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允许国有企业存在，结果国有企业一塌糊涂。然而，在当年的国有化运动中，全国上下却是无比兴奋，以为一个“无私”的时代终于来了。不过，那时节，却未敢彻底土地国有化。这可能与“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有关。于是，又有了一个“集体所有”的概念。“集体所有”的运作模式，其实与企业国有化是一样的。以此建立的“人民公社”是亿万农民二十多年的辛酸泪做成的历史苦笑。改革开放后，土地实行承包制，一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但中国人多，人均土地太少，让农民依靠那点土地的纯农业生产致富是不可能的。

土地看起来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根本制度。可实质上，这是教条主义的误解。历史上，是存在一些大地主。土地过于向少数人集中，那会是一个麻烦。但真正的大麻烦是一些人通过权力或恐怖手段，抢夺别人的土地。比如皇帝一高兴，“赏”某人一片地。然后，得到赏赐的某人就安排兵丁驱赶这片地上的小地主和农民。又比如某恶霸（多为官府亲属），看中了某片地，就用种种手段去抢夺。无法无天去抢夺，即制造仇恨。

过去，拥有土地并不意味着富有。尤其在天灾多的地方，收成看天老爷高兴。有时候，小地主反而亏惨了。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小地主常常必须借钱粮给佃农。碰到大灾荒，土地变得没有什么价值，借出去的钱粮不能收回。佃农们逃荒去了，然而依附于土地的苛捐杂税仍然要落到小地主身上。结果，小地主也破产了。

土地的价值在农耕时代，取决于土地本身的质量和气候。进入工业化时代，则又多了与城市的结合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度等因素。靠近城市，或有了一些成功的商业项目，土地价值就升高。有时高得惊人，一夜间点石成金。

商品经济时代，土地与城市、商业项目的结合，是经济常态现象。沿海地区“城中村”富得流油，靠的就是这个。但这些曾经的农村富有了，社会矛盾却更大了，更复杂了。这是土地收益人权利不明确带来的诸多新社会难题。

土地和人口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土地面积不会变化，但土地的价值会因时势而产生变异。人口有增减、迁移。有些劳务输出地区，年轻人在城市扎了根，举家迁往城市。他们“承包”的土地，若委托他人代耕还好，农业生产至少能够维持。更多的现象是村中劳动力缺乏，那些土地变相闲置起来。如果这些已经不需要土地的人可以将土地转卖他人，情况会发生新的变化。一些不愿意离开故土的人可以通过拥有一定规模的土地组织生产，获得土地的规模效益及潜在效益。但这前提是土地值得拥有。如果土地被乡村官员控制，说不是你的了就不你的了，风险太大，没有人愿意购买那样的土地。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让乡村官员可以直接支配、侵占效益好的土地。一块地突然被拿出来作别的用途，效益明显。一些人很自然就把好处占了。对农民来说，这土地是集体的，或者又说是国家的。他们没有捍卫土地收益的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早就因为“集体”和“国家”的名义被剥夺了。但是，眼看着少数人如此轻易地富了，他们心中却产生了巨大的恨，这是社会不稳定的因子。

原来，是17届三中全会可能制定新的土地新政来解决目前的土地政策带来的难题。其中，可能用“永包制”之类的概念，承认土地的使用私有权。这被看作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让某些及左派感到绝望。于是，新一轮反改革运动“激情”高涨。他们如丧妣考，又在高喊国将不国了。

土地永包也好，私有也罢，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利于社会稳定，就该大胆改改。有人说这是把土地还给农民。或许，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理顺土地利益背后的复杂关系，让土地既能帮助人致富，又能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什么主义的教条，可以丢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