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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必须下大决心铲除儒家传统?

——西方传统神变人(活人),中国传统人变神(死神) 黎 鸣

为什么西方人为了发展文明必须继承传统,而中国人为了发展文明却只能下大决心彻底批判传统并彻底反传统、铲除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即一个民族的全方位(言、行、思)的历史惯性,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要害之一,即在我今天文章的副标题之中:西方传统神变人(活人),中国传统人变神(死神)。

西方文化的传统,始终在把神变成人,变成普遍活生生愈来愈趋于相互平等的人,从而促使人们把关于神的众多设想(例如上帝的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智慧愈来愈变成了人们普遍(科学学术、社会技术、文化艺术)的智慧;正是因此,历史之中西方人的智慧之树始终都在不断地发育、成长、高大起来。

而中国文化的传统,严格地讲应是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却完全相反,始终都在把少数死人变成神(圣),从而是死神(圣),是历史中极少数死人变成的完全僵死的死神(圣);正是因此,历史之中中国历代活着的人们的信仰、知识、智慧、文化和文明却完全都被僵死、腐朽、陈旧、过时、愚昧、无知的极少数死神(圣)们封闭了、禁锢了、摧毁了,而中国人也愈来愈固化成相互永远不平等的人。像中国人这样活人始终都被死人束缚的民族,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成为愈来愈智慧的民族吗?可能吗?显然不可能,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因为中国人的智慧之树(在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长期以来的垄断之下)早就由于那极少数死神们的禁锢,而几乎已经完全停止了发育,更何谈什么有可能成长和高大起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不彻底铲除(儒家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人的智慧之树,基本上就是被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彻底地砍断了,甚至都被彻底地刨了根了。简言之,儒家文化传统实质上即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智慧之树的“死神—魔鬼”传统。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想,如果西方文化从来甚至永远都不与中国人接触的话,将会如何?那么中国人就将永远地都只会惟一坚持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到自己的死亡,中国人就将永远地丧失任何一点文明发展的希望,乃至最终彻底地成为蚂蚁人国,蜜蜂人国,或者说得让中国人“自豪”一点,即所谓孔子圣人的儒家“文化礼仪”(愚人)之邦。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人权、宪章、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科学,普世价值,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丝毫都不怀疑,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将会使得中国人永远都只能拥有如此必然悲剧的下场,这实际上也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真实而本质的状况。只有儒家的白痴们才会对如此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本质永远地熟视无睹,永远地麻木不仁,永远地孤芳自赏,永远地妄自以为只有中国人才是几千年来的天下第一,永远地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实质上即是专门制造东方无知、无能、无耻的蚂蚁人国、蜜蜂人国的历史悠久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迷幻毒药),是悠久了两千多年还依旧阴魂不散的“文化”恶性肿瘤。

西方人的神是上帝,是一个完全的抽象,它抽象了什么?它抽象了一切人类的优点、理想、希望。它全知全能,无所不能;它自在永在,无所不在。说到底,什么是神?神,上帝,其实就是人类设想的最真、最善、最美的“人”。每一个西方人,自小就崇拜神,上帝,自小就把自己的人生同这个最真、最善、最美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小就在自己的心中与它对话,听从它的召唤,把它当作自己永远追求的终极——信仰的终极、求知的终极、挚爱的终极。正是因为这样,抽象的上帝,上帝的抽象,西方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了其他人类,包括东方人类,尤其中国人类至今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中国人的神(圣)是历史中具体的人,是一个个完全的具象,是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抽象的具体的人,虽然不乏想象,但所有的想象全都被历史中留下记忆的文本限定死了。中国人的“神”(圣)完全被历史中具体的人限定死了。不要说不可能是最真、最善、最美,甚至都根本说不上是真,说不上是善,更说不上是美,因为所有这些概念全都需要经过高度抽象思维的过程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中国儒家的神(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尤其是孔子,这种把人变成神(圣)的习惯更推广到了佛家和道家,佛家的神是佛陀——释迦牟尼等等,道家的神是道德真君——老子等等,也同样都是历史中具体的人。这种把具体的历史中的人变成神(圣)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抽象的思维能力,久而久之,这种传统便严重地取消了中国人抽象思维的能力,更严重的是降低了中国人对于真正的(最真、最善、最美的)“人”的追求的标准。西方人追求的“人”的标准、楷模是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永远最高尚、最抽象、最丰满、最道德、最智慧的“人”;然而中国人追求的“人”的标准、楷模是两千多年前早就已经腐朽、僵死,而事实上也早就已经变得陈旧、过时、愚昧、无知的孔子等具体的历史中古代死人的偶像。如此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变得聪明起来呢?再说,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是完全抽象思维的境界,而丧失了抽象思维能力的中国人,基本上就等于丧失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本身。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我们所用到的哪一个真正对全人类普遍有价值的抽象的概念(电磁、力、信息、能量、质量、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基因、夸克、平等、民主、客观、主观、必然、自由、绝对、相对、先验、超验、唯心、唯物、本体、认识、分析、综合、归纳、概念、范畴、逻辑、普世价值,等等等等)是由中国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呢?有吗?一个都没有,不仅没有,而且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国人还在继续顽强地抵制、抗拒这些有价值的概念和思维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抽象的思维;而不懂得抽象的思维,基本上就是不懂得思维本身;一个不懂得思维的民族,绝对只能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因为孔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连续地对中国人意识形态和思维的垄断,所以中国人基本上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极其无知和愚昧的民族。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一个重大的质的差距,简直是完全的相反,是背道而驰: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永远都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把正活着的人们朝着最真、最善、最美的“人”——高度抽象的神、上帝的方向牵引、提升、扩张,促使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的智慧不断地进化、发展、高大起来;而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传统则完全相反,却永远都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把正活着的人们朝着不真、不善、不美的早就已经僵化、腐朽、陈旧、过时、愚蠢、无知,但却化作了“神”(圣)的偶像的古人、死人的方向回归、倒退、压缩,以至让中国人的子子孙孙永远地都只能保持其早就已经僵化、枯竭的无知而愚昧的历史状态。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仔仔细细地看清楚这种中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巨大的反差。由此,你们将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的所谓“回归传统”、“尊孔读经”、“大办国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叫唤,不正又是在要求中国人回归、倒退、压缩到传统愚昧的历史状态中去么?不正是又要让中国的文化和文明重又回归到无知和愚昧的十足的反动么?说得极端一点,世世代代的西方人都是在为了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高度抽象的最真、最善、最美的上帝而活着;而完全相反,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却都是在为了使自己成为僵死、腐朽、陈旧、过时、愚昧、无知却打着“神”(圣)旗号的古人、死人而活着,都只是为了成为他们的拷贝而活着。说得更简单一点,即西方人为活人而活着,而中国人却为死人而活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活得真是多么冤枉,真是太冤枉了!!!可以断言,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根本就不是一个把普通中国人真正当作“人”的文化,而是完全相反,它是一个十足把普通中国人当作蚂蚁、当作蜜蜂的“非人”的文化。中国人继续坚持这种文化,实质上即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非人”的历史状态。

由于让上帝变成普遍的人,西方人自然地发展了自己抽象的思维能力;

由于让上帝变成普遍的人,西方人自然地把最真、最善、最美的上帝的最高尚的“人”性当成了自己永远追求的目标、楷模;

由于让上帝变成普遍的人,西方人自觉地摆脱了对一切具体的历史人物偶像的崇拜,并自觉地要求人人在上帝、真理、法律面前的平等,西方人的人性是永远开放、进化、自由的人性;

由于让上帝变成普遍的人,……,这样的推理还可以得出许多,我留下给网友们自己去进行。

然而完全相反:

由于让历史上的极少数死人变成神(圣),中国人完全地丧失了自己原本自然拥有的抽象思维的能力;

由于让历史上的极少数死人变成神(圣),中国人完全地丧失了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的高标准,反而把历史中早就已经变得僵死、腐朽、愚昧、无知的具体的死人当作了自己永远模仿的标准、楷模、偶像;

由于让历史上的极少数死人变成神(圣),中国人完全地丧失了人人平等的希望,历代的古人、圣人、大人全成了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超越的神(圣),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个早就已经变得腐朽、僵化、愚昧、无知的死人,这些作为标准、楷模、偶像的死人完全以“神”(圣)的方式定格了,所以一代代的中国人的追求也被完全以最古老的愚昧的方式定格了,正是如此,而造成了历代中国人永远的愚昧,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性是永远封闭、禁锢、萎缩的人性,是世界上最缺乏人道、最缺乏人的高尚品质、最让人悲哀的人性;

由于让历史上的极少数死人变成神(圣),……,这样的推理还可以得出许多,我留下给网友们自己去进行。

丧失了抽象思维能力,其实就是丧失了思维的能力,正是因此,中国的儒家文化不可能产生对逻辑(思维规律)的需求,事实上,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之中,最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最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也即最没有思维创造能力的正就是儒家文人。儒家文人除了“亲亲尊尊”的永远不着真理边际的胡扯之外,简直就全都是一群毫无文化和文明价值的废物。

丧失了对真、善、美的追求的高的标准,基本上就是中国人丧失了追求文化进步的可能,而事实上,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垄断之下,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确早就已经停止了文化和文明进步的步伐。

丧失了人人平等希望的中国人事实上也丧失了文化和文明进化的最基本的原动力。

上面的对比,还可以继续引申出许多其他的结论。大量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的确是中国人文化和文明的严重的恶性肿瘤,如果不下大决心除去,中国人文化和文明的未来就将绝对不会有任何丝毫的希望。同胞们,我请求你们的清醒!!!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终于可以得出一个最最重要的结论:西方人发展文明不能不继承他们的文化传统,因为他们的传统之中确实具有引人向真、向善、向美的真理的成份。上面还远没有谈到古希腊哲学传统之中更合乎真理的方面。然而相反,中国人发展文明却不能不坚决彻底地反抗他们自己的传统,主要的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反抗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因为在这种传统之中,竟然是完全的相反,它完全地匮乏引人向真、向善、向美的真理的成份,它还更不断把人引向假、恶、丑,引向无知、无能、无耻,引向卑鄙、下贱、愚昧。

必须明白地指出,反抗和彻底铲除儒家文化传统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并不乏向真、向善、向美的真理成份,只不过它们更主要地是存在于其他的诸子百家的未能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遗产之中,例如老子、墨子、惠施等的思想遗产之中。

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中国人早就患上了严重的文化和文明的矮化症,或文化和文明的侏儒症。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就患上了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侏儒症,中国人从现在起,必须立即下大决心彻底批判并铲除垄断了中国意识形态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彻底根治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和文明的侏儒症。而当代一些文人对回归儒家传统的呼唤,对“尊孔读经”的呼唤,对大办“国学”的呼唤,全都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侏儒症病灶剧烈复发的明显症状。

我恳切地敦促我亲爱的同胞,严重地正视我们自己身上遗传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文化和文明的侏儒症吧!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侏儒症的一个最明显的症状即:把某些古人、死人变成神(圣),而却让活着的人们永远成为这些古人和死人的“拷贝”,永远成为历史愚昧的应声虫——蚂蚁人和蜜蜂人。这绝对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巨大最漫长最残酷最凄惨的悲剧。我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呼吁,这样的悲剧应该永远地让它结束了,救救我们的孩子们吧!!!(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n,谢谢。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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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鸣,哲学家,号称“思想狂徒”、“哲学乌鸦”。南昌人,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创立了以“三”为基础的运算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逻辑学,从而完成了逻辑学的三元论和多元论转向,以及哲学的第四次转型——人学的转型。<黎鸣思想网www.liming1944.com>  黎鸣先生著述颇丰,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问人性》、《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以及最近出版的【问天命】系列三卷【命运的诅咒】、【道德的沦陷】、【悲剧的源流】等。 其中,《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等著作连续引发哲学界的深刻讨论,他被称为 “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被许多媒体誉为“新世纪中国最受关注的哲学家”。<br/>  主要著作:<br/>  《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4<br/>  《问天命·第一卷 命运的诅咒》,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br/>  《问天命·第二卷 道德的沦陷》,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br/>  《问天命·第三卷 悲剧的源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br/>  《问天命·第四卷 西方哲学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br/>  《问历史》,待出<br/>  《颖悟大道》,待出<br/>  《黎鸣文存·第一卷 人生的求索》,湖北人民出版社<br/>  《黎鸣文存·第二卷 人类的新生》,湖北人民出版社<br/>  《黎鸣文存·第三卷 人性的外衣》,湖北人民出版社<br/>  《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br/>  《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br/>  《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br/>  《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br/>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华龄出版社2003<br/><br/>  主要译著:<br/>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 著,商务印书馆1997<br/>  《一般系统论》,(奥)贝塔朗菲,商务印书馆1997<br/>  《社会控制论》,(美)赫伯特·A·西蒙 等著,华夏出版社1988<br/>  《费正清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br/>  《多变量控制理论》,科学出版社1981<br/>  《控制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84<br/>  《社会统计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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