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伯仁由我

王敦并没有在中途过多纠缠，而是率领大军直捣建康，晋元帝连忙征调戴渊、刘隗回京勤王。刘隗起初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百官面前夸夸其谈，显得意气风发。他与刁协

建议立即将王氏一族全部处死，不料晋元帝却明确地表示拒绝，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当时除了光禄勋王含乘一叶轻舟投奔王敦以外，其余人等诸如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以及侍中王侃、王彬共计二十余位每天都在司空王导的率领下主动来到宫门口请罪，处置他们可谓是非常简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王敦的大军已然是迫在眉睫，刘刁二人此时的建议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招致王敦的疯狂报复。

直到这时刘隗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是书生误国的恶果已经酿成，一切后悔、恐惧都成为了马后炮。晋元帝急忙召见周凯商讨对策，恰好在宫门口遇到了王导。王导此时非但自身难保，而且弄不好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他赶忙哀求道：“伯仁，以百口累卿”！周凯并未搭理王导，但是在晋元帝面前却竭力为他辩白并一再担保其忠诚可靠，元帝当场表示相信。周凯素爱喝酒，大醉方归，而王导仍然在宫门外等候，他赶紧呼唤周凯，企图探听一下皇帝的态度。不料周凯仍然不予理睬，王导以为他见死不救，于是恨之入骨。其实周凯当天就起草了一份表章再次为王导辩诬，可惜王导当时并不知情。

元帝采纳了周凯的建议，让王导重新穿上朝服，君臣重修旧好。不久以后，元帝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又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各帅所部抄袭王敦后路。为了振奋士气，皇帝竟然亲披铠甲于郊外督师。但是王敦大军训练有素，转眼之间便兵临石头城下。

王敦本想首先进攻刘隗，这时部将杜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刘隗久握大权，手下聚集了一大批亡命之徒，一旦交战胜负难料；而周札平时刻薄寡恩，士兵不愿为其卖命，我军一旦发起攻击可谓是摧枯拉朽。王敦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任命杜弘为前锋，周札果然开门投降。杜弘原本是是杜弢手下的一员大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自从投降官军以来深得王敦的赏识，因此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攻克建康立下了头功。

元帝急忙调遣刁协、刘隗、戴渊率领大军全力反攻石头城，同时还命令王导、周凯等人分三路出击，结果被王敦打得大败，近卫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敦放纵士兵大肆劫掠，其本人也无心觐见皇帝，当时皇宫及官署的守卫大多已经逃散，惟有安东将军刘超率领一干侍卫以及两名侍中还在坚守岗位。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晋元帝遣使谓王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由此可见，尽管双方已经兵戎想见，但是谁都没有把事情做绝。王敦起兵并没有公然造反，他所打出的旗号乃是典型的“清君侧”；元帝虽然下令讨伐王敦，但是对于身在建康的王氏宗族却并未加以屠戮。

刁协、刘隗兵败以后都退入了宫中，元帝令其出逃避难；结果刁协行至江乘为人所杀，传首王敦；刘隗投奔后赵，官至太子太傅而卒。中国历史上向来讲究“忠臣违难，不赴敌国；君子绝交，不出恶生”， 刁协、刘隗的初衷或许当真是为了忠君报国，但是在遭遇险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不敢主动承担责任，因此他们从本质上说不过是投机分子而已，晋元帝重用志大才疏、贪生怕死的刁、刘二人可谓是咎由自取。

元帝命令文武百官去拜见王敦，史书中记载了王敦与戴渊、周凯等人的对话，听来十分有趣。

王敦谓戴渊曰：“前日之战，有余力乎？”对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对曰：“见其形者谓之逆，体其诚者谓之忠。”王敦谓周凯曰：“伯仁，卿负我！”凯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

王敦手下有一名参军名叫吕猗，此人曾经在朝中担任过郎官，曾经遭受过戴渊的冷遇，于是便对王敦说道：“周凯、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怍色。公不除之，恐有再举之忧”。王敦对此伸有同感，为了慎重起见他特意向王导征询意见；王导对于周伯仁可谓是满腔怨气，因此不置可否。于是王敦便下令处死了周、戴二人。不久以后，王导在料理中书文件时发现了周凯积极营救自己的奏章，顿感无地自容，不禁痛哭失声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公元1945年，毛主席生平最负盛名的词篇《沁园春·雪》风靡重庆，柳亚子先生步其韵填词一首，其辞说：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其中“伯仁由我”的典故就是出自于王导之口。

王敦从此把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加封王导为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而且随意任免百官，为所欲为。魏义率领的大军也在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攻克了长沙，刺史司马丞等人皆为王敦所杀。甘卓在退兵之后疏防范，结果被襄阳太守周虑采取调虎离山的方法杀死在寝室之中，诸子同时遇难。王敦随即任命从事中郎将周抚为都督沔北诸军事，这说明他对周访还是多少有些惺惺相惜的。与此同时沈充攻克了吴国，诛杀内史张茂，王敦可谓是大获全胜，于是兴高采烈地班师武昌。临行之前，长史谢鲲奉劝王敦觐见皇帝，以便体现应有的君臣之道。

根据史书记载：谢鲲言于王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勋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今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卿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随即扬长而去，返回武昌。在“清君侧”的问题谢鲲曾以“诚狐社鼠”为由持消极的态度，王敦对他的戒备心理可谓是事出有因。

王敦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对沈充、钱群可谓是言听计从，二人都是贪得无厌之辈，为了个人的眼前私利不惜败坏当局的政令，王敦的大好形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生了逆转。此时的王敦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部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他在羞辱了朝廷之后便开始把主要转向了如何削弱藩镇的势力。元帝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当时惟一可以与王敦抗衡的人物恐怕非广州刺史陶侃莫属，于是元帝便试探性颁布诏书，令陶侃兼任湘州刺史。这样的小把戏在老谋深算的王敦面前当然不会得逞，王敦即可要求加封陶侃为散骑常侍，实职仍然是广州刺史。不久以后，王敦亲自兼任宁、益二州都督，并且以下邳内史王邃为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武昌太守担杨王谅为交州刺史，并且命令他在上任之后设法除掉原刺史修湛以及新昌太守梁硕，面对王敦的这一系列人事部署，元帝深感自己回天乏术，终于忧愤成疾，不幸驾崩。太子司马邵即位，史称晋明帝，司空王导受遗命辅政。明帝随即宣布大赦，尊其生母荀氏为“建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