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军按：什么是公车制度？就是官员们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车的制度。因为自己不用掏腰包，又能借此善举提高生活档次，用一个豪华的铁壳子隔开自己和小老百姓，能体现不凡的社会地位，让一家老小顿时方便了许多，所以，这个制度，屡遭质疑，备受诽谤，早成为过街老鼠，臭名昭著，然而牢不可破，变本加厉。

有一度，说贫困地区拿联合国的救济款捍卫这个制度，闹得外国佬儿要来亲自监督。后来俺读史书，知道康有为当年闹的那个“公车上书”，就是在一个叫做“公车署”的国家机关开始的签名活动。窃以为康老先生在这个地方发动改革倡议，算是选对了地方——公车其实代表着封建王朝自古以来的特权。

汉朝国家要招聘人才，就用公车接来。汉代卖柴老汉朱买臣一度发了迹，要回家卖弄权势，就是坐这公车号浩浩荡荡回去的，结果半路上碰上了当年抛弃了他的前妻，朱买臣用公车把前妻两口子接回自己的衙门，好吃好喝（公饭公酒）伺候，弄得那女人自己抹了脖子。

韩非子论说战国时代以前的人情世故，嘲笑儒家的天真，说他们一味歌颂尧舜禹不太贪恋天子之位，是高尚的行为。而他以为，那是生产力低下，当酋长的人干什么都要身先士卒，下地干活也不含糊，要当人民的表率，弄得屁股上没肉腿上没毛。而到了战国时期，一个小小县令就坐豪华马车，真是威风！所以。尧舜时代的大官没人干，太辛苦，连个牛车都坐不上；战国时代的小县长大伙儿抢得打破了头，因为公车大大的干活。

后来呢？皇帝的公车当然了不得，叫“辇”，秦始皇因为坐这家伙，燃起了项羽的野心，吊足了刘邦的胃口，其实也是陈涉造反的导火索之一——人人都想当皇帝，坐“辇”——大丈夫当如此！然后，“彼可取而代之”，然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刘邦当上了，可马都战死了，只好坐牛车，还为牛拉公车作了规定，什么人改坐一色的牛车，什么人不能。在书写条件那么差的年代，做这些繁琐规定真他妈没名堂。可是，堂堂中华乃公车大国，这个事儿不能含糊！

后来呢？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人人平等了，劳动人民就艰苦朴素了，就节省出不少财富可以买公车了。改革开放以后，好政策来了，外国的高级车车可以自由买了，官员们的公车蜜月开始了！善哉，公车。、

因为这些，我爱公车。可惜我坐不上，又给坐公车的人挤兑得没地位，没面子，自己又舍不得买——几个辛苦钱要买房子养老供孩子上学，可不能挥霍。何况，自己买了车，谁给你加油？谁给你修理保养？可见买车这个事情，费钱得很。可我周围许多朋友为了和人家公车一族一样牛逼，拼个面子，也就打肿脸充胖子买了。车是好车，可加油的时候呲牙咧嘴，痛不欲生，到底没有公车潇洒。为了这些，我痛恨公车——娘希匹，都是个人，为何人家能坐不掏钱的车？

先前有个同班同学，大学里不好好念书，时间全拿上勾引女孩子了，他拉上漂亮女生钻校园后面的树窝子的时候，我正在背诵《离骚》，叨叨什么“朕皇考曰伯庸”，好像根正苗红。可是一毕业，我埋头教书，他小子靠坐公车的老子（真正的伯庸）赞助，进机关，当科长。二十年过来，已经是正县级的公车一族了，牛啊！请我吃饭好多回了，每回都是公款，因为小子已经有了签字权，可以吃公饭了。 我惭愧，脸红，挂不住，要回请，瞅了家乡下的农家乐。可是，没车，把人家拉不去，就坐了人家的车去。付款时，他小子见我抖抖索索掏自己的腰包，很愤怒：“尊师重教喊了几十年了，怎么这样对待我们的人民教师？一个高级教师居然没有签字权，太不象话了！”拉拉扯扯半天，他签了字。二十年过去，他的签字书法也比我俊逸得多了。 因此啊同志们，我这草民，既艳羡公车，又嫉妒坐公车的人。一怒之下，心眼变小，就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把咱们中华民族今天还没有置办上一艘航空母舰的事赖给了公车，我以为，大家坐公车，把国家买航母的钱全花光了，把造航母的钢铁全免费垫到官员屁股下面了，所以，航母就免了，让小日本去买吧，反正人家有钱，又不坐公车，钢铁攒下了不少。

今天，看了何先生的文章，很受震动，转载一番，和大家一起再想想公车的事。不过，对公车的这个“公”，我心生遐想——既然是公车，那就是公家的，公共的，干脆咱们人人都坐？就像五八年吃公共食堂一样。要么，该发明一种“母车”，和公车一交配，说不定生出个车娃娃来，不要计划生育，按照亚洲地区的繁殖特点，那就很快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大家都有车坐。

算了，不说了，一起读文章吧。

以改革公车制度支援抗震救灾
●　何　方

标题上的两件事似乎互不相干，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汶川地震，引起全国悲痛，招来世界同情。这次大地震，造成的灾区之广、灾民之多、损失之重，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单是重灾区就有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无论按面积还是人口计算，都超过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人数就相当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大国的总和。经过半个多月抢救伤员的“黄金救援期”后，现在还面临着灾民安置、防疫、处理次生灾害隐患如堰塞湖等一些紧急的重大问题。这都说明，抗震救灾的严峻时期并没有过去，甚至还会出现不断反复。所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必需作长期打算，准备连续作战。据国际红十字会修正后的估计，单是当前的救灾安排，就需要50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万亿还多点）。至于说到灾后的恢复和重建，那更是任重道远了。仅以居民住房来说，地震造成的倒塌和不能再住的就有347万多户，1476万多间。不少灾民讲，要恢复到灾前的居住条件，少说也得十年，超过了当年打日本的“八年抗战”。以前唐山重建，起先计划五年，结果还是用了十年（不过再建起来的已经是一个“新唐山”）。这次震灾涉及川陕甘渝，恢复和重建的任务自然会更重更大得多了。
　　无论抗震救灾还是恢复重建，都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特别是长达十年的重建，需要的资金定不在少数。这次地震，振奋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凝聚精神，也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支援。半个多月来，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为抗震救灾，自觉自愿地捐钱捐物，其情景实在感人。截至5月28日，国内外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总计已达348亿元。今后当然还会不断有捐献和承诺，不过应该承认，高潮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而大量和长期的资金需求还在后头。这除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外，主要恐怕还得靠政府投资。中央也已看到这点，国务院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上海更进一步，决定市级机关经常性预算削减10%，还停止新增公务用车。市长号召全市机关公务员厉行节约，把节约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援助灾区人民。
　　古人云，“大难兴邦”。这次汶川地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振奋民族精神和兴利除弊的改革良机。例如从救灾重建需要钱和上海不买新车的措施，就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在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上读过的一篇思源谈民生财政设想的文章。特别对他提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谑称“三座大山”的“三公”（公费用车、公费吃喝、公费出国）之害，我早有同感。单这“三害”相加，每年达9000亿元，对灾区重建所需资金就可解决不小问题，还不烦周处，自己除掉“三害”。这“三害”，社会舆论和两会代表、委员在年年讲，但就是拖了几十年也除不了。道理很简单，谁也明白，因为这影响到享受这些特权的人的利益。所以过去，有意见、不满意、甚至背地骂娘，也一概任你为之，享受决不丢掉。但那是平常时期，可以既往不究。而现在却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人民公仆，难道就不能和人民共体一下时艰？何况这“三害”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就一定要保持这一并不体面的“特色”？所以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看领导上的决心和气魄。只要上面下决心改变，绝大多数干部是会照章执行的。如果有些人思想不通，那就组织他们学习如何防止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异化问题。党中央不是早就倡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吗？那就先从马列著作如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中编选一本如何做公仆的“干部必读”，让大家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以立党为公为主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难道对正气能够压倒邪气都缺乏信心？当然，也许会有人坚决反对、进行抵制，那也好办，用赞成的人去取代他们的位子就行了。
　　据思源所引材料，中国的行政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是大国中最高的。以2000年为例，中国是百分之25.7%，而其他几个国家是：印度6.3%，俄罗斯7.6%，美国9.9%，德国2.7%（为1998年），更不用说北欧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了。中国的行政费这么高，就包括着“三公”用费。所以这是一种腐败的象征，对于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是极不光彩的，早就应下定决心，加以改革。现在全国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支援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在尽一切努力。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些反腐倡廉、兴利除弊的事，阻力应当不会太大，政府却可从中筹措出一定赈灾资金。这里单谈被思源称为“公车腐败”的一项，就可看出节省费用并不是小数目。每年全国公车支出约4000亿元，如果进行废除公车制度的改革，例如只保留现任正职省部以上领导干部的专车，省部以下干部取消专车，因公用车实行实报实销，一年就可节省3000亿元，而且丝毫不会影响公务。据财政部报告，截止5月28日14时，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95.27亿元，还远不到可能省下来的公车费的十分之一。
　　应该指出，无论现在的抗震救灾还是今后的支援重建，自然都应主要由政府负责。因为政府的钱是直接间接取之于人民的税收，拿来救灾，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应有之义。中国老百姓大多过分老实，对于政府的救济和支援总是千谢万谢，感恩不尽。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往往以施恩者自居，混淆了纳税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没纳税人的供给，政府不但无法进行救灾和做其他事，就是工作人员连饭也没得吃。继续救灾和准备重建，中国政府还面临诸多严峻的考验，不能不统盘考虑和统筹兼顾，其中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筹措更多的资金。实行公车制度改革，既是一项解除腐败和缓和干群矛盾的盛举，也是克服困难、筹措资金的一个来源。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干呢？多年来，包括每年面对两会的批评建议，党和政府从来没有给予过正面答复，更提不出站得住的理由和有说服力的解释。现在到了应该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末了，我还想说，在这次空前大灾难面前，我们除了响应号召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心怀灾区人民、支援抗震救灾、想灾民所想，急国家所急。要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只说好话、只知感恩，那是对舆论的误导。经过这次大灾，如何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还是进一步退两步、继续弄虚作假、实行官官相护，这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问题。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是否对干部就可以根据现在和过去表现，实行问责制和奖优罚劣，该提升和表扬的及时提升表扬，该批评处分的决不包庇掩盖？也不应限制群众和传媒只能作正面报道和说好话，不得进行揭发和批评。这样做就把灾后出现的好气氛给葬送掉，又回到了老路上去了。又如对那些总是指手划脚、拉人后退、规定说话框框、干扰工作前进的人和机构，是否也应当作些限制，让他们从暗箱中走出来见见阳光？总之，我认为，此国难当头之时，不应限制人们说话，而应鼓励大家献计献策，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有什么不好？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我建议改革公车制度，供领导参考，供大家讨论。
2008年5月30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