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作者：余杰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分，正值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中学课间休息，该中学惟一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地面发生垮塌，八名女生迅速掉进地面下的粪池，另有三十余名女学生受伤或受到不同程度惊吓。事件发生后，四十二名学生被送到黄水镇医院救治。据女生王静讲，当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学生们下课后，拥向校内惟一的厕所。刚踏上便槽，便感到地面在松动。随后听到“咚”的一声巨响，王静与七名女生一起坠入粪坑。王静吓坏了，奋力爬上来，然后从墙面的破洞处爬了出去。听到巨响后，在外等候的学生一边奔跑，一边向老师求救。体育老师陈明文立即组织十多名老师施救。
——《华西都市报》


从厕所看中日之距离

厕所似乎是一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中国的君子要“远庖厨”，更不会去拿厕所来说事。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偏偏专门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厕所文化”》。陈平原称赞说，东京成田机场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厕所，其厕所的洁净程度是充满“蒜味”的北京首都机场的厕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的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机场，在建筑之宏伟上可谓领先世界，却无法让厕所保持洁净和芳香，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中国的若干公共设施在“硬件”上已然“超英赶美”，但在“软件”的提升方面却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厕所乃是“软件”的重要标志之一。

晚清思想家、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曾经在《大同书》里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厕所，他这样写道：“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厕所吗？在访问日本期间，我发现日本的许多厕所，不亚于康有为的美好想像。我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和各种普通火车，也到过大中城市和乡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厕所中有异味。日本人的厕所不仅实用和卫生，他们甚至将某种诗意带到厕所之中——诗意与厕所这两种最不相干的东西，在日本居然就融合在了一起。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一文中有一段描述：“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这不是文人故作风雅之语。

日本人爱清洁的生活习惯古已有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又奋力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生活模式，原本整洁的厕所，设置了现代化的设施之后，更是让人赏心悦目。专门研究厕所文化的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日本的幕府将军和皇室宗亲们都以新奇别致的粪便处理之道而沾沾自喜。日本城市的厕所、卫生系统的有条不紊和高效节能也是意料中事了。”日本人历来善于将日常生活艺术化，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遂将厕所修建得美轮美奂，使之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我在访日游记《暧昧的邻居》一书中写道：“日本的火车上，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大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箱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春运期间，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拥挤不堪，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连厕所里也横七竖八挤满了五六个人，我只好一路上都不吃不喝，以确保旅途中不上厕所。那时候，如果能上一次厕所，简直比去天堂还要幸福——据说就有旅客因无法上厕所，情急之下而跳车身亡。那时候，谁还会在乎厕所的干净或肮脏呢？

近年来，“中国崛起”之说让“东亚病夫”们个个感到洋洋得意。霍元甲、黄飞鸿的梦想即将实现：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宣称，十年之内中国的GDP便会超越日本，中国将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在此背景下，中日比较遂成为一时之显学，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趋势是：中国强大、日本衰落。但是，任何人只要看看中日两国的厕所，便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来。一九一一年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病痛时代》一书中写道：“中日两国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整洁程度方面了。”他批评说，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注重保管和修理的艺术。一提起“中国”，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如下种种情景：用破草席搭起的丝毫不能避风避雨的帆船，倾斜的残垣断壁，下榻的寺庙屋顶，长满苔藓松松散散的瓦砾，参差不齐的茅草屋顶，腐烂恶臭的顶棚，摇摇晃晃的屏风，还有倾斜破烂的路面。而在日本，罗斯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任何东西都是极其整洁的，修剪整齐的茅草屋顶，洗刷干净的墙壁，明亮的草席，保养良好的路面，也看不到到处乱扔的垃圾。他称赞说：“我所去过的地方，只有荷兰和英国的部分城市能与之媲美。”此种差别并不完全是由经济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清洁自己的家庭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钱财。此种差异乃是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的差异。虽然今天中国的学者们津津乐道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伪话题，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超级规模的“国际大都市”，但中国仍然缺乏“没有臭味的厕所”。营造高楼大厦和街道易，其背后需要的仅仅是技术和金钱；而保持厕所之一尘不染难，其背后需要的乃是民众普遍提升的文明素质。

如果从厕所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不文明古国”。一种不能解决厕所问题的文明，必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中国人拥有独步全球的饮食文化，在吃上面花样翻新，却没有花一点功夫去解决“吃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说日本的厕所比中国的厕所文明，千千万万中国的反日愤青们又会骂我是“灭自家志气，长敌人威风”的“汉奸”了。我不怕被归类为“汉奸”，我只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中日两国的差异，从厕所这一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来，乃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差异。当年，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强大，但日本人一看到中国士兵在炮台上晒衣服，便有了必胜的信心。今日亦是如此，比较两国的厕所的差异，甚于比较两国的汽车和电视机的差异。道理很简单：一个管理不好厕所的国家，自然也管理不好军队、学校和政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许多军校学生在满铁公司的资助下到中国各省采访调查，实际上是搜集情报。后来，这些被称之为“满铁调查”的文献，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名日本士官生在报告中写道：“在支那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里，其公共厕所亦肮脏不堪。这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管理能力，这个国家的国民也没有自治能力。所以，我们统治支那将易如反掌。”数十年之后，这段话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记可畏的警钟。至少我本人读到的时候不禁冷汗直冒。

如今，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多看上去“爱国爱到海枯石烂”的愤青，他们咬牙切齿地喊反日口号，并发起诸如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等等。我个人认为，比上网喊几句口号和签一个名字更为重要的，也许是老老实实地将每一间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些高喊口号和郑重签名的“爱国者”当中，究竟有没有在公共厕所里便后不冲水的家伙呢？我不知道。喊几句口号，签几个名字，既不能弄脏日本的厕所，也不能洁净我们自己的厕所。愤青们砸了几辆日本车和几个日本餐厅便回家睡觉去了，既不能让我们变得更文明，也不能让日本变得不文明。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将自己的厕所整治得比日本的厕所更加洁净了，中国就有了傲视日本的第一笔资本；什么时候，中国人学会自我管理和过一种文明的生活了，中国就有了让日本肃然起敬的资格。

厕所是文明的焦点

正如人离不开厨房，人也离不开厕所。厕所是文明的焦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生活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各个时期老百姓家中的厕所的样板，一种厕所对应着一个时代，这是一部最鲜活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根据世界厕所组织（其英文名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恰好与世贸组织的简称相同）提供的数字，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八十岁的人，一辈子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耗费在厕所里。看来，“如厕”（或用中国古人更含蓄的说法“更衣”）实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成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来研讨六十亿人的“如厕”问题，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小题大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从肮脏到清洁的变化，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横断面。在室内卫生工程出现之前，世界是个发臭和疫病滋生的场所，欧洲若干次黑死病肆虐，都跟城市和乡村缺乏基本的粪便处理办法有关——中世纪一次最可怕的黑死病，居然让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法国，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同样不洁。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那时候，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依勒里宫花园“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就连皇太子本人也经常在卧室里对着墙壁便溺。列日、卡迪斯、马德里与上奥弗涅的小城市同样肮脏。通常有一条运河或一道激流流经这些小城市，名曰：“粪河”，“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布罗代尔这样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一向自尊的法国人并没有斥之为“法奸”。

朱莉•霍兰在《厕神》中指出：“起初人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泄。随着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厕所比其他文明先进得多。还有一些文明则表明，在保持卫生方面，人类同动物相差无几。”厕所的差异，显示着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厕所的变异，对应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厕所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杰出的建筑史和规划师奥斯曼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基础，他所设计的下水道工程，使得巴黎真正成了“花都”。可以说，没有奥斯曼设计的下水道，就没有现代巴黎的浪漫情怀。此后，奥斯曼的设计迅速为其他欧洲城市所效仿。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之中，出现了配备众多人员的、专门负责厕所及其相关项目的市政部门。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史书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史”，所以在其中只能发现帝王将相的厕所的情况，对老百姓家的厕所并无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郑玄解释说：“匽，路厕也。”可见，从周朝起，中国的宫廷内便设立了厕所，但厕所只供皇帝专用，且有专门人员负责厕所的清洁。汉代以后这一职位便制度化了，《汉宫仪》中说，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这就是专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体制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接近皇帝，便有可能获得显赫的权力和无数的金钱；所以，即便是端着痰盂跟在皇帝屁股后面接皇帝的大小便的职位，人们亦趋之若鹜，以为无比尊荣。孔夫子昔日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安国今日侍奉皇帝，虽臭尤荣。

明清两代，版图扩张，宫廷也膨胀。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居住在号称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间的紫禁城里，大殿、寝室、书房、御花园、博物馆等样样齐备，偏偏就是没有一间厕所。当年皇宫里住着数千人，上至天子，下到小太监和宫女，这多人的大小便问题如何处理呢？据相关资料记载，皇帝方便的时候，一般不出大殿，由近侍、太监和宫女在一旁服侍，直接便于马桶之中，再送出殿去。宫中各色人等的排泄物均装于木制马桶之中，并集中于专门的粪车上，迅速运出宫廷。因此，紫禁城中虽然没有一个厕所，但仍然能够保持清洁。

宫廷之外，可就无法保持整洁了。文明只限于宫廷之内，只限于被皇帝和他的大小老婆们享有。皇帝只关心自己的宫殿，宫殿之外的百姓的生活跟他无关，他才不管老百姓们是否在粪便中挣扎呢。明代文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将伟大的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恶臭的厕所。由于当时城内寥寥可数的几个公共厕所都是收费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人们也都将便器中的粪便和尿液直接倒在街上，于是街道上“重污叠秽，处处可闻”。诗人褚维垲有《燕京杂咏》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名的《燕京杂记》描绘得更加可怕：“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北京和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拿得出手的两个“门面”。一位十九世纪晚期游历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用“可怕”来形容北京：“排水设备向来破败不堪，仅仅由几条贯穿于城里各处、倾倒垃圾的硕大沟渠组成。而所有的沟渠早已淤塞不通，虽然每日有潮汐涨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一八九九年，美国《芝加哥新闻报》的记者这样描写他在北京的感受：“该城气味浓烈，可观之处则少之又少。……房屋低矮破旧，道路全然未加铺砌，总是泥泞不堪、灰尘仆仆，且由于缺乏下水道和污水坑，城市的污秽景象简直难以言喻。”而爱德华•摩尔斯在《东方便所》中如此描述他看到的上海：“一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的木捅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捅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倒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这些记载让人触目惊心。今天的北京和上海早已脱胎换骨，但今天中国的许多乡村仍然如同百年前那样，人们在露天的环境下随意大小便，或者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

龙应台、孟广美与“没有门的厕所”

“没有门的厕所”，是许多海外人士到中国乡村“如厕”的时候的第一感受。

龙应台在《对公共厕所的研究》一文中生动地写道：“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偌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即便如此，还是要进去“方便”。

对于为什么农村的厕所没有门，龙应台的解释是，厕所已经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是村民信息交流的平台，所以不能有门。而一位农村出生的人士，一语道破了天机：农村的厕所没有门，不是农民有互相交流的习惯，乃是上厕所的人害怕他们放在外边的锄头镰刀等被人偷走。

龙应台的批评如野火一般，当年烧到台湾，如今亦烧到内地。也许这篇文章的读者并不多，没有多少爱国愤青奋起痛骂龙应台“不爱国”，而另外一名台湾的女士孟广美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台湾中天电视台播出了综艺节目《红色风爆》，该期节目主题为“两岸艺界大不同”，孟广美是其中的嘉宾之一。作为经常在内地工作的艺人，她在节目中大谈自己在内地上厕所的“不堪经历”。孟广美说，一次她在内地某广场上采访，内急想上厕所，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去了那个厕所，“我一去看，是一排排水沟，连绵有一公里，上百个白白的屁股排成一排，还此起彼落，两个人面对面还可以聊天……”在其他嘉宾的哄笑声中，孟广美更称：“内地人不说洗手间而必须说厕所，内地的厕所很多都没有门，即使有，内地人也大都不关门！”

绝大多数大陆人其实根本收看不到中天电视的节目，但人们并不去思考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中天电视，却对某些道听途说、移花接木的节目内容恼羞成怒。孟广美的言论除去上下文、被放在网络上之后，如同一石溅起千尺浪，千千万万爱国愤青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万矢的”。于是，有人说这是恶毒无比的“反华言论”，有人说从此便要抵制孟氏出演的电影电视，有人说要打电话上门去恐吓之，有人说要去抄这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家……孟广美在中国大陆一下子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

孟广美的遭遇显示，中国仍然处在“后文革时代”，愤青们乃是红卫兵的变种。在“群情激奋”之下，清醒的声音总是少数。《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员长平指出，孟广美说的虽然是真相，但她的错误在于对“听众”的精神状态没有充分的评估：“尤其是你说到一个因自卑而变得极度自尊的族群的时候，你必须具备一定的同情心与理解力。”所以，尽管事后孟广美被迫道歉，但“民意”却并不接受之，愤青们继续辱骂之。对此，长平分析说：“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内地厕所臭还是不臭，也并不关心是不是真的准确。可以肯定的是，在孟小姐道歉之后，甚至在她被愤青们封杀之后，内地的大多数厕所还是臭气熏天。”面对“我臭我怕谁”的叫嚣，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