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能救中国“三农”吗？？？

——“两会”之后，谈农资营销（写于2009年3月）

● 熊兴平

原载于2009年第7期《农资与市场》“行业直击”

缘起：三农问题与政治化倾向。

（2009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了，作为农民，该干啥还是干啥。两会代表不认识农民，农民也不认识所谓的两会代表。代表说代表的，农民干农民的，好像井水与河水一样，各有各的区域和位置。

作为从事农资营销的农家子弟，熊兴平曾经有过一次投票的经历，那就是13年前在读高三时候投票选举镇上的镇人大代表和镇政协代表，此后就一直没有与政治打过直接的交道（没有投过选举票，也没有见过所谓的“代表”），虽然熊兴平对政治是非常关心和热衷的。

在世界上，仅仅且只有中国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特别的政治话题来对待，并且与城市问题、工业问题和工人问题相提并论，而在国外根本不存在这种区别和差异，也不存在单独的三农问题。例如，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或者欧洲讨论三农问题。

现象：传统农民在减少，传统农业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中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农民？这个问题恐怕连官府也无法准确地回答。有人说9亿，有人说8亿，也有人说7亿，还有人说6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真正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在不断地减少。这一方面缘于社会进步发展，农民转行转业在增加，逐步被城镇化；另外一方面缘于从事种植业无利可图，甚至是亏损（明亏或者暗亏），无法增收的农民迫不得已离开土地和庄稼，不断地寻找新的乐土和家园。

传统农民在减少，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次同时，我国的新型农民却不见增加，特别80后的新农民并不多，种植业成为夕阳型行业，老人、妇女和儿童仍然在农田里坚持和守望。与其说从事种植业是一种职业或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百无聊赖后的被迫选择。对于许多农民而言，不种地，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因此，种地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更是一种“伪选择”，充满无奈。熊兴平认为，如果放弃也是一种选择，那么进城务工的农民，则是做出了较佳的选择，他们误打误撞地跟上了时代前进的趋势。

问题：“一号文件”能救三农吗？

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关系到你。至今，很多城里市民（更不用说农村的农民了）都分不清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和官府会议的差异性质和职责范围。但是各种性质或层次的政治会议，几乎都会涉及到三农行业。根据统计，涉及到三农行业的国家级政治文件，在15件（年）以上；其中以三农为核心的“一号文件”，连续6年列为头号内容。但是三农因为一号文件而有所改观吗？农民因为一号文件而增加收入了吗？答案是“没有”。

因此，把三农的希望，寄托在“一号文件”上，是不靠谱的。可是，很多人却总是抱乐观态度，认为“一号文件”能救三农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事实却不如大家所愿，甚至背道而弛——在政治上越来越高调乐观三农行业，在经济上农民利益越来越不容乐观。

事实上，中国一直有一种倾向——“把三农问题政治化”，把三农问题当作“基础问题”，被上纲上线，动辄牵扯到政治的高度上来。结果在政治上很高调，在实际利益上却很低迷，农民的收入甚至是疲软不振。

因此，“一号文件”可谓好心办坏事，帮倒忙，往往把三农问题复杂化了，也政治化了，而这与市场化趋势背道而弛——在市场经济中搞政治导向，牺牲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也搅乱了基层农民的思维方式，导致农民对“一号文件”心存幻想，过于依恋土地和田园，而没有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真正出路。

那“一号文件”本身就说明中国三农问题的政治化的错误倾向。熊兴平认为，三农问题，首先通过市场化途径来解决，然后在农民赢利的前提条件下再进行适度的行政保护。

分析：市场化下的农业，容不下这么多农民，农民应该分流。

其实，让这么多农民来种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没有选择下的选择,实属无奈之举。一个和尚吃饱，两个和尚吃半饱，三个和尚都吃不饱。种植业的过度竞争，导致所有的农民都无法赢利。同时，对于中国官府而言，种植业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农业，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农业——农业还解决了就业、社会保障和安定团结等政治任务，所以农业承担了本不应该承受的政治之重，这是农业的份外之任务，是额外的负担。

如果中国的第三产业发达（例如服务业、商贸业、流通业等等），那么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就业，让更少的农民去种地。沿海的第二产业也吸收了很多农民工。只有解放出一大部分农民，才能让一小部分农民生活得更好。这是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更是许多农民的未来出路。

所以，让政治的归政治，让经济的归经济，让农业的归农业，让农民的归农民，不要把农业问题政治化，不要把市场问题计划化，不要把三农问题复杂化。政治问题，通过民主途径来解决；经济问题，通过市场化途径来解决；农民的问题，让农民自己来解决，而不是官府来强制包办或行政命令。相信农民，就是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就是相信自调节和自组织。因为市场经济不是混乱无序，而是协调自序。

建议：思想转变，官府转换，农民转型，农村变革。

对于某一个体农民而言，要致富的办法有万千条；对于全国农民而言，要在总体上富裕起来，熊兴平认为，需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变。

1、全民思想转变。全民要在心理上接受适当的高粮价，使农民在种植业上有造血能力，让耕者能得利，至少不能让种植业亏损，不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城市里市民的低成本生活；

2、官府职能转换。变管理指导型官府为协调服务型官府，不要插手农民的种植问题，不要干预农民的经济选择，不要硬性规定土地的农业用途，让农民根据市场调节来自由选择，不要把粮食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熊兴平认为粮食问题是个纯经济问题）；

3、新时代新农民转型。农民应从传统守旧的旧农民逐步成长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做出自己的种植选择或不种植选择（抛荒、转租、出让、变更或者出售），农民逐步分流分化和分级，最终剩下1—2亿种植型农民为宜；

4、新农村新变革。新农村建设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逐步取消或者消除，实现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一元化格局，形成城市与农村能自由出入淘汰机制，最终实现全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区域无差别和无歧视待遇。

展望：农资市场的旺盛需求与营销的农民导向。

只有实现农民的富裕，才有真正的国强民富，否则都是虚假的繁荣或者泡沫的膨胀。只有农民富裕了，农资市场需求就旺盛了，农民自然再生产就积极了，农业再生产投资就扩大了，农资市场的蛋糕就被做大了，市场需求就被激活了，农民的各种需求就被生产厂家重视了，农民的利益就被厂家奉为营销的第一口号了。这样，企业的营销就必然以农民为导向了，否则就被农民用脚投票——被踢出局了。

原载于2009年第7期《农资与市场》“行业直击”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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