和杀气，每一块砖就附着一个冤魂，每座桥就是一座见证历史罪恶的耻辱柱。风光旖旎、文气幽香的绍兴，桥底下流淌的不是水，是劳动人民的血和泪。绍兴师爷和贪官污吏、地主奸商们狼狈为奸，干尽了世间最肮脏的交易，完全可以这么说，一部《绍兴师爷》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缺德罪恶史。

鲁迅把中国知识分子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类知识分子，“虽或为一个资本家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告诫我们，这种知识分子一旦倒霉，万万可怜不得，要像痛打落水狗那样狠狠地揍他。鲁迅实际上还是小看了他们，他们岂止有狗性，分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当年挨整的时候，老百姓可怜他们，冒着风险救助他们，可如今他们还阳了，不思报恩，却恶狠狠的反咬一口，非将工农置之死地不可。古人说，最毒莫过妇人心，此言差矣，中国社会最毒的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恩将仇报，狼心狗肺。相比而言，梁实秋背个狗的罪名就有点冤，梁实秋充其量只能算个跟资本家叫春的猫。
　　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卫道士，也可称作伪道士。这类知识分子装人像人扮鬼像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今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并非全是当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走资派，还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左派和文革中的“三种人”。这些人极善投机钻营，一夜之间就能提高觉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些人分布极广，博客中国里有，博客日报里有，凤凰网里也有。都说资本家脑袋瓜聪明，我看未必，像这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儒他们也敢相信，倘或有一天，城头变换大王旗，第一个出卖资本家的，肯定是这些人，而且整治资本家的手段比谁都狠。

提到这些人，身为中国人的我就会脸红，替他们脸红，你说他们咋就那么容易觉悟呢？而且还总是中国社会里率先提高觉悟从而得到教育别人资格的群体，反右时他们率先提高觉悟，文革时他们率先提高觉悟，批林批孔时他们率先提高觉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率先提高觉悟，揭批“四人帮”时他们率先提高觉悟，改革开放时他们率先提高觉悟……虽然永远都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可人格还有高低之别呢，他们在文章中喜欢这样描述自己：新时代的弄潮儿。翻遍辞海，只有“变色龙”这个词汇对他们最合适了。

第三类是帝国主义豢养的帮闲文人。这类知识分子又分两类，一类是自家帝国主义的帮闲文人，古代很多，最有名的帮闲文人当数李白，作了很多诗孝敬杨玉环，然后得一千两黄金吃喝嫖赌。这件事李白颇是引以为荣，逢人就吹嘘，千金散尽还复来。看似美谈，其实是不要脸。卖文求荣，一个世界级文豪肉麻的拍皇帝老婆的马屁，真无耻到了极点。也难怪后来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没出息，有这样的模范老师，学生还能往好草上赶么？谁不争先恐后比学赶帮超呢。
　　给皇帝老婆拍马屁的不止李白一人，还有汉朝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汉朝的白居易，善长琼瑶文字，你哝我哝，心疼肉疼。卓文君是小资女人，夫新亡、霜居娘家，司马相如一曲多情的喇叭，就吹开了小寡妇的心扉，夜半无人，偷出家里的钱跟司马相如私奔去了四川。匆忙中偷得钱少，加之生活腐败，很快陷入金融危机。逼得没法，当垆卖酒，实际上是司马相如用老婆的美色作诱饵。中国知识分子动辄自我表扬：高风亮节，义薄云天；动辄教育天下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哟哟，我的儿，风大，可别闪了舌头。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如今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升官发财，干脆就把老婆送给别人。不然你尽管调查，官场里但凡做了官的漂亮女人，十之八九是床上培养出来的干部。值得肯定的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些美女升官之后，要么把老公或曰“恩公”也提拔起来，一同风光或行走于上书房；要么在商场上给“恩公”大开绿灯。至于“恩公”找情人泡小姐，眼睁眼闭的事，反正大家都是鸟人，何必计较裤裆干不干净。纵观今日中国社会，如此吃软饭而能心安理得的，唯知识分子群体尔。

另一类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帮闲文人。挨个量量，最佳人选是胡适，日本人侵华他大唱赞歌。胡适虽已作古，但阴魂不散，搞的中国社会乌烟瘴气，那些牛头马面的东西，或出没于网络，或出没于报刊杂志，电视台更是当作宠物般珍视。等而下之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名字满有人味，可名字有人味就能证明人也有人味么？屈身一嗅，阿——呸！满身日本女人的臊味。枕风吹得骨头软。再等而下之的是周佛海。周佛海也是文人，而且是了不起的文人。在文采和理论方面，中国能出周佛海左右的还真没几人，在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李大钊和陈独秀怕也要望其项背。因之，周佛海被选为中共一大代表。
　　此周不能彼周比。周佛海的一生都在跳槽，朝秦暮楚的同时，还不忘记脚踏三只船，这边给日本人办事，那边跟国民党勾勾搭搭，脚底下还不忘给共产党暗送秋波。然而共产党怎么会信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倒是蒋介石“大人大量”。抗战胜利后一纸诏书免了周佛海的死罪。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主席蒋中正。”服气，周佛海凭地本事，想来，汉奸当得越大就是安全。在此鼓励小汉奸们一定要加油干，努力成为大汉奸、名汉奸，不管将来有什么风吹草动，定保得性命无虞。
　　第四类是鲁迅这样的文人，他们关心民间疾苦，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们勇于解剖自己，能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这类知识分子有两种表象，一者如杜甫，寄希望与体制内解决社会矛盾。另一部分则成了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式的造反派，抛开体制的束缚，另起炉灶。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从毛泽东对付中国知识分子的手段上看，他肯定比鲁迅认识的还要深刻。绝非蓄意诬蔑，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不讲道义和最没有自知之明的群体，你整他吧，他一幅活不起的三孙子相，那幅可怜吧唧的模样，足够让你落泪；可你要是尊重他抬举他，非蹬鼻子上脸不可。有个网友的话入木三分：文人别得地，得地就起屁，起屁就挨打，他还没脾气。

人格上不合格还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最可恨的是他们对底层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他们紧紧的依附于官僚集团，用儒家文化这个精神鸦片麻痹人民。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一方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给自己树碑立传，另一方面又跟贪官污吏地主奸商沆瀣一气，大搞愚民政策，用儒家的礼治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在青少年的教育上，他们严禁学生自我思考，任何试图标新立异的想法，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们强制学生必须完完全全的贯彻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小就树立羊的意识，这样在学生们长大后，就可以任由他们宰杀。

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次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尝试，中国的底层社会，第一次体悟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个人权利。虽然文革最终结束了，但文革所带来的精神价值，必将在中国社会里永存。因为文革，中国的底层社会彻底的觉醒了，也许底层社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但底层社会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毫无生命意识的任人宰割了，无论是哪个强势的阶级或群体，都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公然蔑视底层社会的存在。并不否认，少数强势者统治绝大多弱势群体的事实还将长久的持续下去，但是，当弱势群体呼声高涨的那一刻，借他们一个胆，也不敢动用高压水枪。

另外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中国底层社会认清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指望他们给自己带来民主，不啻于一大群鸡寄希望与几只狐狸帮自己维权。受儒家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性格两种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半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很难演化出一个人数众多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从杭州飚车案和副县长女儿暴打同学等一些列现象上推理，90后一代绝对不可能从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与他们的父辈划清界限，他们肯定还将延续并维护父辈拼死维护既得利益的观念和观点。也就是说，在90后一代接过父辈的权柄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更加欧洲化，但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方式还将是中国式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悲观，至少，经历了改革开放与文革的底层社会，已经学会了用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方法，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弱智，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来挽救自己的命运。他们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但他们却可以改变自己，这个改变就是，任你忽悠我，我绝不忽悠你，除非你能给我看得见摸得找的实惠。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文革还是改革开放，肯定都将予以重新评价，这个评价应该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并非十全十美，文革并非一无是处。虽然我并不认可文革，但我要说的是，从启迪民智的层面思考，文革付出的代价无论多大，一个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