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地方政府终于“对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表示深深的歉意”，发言人在道歉中着重强调这三条：“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次事故的严重危害，缺乏前瞻性分析，……以至于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三……，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这是向谁道歉，这道歉怎么像是一份“臣密言”式的政治陈情表(两者的语义却不可同日而语)。道歉本身剖诚输忠，辞义恳切，这固然因为“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更兼当地政府多名官员引咎辞职，所谓“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但，这道歉的姿态不是低首，而是仰承，它不是向权利道歉，而是抬头向上，在向权力道歉。

毒奶粉事件，真正受害的是那些吃了三鹿奶粉的婴儿及其家长。可是，该道歉大谈政治，大谈该事件带来的不良政治影响。这固然是事实，但，结石婴儿与政治何干。那些婴儿的家长，不过是“无权者的权利”，政治影响又与他们何干。如果道歉，他们需要的是人道的道歉，不是政治的道歉。受难者还在受难，可是道歉者却在道歉时如此不忘“讲政治”。这样的道歉，对那些现在还在受难中的人可以说是诚恳的吗。

道歉并非不能讲政治，但要看如何讲。就三鹿事件，石家庄地方政府除了监管失责，更在于它袒护不良企业，将疫情拖延不报。由此导致的恶果有伤及权利的，也有伤及权力的。疫情扩展，给结石婴儿及其家长带来交互式的身心伤害，这是权利上的伤害。另外，东窗事发，确也“严重影响了”包括上级机关在内的权力形象。但，面对权利与权力，道歉者的道歉指向是哪里，相信读过该道歉的读者都一目了然。比如发言人说该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但为什么不说它给广大婴儿患者的生命带来了更重大不良的影响。生命不如形象，正如权利不如权力。生命的影响是个我的，权力的影响才是国内外的。因此，本该是权力向权利的道歉，却错位为权力向权力的道歉。

不过，就现有的权力链来说，该道歉也自有其逻辑。因为该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的权力授与，它没有为上级权力站好岗，却捅了这么一个大漏子，以至惊动国内外，它当然要诚惶诚恐，向上罪己。如果说那些躺在病床上的重症婴儿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对那些失责的官员来说，却是“官”命危浅，朝不虑夕。因此就道歉作如此剀切的剖白并不奇怪。只是这道歉如果是给上级的检讨，那又当别论。但，这次道歉是通过媒体面向患者、面向公众、面向全社会。发言人开口政治，闭口上级，两者俱不离权力；如此道歉，又置权利于何地。

这是一次唯上的道歉。一个社会，如果以权力为本位，比如过去的皇权社会，臣子“至微至陋”，却“过蒙拔擢”，因而在权力面前，“不胜犬马怖惧之情”。一个社会，如果以权利为本位，比如民主社会，权力对权利负责，它不惧怖权力，却敬畏权利。这样的区别，够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