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此前坊间预测的“新土改运动”，或将迅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展开。

这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各种复杂因素，博弈各方利益诉求，总揽纷繁交错的国际、国内局势作出的战略选择。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难以释放，群体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公共健康、贪污腐败等考验政府处置能力和决心；国际，金融海啸、人民币升值、进口原材料上涨、出口产品受挫、局部地区动荡等等。发展是硬道理，止步不前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矛盾愈积愈深。确保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好中求快，科学发展；稳中求进，统筹兼顾；宏观调控，紧中有松；一保一控，健康发展成为各方共识。

在上述原则下，如何增长？投资，资本被严重缩水，资本家、小业主们都捂紧了口袋；出口贸易，代工优势已基本丧失，第三季度同比下降30%强；消费，城镇居民的增长空间有限。于是，目光被锁定在9亿农民身上。而短期内，农民的收入增长期望不能过高。再梳理下去，农村的生产要素其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只有解放土地，才有可能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让农村市场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前行的新引擎。

这是经济学层面得出的结论。政治层面，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是一个阶段以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30年前发仞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以土地承包、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到今天其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在稀缺的农地资源主体不明，且被严格管制之下，大资金难有进入农村的冲动。在林权改革试点被首肯，农村金融体系正试水建立之时，启动新一轮土地变革水到渠成。

从以上两方面剖析“新土改运动”的背景，意在提醒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不要让受“三鹿门”影响倒奶、杀牛的悲剧，在新农地改革后的农民身上重演。这不是杞人忧天：各地的群访缘由80%因征地、强拆得不到合理补偿，生活无着引起。

以农户为单位的土地经营，其收入增长有限。农地可流转后，有二种途径可以实现土地快速增收：一是集约化经营，向农业现代化要效益；二是改变土地用途。当然，这被严格限制。集约化经营，其主体是农业企业，而企业经营难免有风险。企业巨亏、倒闭后，靠土地租金或分红的农户怎么办？改变土地用途，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能——颇为抢手的“小产权房”，就是前车之鉴。其政策风险、经营风险，最终最易受损害的，还是农民。

征收农地流转金，建立封闭运行的农地国家求助基金，或为未雨绸缪一策。同时，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保帐户可随进城务工人员自由迁徙，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上学、住房等福利，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让改革成果惠及全民”才能成为现实。至于具体操作，汲取国有企业改革，安置下岗工人的经验和教训，不失为一种路径。防止以“流转金”之名，行乱收费之实，是对执政者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