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济一堂，外冷室暖

12月13日下午3点，我准时来到位于佟麟阁路上的"三味书屋"，发现二楼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在我之后还有人陆续到来，他们只能站着听了。

已经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同时也是《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的杨继绳老先生，这次是就他在香港出版不久的新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做讲座的。

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重大的饥荒事件，上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但是一直以来，"天灾说"主导着饥荒的成因，"三年自然灾害"成为官方和社会主流说法。

但杨继绳根据他多年来对此事件的广泛调查，发现"天灾说"不能成立，"人祸"才是导致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杨继绳为写此书，走了中国东南西北十几个省，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原始资料，倾十几年心血，终成鸿著。此书八十万字，上下两卷。

煌煌巨著，历史丰碑

上卷是大饥荒的横切面。依次评述了河南、甘肃、四川、安徽、吉林、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云南、河北、贵州十二个省大饥荒的具体史实和不同特点，河南、四川、安徽、甘肃为什么饿死人更多，和当时的领导人吴芝圃、李井泉等人的个人选择有直接关系。吉林的饥荒相对轻一些，也和当时的领导人既不想违背上意，也不愿过分伤害百姓的走钢丝心态有直接关系。还有一章专门介绍了大饥荒时期的城市生活和高级干部待遇，揭示了毛泽东困难时期不吃肉，以素代荤的真相。

下卷是大饥荒的纵断面。逐一分析了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统购统销、社会控制、共产主义信仰到中共党内高层的决策机制和内部状况对大饥荒生成的影响。虽然当时各省表现不一，但灾难的根子在上头，在制度。如果不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到处修水库，深翻土地，下面也没有必要搞浮夸，高征购。如果不是毛泽东整彭德怀，中央其他领导人为虎作伥，下面也没有机会把说真话的干部统统整下台。如果不是建立由国家机器控制一切的极权制度，对农民采取专政手段，为制止农民逃荒打人动刑，几千万饿死的农民也不会求生无路，逃命无门。

杨继绳举例说，在当年的信阳地区，向外求救而投递的邮件全部被阻拦，共计12000多封。那些没饭吃的人只能坐等饿毙了。有一些群众坐在当地的粮库前，哀哀呼号：毛主席、共产党来救救我们吧！但由于好大喜功，遮盖真相，那些粮库里的粮食最终没能被分发去救人之命。

中国的大饥荒，上承苏联1929年乌克兰的大饥荒，下启1970年代末红色高棉制造的大灾难，都是同一体制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人，相信了官方的宣传，把三年困难的原因归为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杨著如实地澄清了这些谎言。苏联没有逼债。这三年从气候上讲也是正常年景。杨继绳先生的父亲就是1959年饿死的。但他本人也是多年以后，才接触真相，从而走向大彻大悟。

民主启蒙 润物无声

在讲座中，杨继绳感慨地说，自秦朝建立大一统的中国以来，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只是到了新中国才真正实现，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天下已没有宋江等人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了。

听到这里，同去的元林兄在底下嘟囔着说，"岂止没有梁山水泊了，连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都无处寻觅了！"

杨继绳还深入剖析了新型极权统治对人性的摧残：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埋头签名的杨继绳先生

据杨继绳讲，《墓碑》出版后，迄今为止他没有遭遇任何麻烦，倒是有一个地方的教育部门极为搞笑地将此书和"黄色书籍"并在一起，"要求依法查堵，一经发现，立即收缴上报"。

最后回到当下，杨继绳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上层建筑还是计划那一套，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而稳妥地朝着宪政民主的方向迈进。

散场后与老前辈兼老乡杨继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