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章：论“投稿、投搞、偷稿、偷搞”

作者：李绍章 2009-6-23 22:02:31 发表于：博客中国

我这人，性格内向，喜欢安静，好写不好说。一肚子的坏水、满肠子的牢骚，更愿意用笔记下来，用键盘敲出来。这并不是说，我的口头表达有什么障碍，相反，论口才，我可能会绝对地盖过一些名副其实的演说家和最佳辩手，哪怕是撕破脸皮耍了无赖，我也不肯在嘴巴上轻易认输。可是，让我头疼和心痛的是，虽然好写、愿意写，天天惦记着写、写、写，但真要提起了笔，我又仿佛猥琐得很，用尽吃奶的力气也难以写出足以自慰的文字，真是讨厌死了。

不过，我这人有个致命的优点：天生不怕出丑。因而，一旦有了意念，就偷个空，勾画出来，然后公开亮相，裸笨于互联网络和各色报刊，俨然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学生时代，毕竟幼稚，不太懂事儿，一有烂文章，马上一稿无数投，作出超级标准的恳求状；毕业之后，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当起了老师，以法学者自居，成熟老练，稍一装扮，摇身一变，就铸成了大腕，终于不再那么天真和烂漫。于是，不论写的文章再垃圾、再经典，也不论超载五车，还是塞满八斗，我也坚决不投稿。宁可当废纸一把火烧了，也不能跌了架子、丢了面子、毁了我这张老脸。六年来，我绞尽脑汁地摆出了好大好大的架子，坐等真正有眼光的编辑记者来约稿、要稿。几乎所有的编辑部都在共唱同一首歌：“欢迎来稿”，而作为底气十足的大腕儿，我却无声回应：“欢迎来要”。

厚着脸皮装大腕儿，原本打算先撑个五年再说，没想到预期届满，还想延长一年。因为，好多既有眼光又有前瞻力的编辑记者，确实读懂了我的无声回应，给足了面子、捧够了场子，让我过了一把又一把的“大腕儿瘾”！不仅满足了我这份膨胀的虚荣心，而且还给我送来了一大堆的实惠：每学年的科研工作量考核，我总是绝对超额完成，还可以拿高分、中大奖，领回一叠现金，捏在手里反复点来点去，吃肉喝酒，尽享美色，风光了一年又一年。粗俗而糜烂的生活，叫我越来越发福，肚子大了，腰杆也挺了，不用特意打扮，随便一穿，就是天然的大腕儿。虽然年仅三十五，但不少女人非要拍马屁，一个劲儿地夸我很男人，越看越像五十三。

既想虚荣又要实惠，装了六年的大腕儿，“你不来要，我绝不去稿”，结果，虚荣有了，实惠也来了。看来，我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这话不是不讲道理。试想，作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大腕儿，我凭什么去投稿？大凡是个腕儿，纵然臭如一坨狗屎，也总会有成群的苍蝇扑上来，叮过来咬过去，惟恐少啃一口，吃了大亏。更何况向来有洁癖的我，还不至于沦落到散发那种味道的一坨动物大便。因为，把话挑明了，我这个腕儿毕竟是装出来的，大师大学者模样的架子也是完全依赖我天生就有的仿造技术。所以，给足面子的约稿者绝非冲我排场而来，这些真有眼光的智者兼好人，只不过是很有前瞻性地助我长大成人而已。诚然，我也会心怀感恩地难忘此情，因为至少说，这让我免去了投稿带来的面子尴尬。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儿晕，脸也快红透了。

然而，我却不反对投稿，更没有对投稿者夷然不屑。再怎么说，我也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六年以前的日子里，只要我能写出来，不管长的短的，香的臭的，绝不锁在抽屉里任其发霉，而是抱定不厌其烦的态度，从中央到地方，挨家挨户送上一份，全然不顾后果，爱咋地咋地。如今我做起了大腕儿，不投稿已好久了。但我的投稿思想始终没变，多写多练笔、多投多发表，这是我一贯的劝学法则。不想当腕儿，就要老老实实地投稿。“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先要有超越梦想的志气。

不过，投稿有投稿的原始品味和单纯规则，这个是万不能丢的。所谓投稿的原始品位，就是投稿人与用稿人之间的纯粹法律关系。按照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投稿中的“投”应为寄、递送之意；投稿中的“稿”应为文字、图画的草底。顺着这一思路推知，作为文字、图画的草底，可以通过邮寄或者递送的方式，到达报刊杂志社或出版部门，然后依据正当筛选规则决定是否采用或发表。这一原始品位使投稿人与用稿人的交往止于法律关系，不应搀进其他杂质。所谓投稿的单纯规则，显然是由双方法律关系的原始性质决定，即投稿人与用稿人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规则，除此而外，通常不应有其他规则介入。

能够体现投稿的原始品位和单纯规则，这就是最规范、最讲究的投稿行为。可是，在投稿用稿的关系运作过程中，有人偏偏不玩这种枯燥又无聊的法律游戏。把投稿中的“投”解释为投机、钻营，把投稿中的“稿”也异化为“搞”。于是，受这种跑偏思维的操纵，玩起了“又投又搞”的投搞游戏。

投机取巧、投机倒把，投得无法无天、无所不为；搞这搞那、搞来搞去，搞得不干不净、不成体统。这种又投又搞的花样动作无孔不入，稿子的炮制阶段就开始投机和乱搞了。时下，所谓的学术论文，其成果的认定和评价多以长相与外表论。或者至少说，只要长相和外表嗑嗔得说不过去，思想和内容再有灵光，也没资格称得上学术论文。于是，学术论文格式化的臭毛病就不约而至，并由剪刀浆糊时代成功过渡到了复制粘贴时代。借助这种简单的手工劳动，拼凑炮制一篇像模像样的格式化论文，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自己亲自动手拼拼凑凑，尚算是勤劳文明的。比这更说不过去的，当属那些贪婪、无耻、霸道的主儿。先甭去提找抢手、买论文的那点破事儿，单来说说诱骗与强占。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明文：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的，均不视为创作。著作权法也有明文：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是著作侵权行为。可是，有些当教授的、做导师的、掌权力的，却目中无法，对此规定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给学生、下属稍微布置点儿任务、解答点儿疑问，或者让出自己的空调办公室、闲置的电脑，就想着法子挂名，还要耍大牌、装大腕，尊姓大名赫然署在前头，心安理得。在一团糟的学术市场，面对各色滑稽万象，这种诱导性投机，还算不上真正恶心。更为无耻的，非抢夺、强占者莫属。在这种学术霸王眼里，学生、下属就是导师或领导的无价劳力，且必须言听计从、顺顺贴贴的。尽管著作权法规定，“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然而，在强势群体面前，这一条文似乎只适用于权利享有，而失效于责任承担。于是，哪怕是闹出了版权丑闻，学生或下属也甘愿主动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牛羊。“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敢于叫板、抗上和踢馆的，寥寥无几，极为罕见。可见，这种诱导性或强占性投机，也不能只怪导师或上司。作为学生或下属，打的多是利己算盘，与其导师或上司如出一辙，都是投机型材料。更有甚者，为了捞好处，如评职称、升官位、拿奖金、找工作、考博士等等，还主动为上级或导师写文章，或者自己创作署上这些利益施予者的姓名合作发表，用文章来拍马屁、送大礼，点头哈腰撅腚，互相利用，各得其所。虽然最高法院著作权纠纷解释规定，“由他人执笔，本人审阅定稿并以本人名义发表的报告、讲话等作品，著作权归报告人或讲话人享有”，但这只是为领导人讲话或报告专辟司法解释，以确保大人物所谓文选、选集、单行本等作品版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非鼓励领导霸占下属作品，也非鼓励下属利用文章行贿。

稿子炮制出来之后，发表过程也要脱离法律规则，让潜规则大行其道。长期以来，一种叫做“投稿软骨症”的毛病流行于投机者群体。知识分子，本应该要有点风骨的，但总是有些人不守规矩，患有“投稿软骨症”，悄悄的，自己知道也就罢了，但非要在报刊杂志社面前炫耀不停，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这种跑偏的非单纯关系，着实宠坏了不少编辑部。这不，越来越多的编辑部挂上了医院的门牌，编辑们个个摇身成了名医生、好大夫，专治投机作者们的“投稿软骨症”，治疗的灵丹妙药就是“办刊收费”！[注①]患病作者交了钱、汇了款、转了账，轻信治疗的效果自然是神奇的。但编辑部毕竟是编辑部，没有医疗资质乱行医，终究是治不好病的。于是，办刊收费越盛行，“投稿软骨症”患者也就越多，蔓延和扩散的速度绝对远超过甲型H1N1流感！

办刊收费，宰的多是一些小牌、小腕儿，总体上是小鱼小虾的少儿游戏。因为，时下的学术评价机制腐朽无比，科研考核是机械量化的，职称评定也是极端依赖论文数量。一般人无法达到“坚决不投稿”的那种克制，也不愿冒险牺牲自己的“学术前途”，只好迫于制度压力，加入到鱼虾游戏。投得更厉害、搞得更大的，是那些大牌、大腕儿。无名杂志和小来小去的期刊，这些腕儿是看不上眼的。而大牌期刊和大腕儿杂志，又未必看得上这些“学术大腕儿”，甚至可以说，中国目前根本不缺学术大腕儿，一抓一大把，连我这种乳臭未干的小毛毛都动辄标榜自己是大腕儿，更何况那些数不清的过来人了。与此相比，期刊大腕儿却没几家。于是，大投大搞的机会就自然来了。金钱交易、物品交易及包括女色在内的非物质交易，如旅游、博士点硕士点评选、交换文章、自己的学生就业利益等等，就像五星级酒店的一道道菜肴，陆续端上了餐桌。

当然，无可否认，也有一帮伙计，学问上也能亮出一两把刷子，稿子确实由自己创作，一板一眼，很像那么回事，但在发表渠道却又投又搞的，往往夜不能寐，寻思着怎么才能让投的技术、搞的花招更上两层楼。很不检点，同样不可饶恕。

买一点儿、借一点儿、抢一点儿、占一点儿、蹭一点儿、戳一点儿，总算明摆在桌面上，至少还存在一个有交易基础的相对人。龌龊不堪的是，有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不买不借、不抢不占、不蹭不戳，而是动起了偷盗的脑筋，此所谓“偷稿”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抄袭、剽窃的文贼却似乎越来越猖狂！从教授、博导、院士、校长一级的大贼大盗，到学生、徒弟一级的小贼小偷，应有尽有，一抓一大把，两抓两大把。盘点一下，偷稿的，大概有这么几种货色：死活写不来文章，压根就没有研究与写作的才份与训练；懒惰不写，好逸恶劳，只好偷点摸点；虚荣心作祟，求多、求名、求利，利欲熏心；自作聪明，以为别人都瞎眼看不见、逮不着；明目张胆，有恃无恐，以为学术环境“天下文章一大抄”；合作者偷了，自己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也活该活该，应认定为偷稿的共犯，一起倒霉。

偷稿的，有小偷小贼，如学生忙于就业找工作，无暇写作，为了毕业谋生，想着法子偷点儿；有大贼大盗，占着校长位子、顶着博导帽子，扛着教授旗子，又是专家又是名师地抛头露面，甚至还抽空去给中央领导上上课，结果也是不要脸不要腚，不惜一切代价，挖个地洞，钻个窟窿，偷人家辛苦写好、发表好的现成文章，公然署上自己的恶名，毫无廉耻地出版发表，甚至还有本事骗倒所谓的“三大刊”！

在我国著作权法上，偷稿的专业术语叫做“剽窃”，并将“剽窃他人作品”列为侵权行为之一。其实，版权法上所谓“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也算是偷稿行为。单是“偷”，已经够恶劣了，但还有一些巨无耻、巨无霸，能耐无比，又偷又搞，即所谓“偷搞”也。这些人不仅偷别人稿子，而且还玩尽所有花样，绞尽脑汁地搞关系、搞交易。可以拍板说，这是学术作品创作与传播市场上最严重的盗窃、贿赂、内幕交易行为。更有甚者，偷搞行为已达到团伙作战的地步，有的是学术课题组组团行窃，有的则是夫妻共谋，两口子同舟共济，合伙偷窃，协力搞鬼。一旦露了马脚，出了事情，要么步调一致地矢口否认、宁死不认，要么异口同声地叫苦喊冤、扬言告状，好不滑稽！

投机取巧、投机倒把，搞这搞那、搞来搞去，这根本就不是人干的事儿。作为有头有脸、有鼻子有眼的学人，多被高看为有教养有学识的文化人，不应只去倾向性地冤枉学术体制和环境，把过错与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仿佛是满脸的无奈、一身的无辜。应当自尊自重，自觉表现学者的斯文与端正，以不负人们先入为主的正面印象。自己要是确实无心又无能走正路，也别拿一副贼眉鼠眼的鬼祟小样，夹着尾巴去钻那歪门子、邪道道，自取其辱，臭名于圈内圈外。实在没辄，就老老实实学学我，不时泡上一壶淡茶，冒上一支香烟，装装大腕儿，拿拿架子，没准儿会有上门的。要是连大腕儿这种低级角色都伪装不成，就干脆别在学界丢人了，卷起铺盖走人是上策。但蹊跷的是，恰恰总有这么一小撮，也许是一大堆，不仅趴在地上打滚放赖，撵也撵不动，而且依旧如公鸡一般，昂首挺胸，活蹦乱跳，为投稿和投搞呕心，为偷稿和偷搞沥血，神人共见，认准了萝卜，给个筐都不行。已经出生的孩子，是塞不回子宫的。投机的和乱搞的，照样热火朝天，扫不完、除不净。

想到这些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我不禁怒发冲冠，气鼓的俩眼蛋子也差点儿迸了出来。火力之大，绝对能够煨烂十锅老鸭汤！简直快要疯了，我！

不，已经疯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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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关于办刊收费现象，我的师兄、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长秋先生，一直坚持研究和批判，创作了系列研究成果。详细可参见刘先生的法律博客“学术规范法评论”，地址为：http://xueshuguifanfapinglu.fyfz.cn

2009年6月23日晚于上海
（全文5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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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男，汉族，中共党员，水瓶座，O型血。山东沂源人。现于上海政法学院任法学（民商法）讲师。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散文、学术随笔近100篇，以“土生阿耿”网名发表网络作品300余篇。在1000多家网站是注册会员，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等门户网站、中法网等法律专业网站、东方法学论坛、勺海论坛等校园网共计20余家网站论坛斑竹；在几十家网站开设个人文集或者专栏或者被聘为特约评论撰稿人；在新浪网、中国博客网、天涯社区、正义网、法律思想网等几十家网站开设个人博客；被福建法律网、中国教育博客网等网站聘为顾问。曾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新京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电台等媒体采访，2006年与同事一起状告铁道部“站票座票一个价”案，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并入选《法治影响生活 2006中国法治蓝皮书》“人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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