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神州大地不信神了？

为什么豆浆不如牛奶但我爱喝？为什么豆腐不如奶酪但我爱吃？为什么猪肉不如牛肉但我就认？为什么明知吸烟与酗酒有害健康我也愿搏？为什么大圆桌聚餐顾了应酬忘了菜味我还要围着吃？也不怕10双筷子上的口涎交叉污染了每一盘菜——这类例子证明理性乏力，“习惯是人类生活的伟大向导”！（休谟语）

鲁迅曾激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明明不如拼音语言简捷，中国人为什么绝不会放弃学习和使用起来费时又费力的母语——这类例子表明理性也无法战胜民族主义——“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格林语）

殉情者为什么看重爱情超过生命？蒙冤者为什么以自杀洗冤？母爱为什么不需要理由？情人与夫妻间的全身心投入为什么不计成本——这类例子表明“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休谟语）

明知自己和亲人总有一天要死，我们为什么不去想也忌讳说？明知那纸钱谁也花不成，为什么我还要烧？不知是否有佛，大家为什么还要焚香？我们为什么用“天打五雷轰”来诅咒恶行？京奥开幕的时间为什么要选择一连串“8”——这类例子说明理性判断之外，“情感也是判断”！（斯多葛学者语）

真理一经人发现就会被信仰。所以，与其说布鲁诺张志新是殒命于真理，不如说他们是殒命于信仰。为什么？因为“科学是对错误加以批判，并不断加以修正的唯一一种人类活动，”（波普尔语）因而真理也多变，而信仰则不同，3大宗教的原教旨两千年不变。信仰带来生活意义，带来坚定的意志和道德内省，因此，为信仰献身的英灵历来倍受景仰——“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诗）

以上这些个例子，无非想说人类不可能全凭理性活着。但这些例子一旦拿去与马克斯.韦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比较东西方在理性化程度上巨大差异的例证比，只能算是鸡零狗碎。韦伯历数的当年席卷西方的经济、科技知识、文化、法律、行政管理各领域的理性主义历史潮流，今天正裹在商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巨变中横扫着中国。14亿同胞前所未有地学习了理性预期地牟利。大家学习谈判与签约，学习复式薄记的盈亏分析与风险规避。大众用工具理性学电器学电脑学车，又不得不学网络程序与交规，还由履约或维权，发展到不得不学法学管理。总之，理性主义大潮已将中国人卷进热衷于世俗利益算计的市场交易里——每当电视镜头扫过纽约证交所熙熙攘攘的大厅，我总觉得那更像是今日中国的缩影。

这里我要跳出“我族中心主义”与“东方受害史观”，不提各民族之间的理性化差异，只说人类共同的理性主义及其限制。韦伯认为西方骄人的现代文明早已远播世界，那背后的核心当然是人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过程，也是人类“脱魅”即告别神本主义的过程——神州大地不信神了：人本主义成了执政党宣示的核心理念。神与信仰与道德一同退守社会舞台的边缘，物欲、性欲与享受生命大行其道，把原本泛亲缘化的中国“传统道德与温情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马克思语）

民众对票子、房子、车子总也不满，但也不及对世道人心更不满——中国人的理性化征程刚起步，就一头撞上了西方人早已撞过的南墙——我们刚逃出曾被毛泽东设置过的类宗教意义的生活，脚下有路但心中无神，拿什么确立自己的信仰和价值？就如尼采当年所说，上帝死了人还活着。旧信仰旧道德已站不住脚，那些传统价值体系早已坍塌。人总得重估价值，搜寻意义，不能在小康生活中只求每日“3饱（3顿饭）2倒（睡2场觉）1澡（洗1次澡）”。即便有人想把我们当猪养起来，我们自己也不能不重建起人的尊严，信仰，品格与道德。而一旦讲道德重建，就不得不讲科学理性之外的宗教信仰。

天天教育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能说不是要求人树立信仰吗？那“人生观世界观”不是信仰又是什么？所以，问题不是不要信仰，而是拿自己都弄不清正确与否的信仰，可着劲地向青年推销是不对的。可见，官方讲无神论并不真实，还是教育民众要笃信的，只是说不能笃信宗教。

阿甘当年从中国打完乒乓回到美国，跟他在越南丢了一条腿的上司说出了他对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极大困惑：“他们没有任何财产，也不上教堂！”（见《阿甘正传》）上司用问号惊恐地重复了一遍这话，那表情像是发现了外星人——美国人不知道我们一穷二白时是靠毛泽东思想的类宗教活着的，否则，人是很难在物质精神的双重空白中不自杀的。崔健的《一无所有》概括当年从物质到精神的空白感倒贴切，但那只是刚从革命迷信中摆脱出来时还未发财，又闹“三信危机”的短暂过渡期。那个头脑空白钱包也空白的危机很快就渡过了——市场财富充填了中国人的精神饥渴，全民重商潮让我们找到些价值，把握些意义，开始走上搜寻新信仰的征途。

长假中朋友开车去韶山，但见人山人海地靠不到跟前，能说拜毛像的民众没有信仰吗——他们掉头拜访了曾国藩故居。曾老可是老蒋的偶像。自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神化“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始，主义崇拜呀，党的崇拜呀，领袖崇拜呀还少吗？毛泽东的一神崇拜破产后，诸神来了，而且远未近黄昏——“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的中国版本是拜财神，能战胜恶魔的12个安琪儿（护佑天使）的中国版本是拜土地贴门神塑金刚和拜关公。求子有观音，进门拜祖宗，办厂看风水，开店设神龛。长假我回老家探亲，人工湖畔矗立着地方官拿纳税人的钱给自己建立的巨型“升官”寓意雕塑——岸边底座上是个黑色的棺材状船体，上部高扬起一面白帆——不是知情朋友点拨，我还一个劲纳闷这黑船头怎么是个方木箱子型呢——做官的信以权为本，经商的信以钱为本，信共产主义的的确少了。

全球仅三大宗教就有36亿信徒（超过人口总数的57％），如果加上3大宗教外的其它宗教信徒，有神论者超过人类的3/4，无神论者则超不过人类的15％。按希腊先哲的说法：人除过理性，剩下的只有错误。这就像说3/4的有神论者都迷信，而科学只掌握在那不足15％的无神论者手中似的，其实相反。统计表明，有神论者恰恰主要由人类中生活富裕教育充足的那部分人群组成，顶尖科学家大多信教，而无神论者倒属于人类中经济不发达教育不普及的人群。这就奇怪了，这真相又颠覆了我们被灌输了半世纪的观念：迷信是落后的，科学是先进的。

人类理性的战无不胜早已止步在神面前——如今全球哲学家的一个共识仅仅是：上帝的存在是无法加以理性证明的，而不敢说他老人家根本就不存在！信仰的力量大到逼得科学理性低头，收敛了自己的锐利锋芒。为什么？是人们常说的“理性无法穷尽的地方，只能靠信仰去占据”吗？是“理性与信仰井水不犯河水，前者管认知，后者管意志地各司其职”吗？是“全部真理分为两类：科学是事实的真理，信仰是推理的真理”吗？“人是兽性与神性的两面体”吗？“人是连接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尼采语）吗？总之，如何把科学发现与信仰上帝加以调和，是几个世纪以来全人类的难题。其中最难折衷的就是：如果宇宙空间所有物体的运动都有科学规律可循，那人类的自由意志还存在吗？如果人类没有了主宰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人类的道德何以存在，人类还能自信地成为自己行为的立法者吗？抑或，人类根本就不该自行其是，应该像顺从主人的小狗那样顺天听命？

牛顿以降的伟大科学家都面临了这个天问：如果科学能够彻底解读物理运行，那还为啥要傻信上帝？证明神的存在没必要，但人要有所信仰却有必要。上帝死了，但人类不能堕落，因此，人格化的上帝不能死。“人最重要的意义和财产，就是他的价值。”（霍布斯语）但“对于科学而言，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皮尔士语）——这就是“最好的哲学就是宗教，最好的宗教就是哲学”（司脱格.厄里根语）的意义之所在。

人类的精神困惑由科学理性发难，再由哲学来解脱。“迷信使整个世界燃烧起来，哲学则扑灭了这些大火。”（伏尔泰语）人类的精神与道德失落由科学理性牵出，再由宗教信仰来拯救。因而，我们在电视上用科学来批判宗教是愚蠢的，我们在理念上重哲学贬宗教是荒谬的，我们片面解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偏颇的，我们想拿政治意识形态来取代宗教是徒劳的，我们对宗教信仰与官方意识形态争夺阵地的担忧是多余的，因而，我们为捍卫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而压制宗教信仰是粗暴的——总之，所有这些做法都与我们的宪法精神是相悖的。

人类历史上，有神论者迫害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迫害有神论者，显然都是愚蠢与野蛮之举。有神论者内部的教义教派纷争更甚，也不如企望“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独占信仰鳌头者下手狠。说到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理念时，我们总要说，人类几千年血泪教训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由恋爱的后果就一定好，关键在于能让孩子自由选择最好；也就是说，捆绑夫妻也许能过下去，但不让孩子自主其事一定不好。儒学不是不好，不好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好的经也得让和尚念歪了——我们常把马克思主义的好经念歪了，就是这个道理。

别忘了仅仅30年前，神州大地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被引爆过“精神原子弹”——革命异化为一场现代宗教运动：毛泽东是被神化的君师（政教）合一的先知（20年前的大学里还有叫做政教（政治教育合一）系的——就别谴责少数民族的政教合一了）。毛是“卡理斯玛”型领袖，诵读他的语录（圣经）是民众每日的功课。全民“斗私批修”地忏悔赎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献身，执迷于解放全人类的弥赛亚（救世）情结，恪守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生活。总之，那个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了10余年的全民信教运动富有成效，能在箪食瓢饮的短缺匮乏中，保持全民的价值饱满与道德净化，的确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是响彻云霄的一曲毛泽东思想的凯歌。”但准确些说，全民信教其实是教民被教主与牧师强制灌输的，不是全民都信，林彪信的就是“有权就有一切。”但回过头看，除了受迫害外，那年头很少有人因精神空虚而自杀，不像今日中国，每2分钟就有1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穷愁潦倒吗？不是。

但那场全民信神运动太过虚妄，叛离理性太远，一旦破除了对毛的迷信，全民跌入“三信危机”。1980年钟佩璋主持团刊，唐若忻曾约我就我稿中“盲目地失去信仰是由于原有信仰的盲目性”的句子扩写一篇，我圄于当时的见识有限而作罢。当时的话语前提还是为丧失信仰担忧，殊不知没有“三信危机”，哪来全民从为神圣革命献身到追求世俗幸福的价值转圜？狂热搜购日本电器可以看作是物质又战胜了虚妄的精神。

今天去问多数过来人，他们还会坚持认为，文革中毁寺斗僧侣，横扫一切传统宗教，那是红卫兵造反派笃信无神论，狠批有神论的结果。但史实再次证明“能想到的都是错误的，能学到的都是表面的。”（郎咸平语）始于文革前的对于不同信仰的迫害逐步升级，升至文革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全民造神拜神运动——怎么会是践行无神论铲除有神论呢？正因为文革是一场异化得极其偏邪极其病态的全民信神运动，才会有极其残忍极其严酷的“类宗教迫害”，才会有从知名的遇罗克张志新到无数不知名的疑神者或无神者的弯曲的尸体，飘满在镀金的天空中——要记住，那是“早请示晚汇报”的有神论者对疑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杀戮！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变态教会烧死了布鲁诺——其实大多数被处死者哪里有遇罗克或张志新般的信仰？许多人不过是看不惯狂信者的失态举措，发发牢骚罢了。这还不算那些不慎摔碎毛像或误喊误写后极度惊恐下的自杀者——相信人类历史上狂信者对异教徒或无神论者的迫害莫甚于此。

其实理性与信仰既可相安无事，又可同舟共济，互通有无。前边说到韦伯总结的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人格精神，恰恰是从新教徒身上萌发的。而真正“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罗素语）的科学主义，那个“不计成败利钝”恰恰又是非理性的。科学与宗教同属人类文明成果，而且，宗教是比科学与哲学这类人类理性发轫更早、负载人类文化更多、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精神与人类道德品格更依赖宗教而不是依赖哲学与科学，就像人的出生、婚姻、死亡更依赖教堂，学校、医院与慈善机构更依赖教会，弱势人群更依赖终极关怀与无私救助一样。总之，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宗教信仰的漠视与贬斥，实在是一件令人羞愧并有辱人类文明的事情，早已到了该醒悟该修正的时候了。

谁说中国人不信神了？神州大地历来信神，只不过不让信真神，众人只好滥信假神罢了——我年轻时画过神龛似的《毛主席去安源》，其实这是专门用来击破刘少奇的安源神话的，相当于“照妖镜”的功能。这次所见湖边那个“升官”雕塑，听说继任官员大发雷霆地扬言要拆，相信也长久不了。自己都信，能不让百姓信？既然相信“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相信“志当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那还是让人自由选择，选择点文明与长久的信仰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