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收：我代表农民工利益

《中国改革》第9期

“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30年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盲流’，到90年代的‘民工潮’，再到今天的‘城市居民’，农民工已经逐渐成长为1.5亿人口规模的产业大军。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和最低限度的权益保障。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工资偏低；二是安全事故；三是技术培训；四是子女就学；五是养老保险；六是土地流转；七是维权成本太高，维权渠道不畅。作为一支规模庞大的产业大军，农民工虽然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他们仍然是需要特别关怀的群体，他们出现问题时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维权，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和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如是说。

张全收，河南上蔡人，自称“农民工司令”。他带着上万名农民工“驻扎”在深圳，向各个工厂派遣员工。没有活，公司也“包吃包住，照发工资”。这就是张全收和他“全顺打工模式”的主要内容。

珠江三角洲的“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大都是以外贸订单为指挥棒，订单来了就招兵买马加班加点；没有订单就大量裁人降低成本。张全收的全顺公司就向这些工厂“卖劳务”。工厂不用管人，淡季还能“退人”，企业愿意为此多付一笔管理费给全顺。“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再加2毛钱作为管理费。”一个工厂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收取2毛钱的管理费，全顺公司积累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对于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岗位的员工，全顺公司拿出钱来，按照深圳市制订的最低标准发放工资。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的说法，张全收和他的全顺公司不仅代表了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而且给予农民工以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客观上起到了农民工工会的部分作用。

张全收的“全顺模式”

《中国改革》：我读过于建嵘教授写的《漂移的社会》一书，对于你大起大落、大灾大难的人生经历印象深刻，只是有几个时间点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你是哪一年开始打工的，又是哪一年来到深圳的？

张全收：我是河南省上蔡县拐子杨村人。因为家境贫寒，1985年16岁时就辍学打工，曾经卖过冰棍，下过煤窑，做得最好的是卖馒头的生意，由于受人陷害被派出所关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人一方面确实是多灾多难，另一方面每到大灾大难的时候，总会遇到贵人相救。到了1997年，我在河南老家已经是走投无路，只好揣着170元路费南下打工，后来在河南老乡帮助下，在深圳的平湖镇汽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由于我对人热情、讲义气，有很多老乡在打工时遇到困难、受到委屈，都愿意找我帮忙。

《中国改革》：记得你开过一家玩具厂，是哪一年的事情？你搞劳务租赁是哪一年的事情？

张全收：2001年，我在深圳打工有了一点积蓄。看到找我帮忙的老乡越来越多，一些老乡找不到工作，吃不好、住不好，不但工资收入没有保障，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于是，我便与别人合伙办起一家深圳全顺玩具厂，联系几个厂要了点活儿。人家做不完时就交给我们，做得完就不给我们了，我们饥一顿饱一顿。当时我有能力招工，我一边为自己工厂招人，一边把多余的人“借”给别的厂家，并且在这里面发现了商机。后来，我把玩具厂关掉，专门从事劳务租赁。一开始生意不太好。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中国改革》：全顺公司是什么时候正式挂牌的？我记得有人说过你是在从事非法经营？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全收：全顺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2004年8月16日，在河南省和深圳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以招河南工为主的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在此之前，全顺公司一直没有得到从事包括劳务派遣在内的人力资源开发的经营权限，处于超范围经营状态，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岗位的包产到户和无照经营的小商小贩及私有企业一样。后来听法律专家告诉我，法不禁止即可行，改革开放要的就是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勇气和魄力。话又说回来，树大招风，公司做大以后，总有人来进行骚扰。去年有人在网上说我的坏话，说我比山西的黑煤窑还黑，然后要我花一百万摆平这个事。我向警察报案，这些人被抓起来了。

《中国改革》：全顺公司“权益保全模式”条款的主要内容是“进厂之前包培训，培训期间包吃住。员工患病包治疗，医疗费用全报销。待工期间包吃住，并且发放补助金，安排再就业。”你当初设计这些条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全收：深圳周边的企业以来料加工居多。有一部分企业每年的定单比较多一点、比较充足一点，60%到70%的企业定单都是季节性的。如果定单做完了，不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走，就会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我自己就是农民工，我要代表的就是农民工的权益，我创办全顺公司就是要保证农民工常年有活做。你打工就是打工，东家没活儿到西家打，西家没有活儿到东家打，电子厂没活儿可以到制鞋厂，有了长期的工作才会有长期的工资。即使暂时没有工作，坐在那里不动也给员工发工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公司，目前只有我们一家。我就是这样来稳定员工队伍的。

给农民工以底线保障

《中国改革》：全顺公司的“权益保全模式”其实是一种保底模式。道理很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里面已经为普通市民建立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之类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没有工作的人也可以领到最低的生活费，生了大病的人可以报销一部分的住院费，对于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小孩也有一些救济措施。但是，同样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面，农民工却享受不到这样的社会福利和底线保障。全顺公司是在政府职能缺失的情况下，承担了一部分底线保障的社会责任。从与企业打交道，特别是保证农民工的工资全额及时发放这一点上看，全顺公司充当着产业工会的角色，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

张全收：我们能够做的，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一点，我们与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对员工的权益有明确规定，特别是保证在员工没有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也能够拿到最低标准的工资，这样就打消了员工的后顾之忧，也养成了员工对于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我们与用工企业签订包括员工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这实际上是代表公司员工与用工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可以为农民工在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争取到更加公正也更加优厚的工作待遇。这方面可以说全顺公司是起到了类似工会的作用，满足了农民工一部分的利益诉求。

《中国改革》：你认为“全顺模式”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全收：“全顺模式”的价值主要是四句话：给企业带来了方便，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公司有了小小的发展，另外也承担了社会责任。我向农民工承诺，包年薪，一年让农民工拿回家多少钱，没有事做，我们也照样发工资。很多人问没有事做你发工资从哪里来钱？平时各个企业要给我们管理费、服务费、培训费，如果没有这点钱我们公司也没有办法生存。几年来，全顺公司的农民工没有给各级政府提出过任何经济赔偿要求，也没有发生过一起信访事件。

《中国改革》：记得于建嵘教授有一个观点：全顺公司之所以成功，重要前提是张全收心地善良，有责任心，讲义气。反过来说，这又是“全顺模式”的致命弱点。全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张全收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义责任，没有了张全收也就没有了全顺公司。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全收：总有人问我能不能出现更多的农民工司令，我自己的想法是：只要他们有坚强的心就可以做好。第一，农民工过来了，必须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认同你才会跟着你。第二，农民工跟着你了，怎么样让他们吃饱肚子、怎么样挣到钱、找到工作，这要靠你个人的能力。

《中国改革》：关于“坚强的心”，我记得你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思想正确”？

张全收：我说的“坚强的心”就是要“思想正确”，就是要先管好自己，要自律。另外还要有能力跟那些用工企业的老板谈判，比如说我跟对方的企业打交道，首先要让对方有利润、有好处、有方便，他才会跟你合作。我们做的是双赢甚至多赢的事情，正是因为我帮助农民工找到了工作岗位，帮助企业找到了优质廉价的劳动力，在为自己创造利润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党和政府才会给我那么多的荣誉，并且推选我当人大代表。我当然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加倍回报于社会。

我代表的是农民工的权益

《中国改革》：责任意味着机会，同时也意味着风险。你是怎么看待已经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的？

张全收：《劳动合同法》的制订既应该让企业满意，也应该让工人满意，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并不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共生共存、双赢双利的关系，假如连工商企业都没有了或者是破产倒闭了，哪里还有产业工人，哪里还有工人阶级呢？不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不行，光让农民工满意，企业不满意，过分制约企业让企业老板顶不住也不好。在企业老板跟农民工之间应该找到一个中间位置，农民工能够接受，企业也能接受。我觉得2008年1月1开始实施的《劳动法合同》有一些小小的矛盾。比如说签劳动合同的问题，长期的跟短期的不一样，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全部按照一个条文。短时间人家干三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就回家了，叫他买养老保险，企业给他买他都不愿意买。给他买个工伤保险是应该的。长时间做十年、八年的应该买养老保险。立法过程中要了解一下企业的想法和农民工的想法。光了解北方的企业，没有了解南方的企业是不行的。南方企业跟北方企业是不一样的，你只了解南方企业就立法了，北方企业就不适应。都是劳动者，劳动方式也是不同的。

《中国改革》：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现在最关心农民工哪些方面的权益保障？

张全收：当前的农民工权益保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长时间的农民工在想什么，短时间的农民工在想什么？短时间的农民工考虑的没那么细致，如果外出打工，有工作做，拿到自己满意的工资，不受别人的气就差不多了，他们就想这么多。外出务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考虑的是户口的问题、养老保险的问题、住房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子女上学的问题。我们国家要建设和谐社会，都是中国公民，农民工的孩子与城里人的孩子都应该平等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入学难的问题。另外，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还要杜绝官商勾结。政府部门不能跟着企业老板跑，要定时检查农民工的工资是不是做到足额发放。执法部门一定要有正义感，如果政府部门跟企业搞在一起，农民工赚不到钱时只是写个条子去申请仲裁，他们哪有这个能力申请仲裁呢？拖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的生活怎么解决呢？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就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公平公正、民主平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代表的是农民工的权益，特别是最受歧视的河南籍农民工的权益。但是，我这个人大代表应该代表的不仅是农民工的短期权益，更要代表农民工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工商企业与产业工人双赢双利、和谐共存的整体利益。

《中国改革》：你对于深圳率先试行居民证有什么看法？

张全收：我的户籍在河南，还是一名地道的农民。现在中央到地方对农业有不少支持，但是还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我们这个国家从来不歧视外国人的，为什么偏偏要歧视自己国家的农民工呢？为什么偏偏歧视我们河南人呢？深圳率先试行居民证，至少在形式上缩小了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的不公正、不平等。我代表农民工对于深圳市政府的惠民利民政策表示支持和欢迎。

《中国改革》：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在走高走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就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就有可能像对待城市人一样为农民工提供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你的底线保障模式就会慢慢失去号召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全收：如果国家在繁荣富强的同时，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没有后顾之忧的农民工就可以专心工作。我希望政府部门在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河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内地省份设立更多的农民工转移基地，同时也在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市设立一些专门面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的比较高端的农民工学院或新农学院，一方面让大多数农民工学到一技之长，提高他们在劳务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那些愿意求学深造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读上大学并且充分就业。

《中国改革》：也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形势正在走低走弱，已经到了冬天，农民工的失业率将会大幅度提高。假如你们的员工有15%找不到工作岗位，时间长了就有可能面临亏损和破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呢？

张全收：最近珠三角确实有很多工厂或者是破产了，或者是搬走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和全顺公司的赢利空间。不过，打工者不管是企业走也好，不走也好，中国这么大，企业肯定会越来越多，我们打工的不要说是拥有自己的公司团队，就是个人打工，广东不打，打深圳。深圳不打，打上海。上海不打，去北京。反正都是打工。我们在稳定深圳、东莞的长期客户的同时，已经着手向广东之外的福建、上海等地开拓市场，与此同时也在加强对于农民工更高层次的职业培训。但是，还有一些更大的事情我也吃不准。有时候我不但会头痛失眠，甚至会痛哭流涕。我认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一定要有国家权力支撑起来的保护伞，一个公司不可能保农民工一辈子，更不能保农民工子孙后代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能够做到的只是给公司员工提供一部分的底线保障。在市场风险面前，最为弱势的农民工更加需要政府部门公平公正的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

人物介绍：张全收，河南上蔡人，全国农村青年转移就业先进个人，2006感动中原十大新闻人物，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大草埔1路27号。邮编：518100。公司联系电话：0755—84681949；0755—84681946。

张全收如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是从来不歧视外国人的，为什么偏偏要歧视自己国家的农民工呢？为什么偏偏歧视河南人呢？

总有人问我能不能出现更多的农民工司令，我的想法是：只要他们有坚强的心就可以做好。第一，农民工过来了，必须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认同你才会跟着你。第二，农民工跟着你了，怎么样让他们吃饱肚子、怎么样挣到钱、找到工作。

一个社会要和谐稳定，就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公平公正、民主平等。我这个人大代表应该代表的不仅是农民工的短期权益，更要代表农民工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工商企业与产业工人（农民工）双赢双利、和谐共存的整体利益。

在市场风险面前，最为弱势的农民工更加需要政府部门公平公正的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

本文编辑/杨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