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帽子竟已不再容易玩得转人

林明理

使用政治大帽子一直是某些国人同胞的惯用手段。往往地，凡事一提到政治高度，首先便会让人敬畏，无理也要怕你三分。但随着社会的开放、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头脑也渐渐变得明白善辨，使用政治大帽子也渐渐地不大容易玩得转人了。不知该说它可喜还是可恼。

就先说说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的 “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罢。本来提倡学生长跑锻炼身体也是好事，特别是在应试教育害得很多学生长成小胖墩、豆芽菜、近视眼、骆驼背的严峻形势之下。但偏偏主事者要提升它的“高远”意义，规定长跑总里程以60公里为基数，象征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小学生为120公里，初中生为180公里，高中生、高校学生为240公里。也就是说，在往后的半年时间里，全国每一个小学生每天不间断地要跑1000米，初中生1500米，高中生和大学生2000米。

如是以前，这一冠冕堂皇的倡议或文件发布以后，有关教育行政当局、各级各类学校一定会屁颠屁颠马上行动起来，声势浩大地开展这一“意义重大”的活动，有关舆论也会及时跟进，开足马力宣传这一盛世壮举了。可是，时移境迁，如今这一倡议不但不获热烈响应，竟还引发了汹涌的舆论批评。最集中的批评焦点之一竟是说，把一项长跑倡议跟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挂起钩来，过于牵强，搞一刀切，完全是搞形式主义。何况学生情况千差万别，天气变化每天都有，怎么可以如此规定长跑公里数？有关主事者基本上被批得一声不敢吭，看来也确实拿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加以辩解了。呵呵，这倒有点出乎意料。

再说说石家庄市政府就三鹿奶粉丑闻的道歉罢。在民意压力之下，石家庄市政府终于就毒奶丑闻中自己该负的责任“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表示深深的歉意”了。但其道歉中强调的第一条竟然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这种将人命价值放在“政治敏感性”之后的道歉堪称中国特色，不过也马上引来嘲讽一片。晓庄学院教授卲建先生责问“这道歉何以更像是政治‘陈情表’”，人大教授张鸣先生则讽刺其为“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面对如潮的批评，石家庄市政府至今没能反驳声辩，看来也只能暗叹无奈了。

再一个便是北京律协的那篇《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了。北京市一些律师呼吁“北京律协直选”，于情于理于法都看不出有何不妥之处。北京律协如果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态度，完全可以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但它却没有学会、或许根本不屑于与人平等说理，而是发表了一个让世人纳罕震惊的所谓“严正声明”，给呼吁直选的律师扣上一顶政治大帽子——“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这样的帽子可真怕人，如在以前，你可不死也要脱层皮，可是现在同样也几乎没有人愿意买账。呼吁直选怎么会“妄图”“全方位否定”“政治制度”呢？现有政治制度、现有宪法法律哪一处排斥“直选”了？不但被斥责的律师强烈不满而反击，舆论也不放过，南方北方、网络纸媒，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北京律协某些人除了使出暗中施压穿小鞋这一惯用阴招，在批评舆论面前基本做了缩头乌龟。

……

时易境迁，政治大帽子竟已不再那么容易玩得转人了。我们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什么时候已经变得成熟理性从容淡定、为我们的政治气氛什么时候变得宽松平和而欣喜呢，还是为我们的“政治”“优势”什么时候已经消失而遗憾？我们那些惯用政治大帽子的有关人士，对此是该警醒反思、跟上时代潮流呢，还是恼怒不安，继而把“大帽子”改为“紧箍咒”乃至“大棍子”？

“政治”，到底应该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还是用作民众管理社会的手段？到底是该让“政治”为民众服务，还是该让民众围着“政治”转？这一在世界很多国家早已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我们这确实还有大做文章的广阔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