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军按语：什么是重大问题？就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方向的那些事情，比如，这一次三中全会放开了对农民土地的控制，让农民自己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自主权。这个事儿，听中央台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嗓子，说“获得了国际社会一致好评”。为什么？就是中央决策时，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听取？因为土地由政府控制，农民没有发言权，结果官商结合，把耕地倒腾掉了不少，两下里分赃，都肥了，可耕地没了，农民的根基没了，农民该得的那份补偿也少了。地卖掉了，农民却没有因此真正“城镇化”，农民问题还是问题。城里边更糟，长官拥有绝对的土地发言权，规划完全变成了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拆老区没商量，许多历史痕迹一夜完蛋。所谓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是长官和开发商的狂欢舞蹈，和文化、民生，都不沾边，和可持续，也有相当距离。

现在，经济学家们，民主党派人士们，说了些科学的话，党内的直言之士们也说了些话，党中央四下里听了些话，大家伙儿的意见一块儿一凑，主意就来了——让热爱土地的农民自己拥有土地权力，以此遏制官员的操控权，让开发商手里提着票子自己去找农民商量。有人担心农民目光短浅以地换钱导致土地兼并的历史悲剧重演。的确！可是，现在的农民毕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开发商也不再是封建王朝的皇亲国戚，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他们要面对的，不再是被政府捆成一团让一把手代替他们说话的草民了，而是一个个单独的土地拥有者，思想多元，仅发财的想法就个个不同。开发商要统一一群人的意见才能买下一片地，其结果是，在信息基本开放的环境里，开发商必须最大限度满足农民的土地出售要求。原来靠搞通个把当权者就可以搞掂的低成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民主决策，八方听意见，好！

前几天给学生讲《邹忌讽齐王纳谏》，看到战国时代一个大臣拿闺房里悟出来的道理把国王玩转，国家因此大开言路，“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很羡慕。听多方意见，力量如此神奇！

可是，我怀疑在国王那个“朕”“寡人”“余一人”或“孤家”说了算的国家，这么干的几率有多少。因此，吴小如先生撰文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我则撰文分析说，这体现了儒家学派的心灵真实。说到底，我还是不自信。现在想明白了，没民主作保障，光靠邹忌那号聪明人的感悟，太难了！光靠齐威王那号耳朵眼儿大的主儿，也太不容易了。那件让齐国强大的事如果是真的，那也是良辰美景，四美具，二难并，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句话，是好事，可惜几率太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书上有，历史上有，佳话中有，可惜咱的现实里没有！

怎么才能保证现实里一直有？民主。搞一套真正民主的制度，保障每个人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这样，像阿扁那小子可以上去，也可以下来，还可以受审讯让咱们幸灾乐祸，说不定还得监禁终身。这样，贪腐两件事，基本上可以搞掂。

我又成了战国策作者了，一说就天真。还是来读读杜正先生的妙文吧，他讲的才清楚。

鼓励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　杜导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有问题：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左翼的朋友们夸大了这些问题，要走回头路。这是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十七大开的药方是：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我们拥护十七大的主张。
　　当前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跛足前行，民主政治没有跟上。上述四大问题主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政治民主要前进，前提是解放思想。各种教条和框框还控制着我们的头脑。解放思想是前进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何突破？
　　现在开始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格局。下边，民众在动，若干地方报刊在动，网民在动。个别地方官员也有一些响应，但是比较弱。上边也在动。胡锦涛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四项承诺，发扬民主是第一条。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据传，胡锦涛在十七大后还说，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月17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更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总之，这种上下互动，互相促进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小步前进，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
　　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蒋经国先生选择的突破口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在大陆不好学，不会学。有朋友建议，我们可否从允许党内存在多派制入手。也有人建议，先在党内建立三权相互制衡体制。总之须建立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现在我们是以教育以道德制衡权力，效果甚微。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权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权力。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我以为就是响应胡锦涛号召，放宽言路，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还不是放开。首先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
　　放宽的第一步，是提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规则，出台前应该公开讨论，出台时应该公开颁布，执行过程要公开，处罚要公开，给被罚者申辩的权利。国务院信息公开化条例即将实施，政务公开是合法的，政务不公开是非法的。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温家宝总理说，没有任何部门可以例外。可是，我国连公检法部门现今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公检法的政务一步步的公开了，但是管理书报刊的部门现在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用大众的话说，仍在暗箱操作，暗箱管理。各个部门都在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应该立刻动起来。
　　媒体也要动起来，自我松绑，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这是媒体方面的责任。1988年，中央曾出台过有关报刊批评权的一个正式决定，报刊有批评报道的许多权利。这个规定现在不提了，但是并没有作废。媒体可以行使1988年那个决定的权利，把批评报道首先搞起来。
　　在报刊管理方面，党在建国前做得好，文革期间做得坏。粉碎“四人帮”后好，1989年后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天我国民主管理上下互动的局面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中央各大媒体我认为是比较后进的。宽松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来并不困难，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实在换不了，那就建议该换换人了。
　　2008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