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狐社鼠

公元322年，王敦于武昌起兵，上疏列举刘隗罪状，最后则表示：“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三思之，则四海义安，江山永固矣”。其实，王敦集团内部“清君侧”的问题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长史谢鲲认为“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意思是说要清除刘隗也应该顾及到天子的脸面。王敦对谢鲲的态度十分不满，从此将其打入了“另册”。当大军到达芜湖的时候，王敦再次上表，要求连同刁协一并惩办。此时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任命他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从而对建康形成了夹击之势。晋元帝感到忍无可忍，于是颁布诏书：有杀王敦者册封五千户侯。

王敦在率领大军东进之前，自然要对湘、梁二州有所安排，但是在具体措施上显得有些草率。首先是对谯王司马丞的能量估计不足，以为派一名参军恒罴赶赴湘州即可解除其兵权，不料司马丞却囚禁了使者并公然举兵讨伐王敦，各郡纷纷响应，惟独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谵拒不从命，结果为湘州司马虞望所杀。王敦的另外一处失算，就是对甘卓的首鼠两端过于掉以轻心，结果被司马丞抢先一步策反成功。

甘卓起初一直就如何站队的问题摇摆不定，参军李梁认为保持中立是完全之策，不论朝廷与王敦之间的胜负如何，梁州均可维持一方的太平。主簿邓骞奉司马丞之命也前来游说，其辞曰：“为人臣者，国家有难而坐视不救，于义安乎！今既不为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必致之祸也”！甘卓对于这两种意见仍然不知该何去何从。恰好王敦又派参军丹杨乐融道前来催促甘卓火速进兵，此人历来对王敦的悖逆言行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劝说甘卓响应朝廷。

甘卓这时终于作出了决断，他非但上书朝廷表示忠心，还派遣参军罗英赶赴广州去联络陶侃共同勤王。这个消息传到武昌之后，顿时人心惶惶。不过王敦毕竟经久战阵，他当即就看清了司马丞与甘卓之间分清了主次，命令其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义以及将军李恒率领二万甲士进攻长沙。至于如何对付甘卓，王敦早就准备好了一条锦囊妙计。王敦帐有一名参军名叫甘卬，此人乃是甘卓之侄，当他听说梁州其兵之后，立刻便打发甘卬前去游说，性格多疑寡断的甘卓果然停止进军而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就为王敦争取到了必要的时间。

其实就当时的战略格局而言，甘卓不论把赌注押在哪一边都没有十足的胜算，但是从利害关系考虑，朝廷假如击退了王敦，势必还要乘胜追击，战场的重心将会转至荆州，双方的优劣可谓是一目了然，届时再进行投机的话应该不至于押错宝，而且梁州这枚砝码无疑会显得更加重要。即使甘卓当真跟错了人，朝廷最终攻克了荆州，想必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梁州不太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反之，如果当即就与王敦翻脸的话，王师主力远在建康，梁州方面必然要承受极大的军事压力。对于强势一方来说，远交近攻不失为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但是对于弱势一方来说，或许反其道而行之才是明智之举。失信于朝廷固有将来之患，惹恼了王敦则势必遭立至之灾。就甘卓而言，或许采取围魏救赵的手段才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就是主动向占据四川的大成国挑衅，摆开一个开战的架势并乘机扩充军事实力，并以西线吃紧为名而对东线的决战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样对双方都算有所交代。

公元1948年，东野大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形势对国军异常不利。蒋介石命令华北剿公总司令傅作义迅速派兵出关驰援锦州，但是傅作义深知林彪骁勇善战，贸然出兵风险实在太大，很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不过总统的军令又不能公然违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绝妙方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偷袭西百坡之役。其具体做法是主动向蒋介石献计，与其去舍近求远地去增援战云密布锦州，倒不如采取避实击虚的方法对中共中央的驻地西百坡发动一场闪电战。这个作战计划虽然由于泄密等原因而未能得逞，但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全师而退，而且把老蒋彻底忽悠住了，遣师出关的任务最终也就不了了之。由此可见，人类的谋略水平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