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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黎 鸣
什么是人的“精神分裂症”?从外观上来看,即人的言、行、思三者之间发生了明显的颠倒错乱。
什么是文化的“精神分裂症”?从外观上来看,即作为人群的社会总体的言、行、思的习惯(方式、势力)三者之间发生了明显的颠倒错乱。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中政治(官场)、经济(市场)、文化(情场)(方式、势力)三者之间发生了明显的颠倒错乱。
如果某个人发生了“精神分裂症”,对于该个人而言这绝对是个令人悲哀、可怜、同情的事情,有时也是个令人恐惧、逃避、惟恐沾边的事情,除了亲人和医生之外,谁都不会去主动靠近他,更不可能去关心他,只要症状不除,他就只能在孤独中毫无意义地如同动物,甚至有时还不如动物那样麻木地“活着”,如果更失去了亲人,他就真是生不如死。他的“言”无真,不会让人信;他的“行”无实,更可能让人惧;他的“思”无诚(成),几乎就是个梦幻中的人。他的肉体虽然活着,或者就局部的意义而言还很“健康”,例如他很能吃,很有力气,甚至也不乏性的欲望,等等,可是他的知识、情感、思想、理性、精神、智慧等等,却完全停滞了增长的可能,反而更严重的是,退化、萎缩、枯竭,乃至最后的丧失或消亡。从另一个角度看,个人的“精神分裂症”,也多半反映了社会文化中体现于个人的某种“文化病”。在我看来,现代人的“精神分裂症”,其实即是现代文化中的某种“文化病”。这应该是另一种话题,这里不准备多议。
如果某个文化发生了“精神分裂症”,对于该文化而言也同样绝对是个非常有害的事情,虽然“文化”不会有其他“文化”的“悲哀、可怜、同情”,却可能会有其他“文化”的“恐惧、逃避、惟恐沾边”,可是更大可能发生的还是其他“文化”对它的鄙视、侮辱和欺凌。“文化”虽然本身不会有“痛苦”,然而“有痛苦的”却是生活在这个发生了“精神分裂症”的“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毋宁说更像是该“文化”之中的家畜和家禽,或处于某种无形监狱中的精神的囚徒,这些“囚徒”们被基本上剥夺了作为“人”的智慧发展和进步的一切可能,包括最基本的人权。说白了,这些人只有人的“形”,而丧失了人的“质”、人的“权”、人的“利”,或者说只能称之为“人形动物”。前面我们说到,如果某个“文化”患了“精神分裂症”,它的症状必然是,在其中人群社会中的言、行、思的习惯(方式、势力)三者之间发生了大量严重的颠倒错乱。具体来说,即他们的言说严重地缺乏真理,而只有永远令人昏聩的宿命(天命);他们的行动严重地缺乏真实,而只有永远大量空洞无物实即诱人上当的诈骗;他们的思维严重地缺乏真诚(成)、缺乏理性、缺乏逻辑,而只有大量永远充满盲目迷信的古代“圣人”故纸堆中情绪独断的成言或当代“大人”们情绪独断的成见。这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利用暴力、恐吓、欺骗、谎言维持的威逼利诱人们永远丧失文明精神或灵魂的“文化”。这种“文化”中的“文化人”之中将会出现大量文化的侏儒,或貌似有“文化”的卑鄙小人,却基本上难以产生能够真正创造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更不要指望什么能够创造哲学学说的天才、大师。在这种“文化”之中,真正能够创造知识的人们反倒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或处于“文化”边缘的非主流或反主流的边缘文化人。
言无真理,行必无真实,行无真实,思必无真诚;然而,人类肉体的生命必然要求服从自然的真理,需要符合自然规律的真理,否则将面临死亡的恐惧,甚至不能生存;人类社会的生存必然要求服从理性的真实,需要拥有一定生活效用的(真实)技能,否则将面临严重生活问题的焦虑,甚至都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人类精神的生存必然要求服从心灵的真诚,需要自由奔放并符合逻辑规律的真诚,否则将面临丧失直觉情感的难堪的孤独,甚至促使个人患上自身的“精神分裂症”,甚或引起人们自杀的断念。正是因此,现实中具体的言、行、思必定会与必然要求的真理之言、真实之行、真诚之思之间发生大量极其复杂的颠倒错乱,以至最终造成整个社会人群文化的“精神分裂症”。如此“精神分裂症”中的“文化”,其实也是禁锢人类文明精神或灵魂的无形监狱中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必然的结局,即是它的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的停滞。中国文明的发展之所以会在过去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之中处于严重的停滞之中,其中的关键原因,即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就是我近四十多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最终的答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现象上我都深信我的这个答案的准确性。大量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其实依然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的遗传,甚至今天仍然存在旧病严重复发的巨大危险。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也即中国儒家文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文化。两千多年来,正是这种文化的“精神分裂症”造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发展的严重停滞的现象,也包括在现代中国遗留下来的许多实际上严重的问题,例如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虽然文化的“精神分裂症”只是我个人追根溯源最终探索所获得的结论,同胞们尽可以不赞同我的观点,甚至加以反对、否定,但却绝对不能不客观地正视,中国两千多年来事实上文明发展严重停滞的历史现象,并对这种现象力争作出自己正确的解释。解释历史的目的,旨在解决今天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今天的文章,便是要客观地正视这种历史现象,并作出我四十多年来进行探索的最终的解释。
当今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之中最关键的内核,即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中国文人们便明显地表现出了传统文化中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一方面大声叫嚷要彻底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另一方面,却反而叫嚷要“回归传统”,要“尊孔读经”。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叫嚷发生在同一类人们的身上,例如今天到处宣扬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人们身上,它们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这就是标准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的性质。
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叫嚷恰恰是南辕而北辙,前一句说要改革,后一句则说不要改革。为什么?我前面的文章已经回答: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反之亦然,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其实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或者说原本就是一体。为什么?因为它们同都指的是中国人言、行、思的历史惯性,是同一个历史惯性。具体言之,这个言、行、思的历史惯性即:一,永远官方禁言的“言”的历史惯性;
二,永远官方人治的“行”的历史惯性;
三,永远官方“圣人”情绪独断的“思”的历史惯性。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时就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同时也可以看到,儒家传统的“文化”就是官方传统的“体制”。而这一切,也正就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即中国人整体的“言”、“行”、“思”三者之间发生严重的颠倒错乱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分裂症”大量地制造丧失了文明灵魂的中国儒家文人,实际上也是文化侏儒,或卑鄙的文化小人;这大量的文化侏儒则负责监管丧失了一切文化权利的普通中国人,如同家畜家禽一般的中国人。这大量的文化侏儒和这大量的丧失了文化权利的普通中国人的“言”、“行”、“思”的习惯,则形成了中国人漫长的历史的习惯,正是这漫长的历史习惯构造成了中国社会几乎可以永恒的政治体制。正是这个永恒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中国文明历史发展的几乎永恒的停滞,这种文明发展停滞的状态一直延伸到了中国的近现代,同时也把那个永恒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一直维护到了今天。
我们今天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所以我们也必须深刻地揭露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我想,我大概把我的思路说清楚了。(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n,谢谢。2008,9,24.)

黎鸣,哲学家,号称“思想狂徒”、“哲学乌鸦”。南昌人,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创立了以“三”为基础的运算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逻辑学,从而完成了逻辑学的三元论和多元论转向,以及哲学的第四次转型——人学的转型。<黎鸣思想网www.liming1944.com> 黎鸣先生著述颇丰,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问人性》、《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以及最近出版的【问天命】系列三卷【命运的诅咒】、【道德的沦陷】、【悲剧的源流】等。 其中,《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等著作连续引发哲学界的深刻讨论,他被称为 “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被许多媒体誉为“新世纪中国最受关注的哲学家”。<br/> 主要著作:<br/> 《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4<br/> 《问天命·第一卷 命运的诅咒》,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br/> 《问天命·第二卷 道德的沦陷》,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br/> 《问天命·第三卷 悲剧的源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br/> 《问天命·第四卷 西方哲学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br/> 《问历史》,待出<br/> 《颖悟大道》,待出<br/> 《黎鸣文存·第一卷 人生的求索》,湖北人民出版社<br/> 《黎鸣文存·第二卷 人类的新生》,湖北人民出版社<br/> 《黎鸣文存·第三卷 人性的外衣》,湖北人民出版社<br/> 《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br/> 《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br/> 《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br/> 《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br/>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华龄出版社2003<br/><br/> 主要译著:<br/>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 著,商务印书馆1997<br/> 《一般系统论》,(奥)贝塔朗菲,商务印书馆1997<br/> 《社会控制论》,(美)赫伯特·A·西蒙 等著,华夏出版社1988<br/> 《费正清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br/> 《多变量控制理论》,科学出版社1981<br/> 《控制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84<br/> 《社会统计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