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序：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或者说，胡适的相对“宽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对“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团队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今天倒需要反问一下，这样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阅信后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如同一份宣言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之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中的一种文化对比和路径歧异。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钱玄同在“通信”中写到：“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钱玄同接过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话头表示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望“五四”，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青年》同人骂人在先、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的。面对读者对于《新青年》单方面骂人而不容许对方反驳的批评意见，胡适曾经表态说：“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团队。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主导，胡适注定要被边缘化。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这部分北大教授，所选择的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甚至于骂人有理的不宽容甚至反宽容的精神路径。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张耀杰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