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出生的钱永健是钱学森的堂侄，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看钱永健的简历，得知他一直在美国生活、学习和成长。16岁，他得了西屋科学天才奖，20岁取得哈佛学士学位。其后顺利拿到剑桥大学博士及博士后。他的专长并不单一，化学、物理和生物学学位均有。然而，1948年出生的钱永刚，却在文革后才进得大学之门。算起来，快三十岁了才进了大学之门。钱永刚是钱学森之子，不一定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好汉。但从钱永刚变成中国一位计算机专家来看，他的资质不差。

文革耽误了钱学森子女这一代人，且不说它。再看中国科技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应当有了不错的环境。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士多了，却与诺奖的距离没怎么接近。从神舟到嫦娥，再到飞机制造等，中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跟在别人后面。且这方面属于应用科技。基础科学研究，则一直缺少震惊世界的成果。基础科学主要依靠专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可我们的专业研究机构和大学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学界心知肚明。一句话，体制不顺，官本位在科技界横行无忌，教人无可奈何。

东邻日本，从感情上，笔者还是难以接受这国家对二战的态度，也不喜欢日本那种文化，但日本人的科学精神，却不得不教人钦佩。日本人2008年不只一人得诺贝尔奖，这说明了什么？在一轮又一轮爱国激情的亢奋中，我们似乎不知道真正的爱国需要实在的东西。喊口号，激昂的情绪表达，那是容易的，创造适宜的科学环境，培育科学人才，为科学精神找到很好的支点，却困难重重。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需要科学家数年、数十年只做一件事。这需要经费，也需要准确判断科学家的研究价值。然而，中国的职称体系、科研项目立项、资金投入、科学评价体系等，却难以与这一要求相配合。

急功近利是经济性很强的新社会文化。这种文化与官本位制度结为姻亲，又进一步限制了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人都想走捷径，赚快钱，老老实实的科学研究不再有吸引力，要想让中国科技界取得世界性成果，就更难了。据统计，中国的博士有近半数走进了官场。若此数据为真，那是极可怕一种数字。

有一个统计数字，美国获得10人次以上诺奖的大学有10所。中国的清华、北大等所谓名牌大学，这个数字始终为0。相反，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却有2名学生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即杨振宁、李政道。另一厢，台湾大学也一定表现。李远哲在台大毕业，新竹大学读了研究生，然后在美国获得诺奖。西南联大9年总共只培养了近8000学生（其中一半未在联大取得文凭），除了2名诺奖获得者，还为中国后来贡献了赵九章、朱光亚、郭永怀、陈芳允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

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研究机构因动乱陷入误区。但要从误区走出来，比想象中难得多。改革开放原本从对科技的重新认识开始，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知识就是力量曾是20世纪80年代最能鼓舞人心的话语。可是90年代后，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一样，不再是让人向往的称号。当明星、当企业家、当官成了孩子们的人生梦想。

中国科技界的困境，不仅在于科技体制。这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原本是“五四”以来国人孜孜追求的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的理想追求先丢了德先生，跟着很自然地丢了赛先生。改革开放之后，先请回赛先生，却没有礼遇德先生，结果，两位先生依然没有很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这样，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了不错的表现，却因新的社会难题浮出水面而教人感到无比困惑。

钱永健恰好是钱学森的堂侄。他能再为华裔拿到诺奖，越发令人深思。有人断言中国20年内与诺奖无缘。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