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10月9日 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聚焦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城乡一体化等热点议题世界瞩目。在此前夕，胡锦涛总书记9月30日 考察上一轮延续至今的“包产到户”的改革风向标——安徽小岗村时，更定调新“土改”，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瞭望》新闻周刊则适时推出两年来土地自愿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小岗专题”。可以说，进一步明晰土地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推进土地“永佃制”，鼓励土地流转，甚至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应该都已无多大悬念。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中国一直走的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如今，眼看着小农经济越来越小，越来越碎化原子化“99（老人）61（儿童）部队”化， “城乡二元壁垒”却阻碍农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不仅农民收入成问题，甚至危及粮食安全……



中国的改革，已然又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第三次土地改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时，以“我对总理说真话”直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一举成名的 李昌平 先生，在此节骨眼上撰文直言，担心公司+农户的大资本下乡模式会使中国菲律宾化，而主张“日本模式”：在土改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自我组织——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使传统小农变身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但我认为，中国的第三次土改只有和全国统一的户籍改革和金融改革一起，形成互相支持的三足鼎立、三位一体局面，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成功，而 李昌平 先生担心的“资本入侵”占有农业的大部分收益问题，则不是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单靠农民内部的金融合作，无法为现代农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为农民总体上太穷；单靠农民内部的土地流转与合作，也不足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因为人均土地太少。



因此，第三次土地改革，必伴随着大量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民进城），以及现代金融体系将农民、农业融入其中。除了大资本下乡为现代金融的一种形式（前提是完全由农民自主自愿），国家正规银行体系对农民的支持、在金融权利方面还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也必不可少。而李昌平担心的“菲律宾化”，事实上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已经发生：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



8月28日，农业部部长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而当年，2.26亿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000元，平均到7.28亿农村人口头上，平均每人每年是3725元！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已经有90%以上来自城市打工收入。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问题早就是城市问题，农民问题早就是城市工人问题、城市户籍改革问题。



因此，第三次土改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土地权利完全归农民自己，具有永久支配权，任何人不得强制兼并、流转和征收；城市户籍完全对农民开放，允许农民拥有城市户口并保留农村土地（那是他财产权的一部分）；现代金融制度平等进入农村，从宅基地和农房拥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抵押贷款权起步，激活农村金融进而激活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