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不断通过各种方法与渠道展示自己亦商亦文的本性，余秋雨先生在我心里依旧还是那个“文化苦旅者”，浪漫深邃的样子。不过他很快转换了脚步，回归奥堂，浸于市场，并非他所谓的“十七年”“历尽磨难”。正如余先生大多的描述，这本身就是一个漂亮的谎言。
　　
　　经过“十七年”的苦心经营，余秋雨先生获得了财富、声名、“故居”以及“大师”称号——他的“目的都达到了”。这样的成功是余先生才华与眼光所致，与他一向擅长的审时度势、随需应变有关。
　　
　　目前的中国文化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仿佛三十年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需要“石一哥”一样。余先生能在两个迥异时代左右逢源，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圆通随机的本性。
　　
　　这样的文化是可以使人得到好处的，所以余先生苦心孤诣地“守护”，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为家人、为领导、为上海、为中国文化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人为自己无可指责，可指责的是伪饰，就是把自己的目的藏在领导、机构或所谓“架构性的设计”后面。这在全世界的文化中都叫虚伪。
　　
　　坦诚简单的确不太适合中国文化——尤其是高级些的中国文化——，仿佛它只是中国文化的“初级阶段”，而许多“大师”做人的缺失恰恰就在这个阶段。他们所做的一切与俗人并无区别，倒是因为“文化”而更显恶俗。往往如此，人只重自己的所得，却忽视自己的所失，哪怕失去的正是本质与价值——当余先生急于求到“故居”、“大师”时，他所失去的正是“故居”应有的庄重，“大师”应有的尊严。
　　
　　我忍不住还要拿另一些人来做比照。比如依旧还是钱锺书先生。的确，钱锺书先生的市场价值与包装技巧远不及余先生显著与细密，版本也不及余先生多，荣誉也不及余先生多，社会娱乐活动也不及余先生多……。生时消极，身后依然，就在钱先生故去，无锡方面提意建立“钱锺书故居”时，杨绛先生坚决反对，并声明这也是钱先生的意愿。见阻止不成，她进而声明：无锡“钱锺书故居”与钱、杨毫无关系。钱锺书从小便过继给伯父，故无锡的房屋根本算不得故居。很搞的是，无锡“故居”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套旧家具，标注“杨绛睡过的床”，令杨绛先生哭笑不得，斥为荒唐。
　　
　　为了急办“故居”，余先生自费买下旧宅又免费送予当地政府，两相合作，“故居”落成，而且还要“申保”。更搞的是，“故居”方面也购来了旧式桌凳充当余先生“曾经用功过的地方”，余先生竟也默认并感动着。相比之下，其人其品高低立判。
　　
　　余先生是研究戏剧的专家，也是编剧与表演上的高手，于是这一切就像是戏子与舞台，虽铺张华丽，费神费力，却也只是一时的浮华。“退一步”，即便余先生有商人天赋，急功近利，但也应该记得“上赶着不是买卖”的道理。买卖如此，何况人与文化？
　　
　　再比如之前倍受诟病的季羡林先生。他说要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抬出孔子”，我们以为真是要上六十四抬大轿，所以嗤之以鼻。但后来张艺谋弄出了三千弟子，蔚为壮观，我们就想季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当然，他并未说明。
　　
　　季先生最令人钦佩的一事就是自摘“国学大师”称号，绝不含糊。多么难的事情，竟被他做到了——虽然许多人依旧叫他“大师”，但他的声明并未作废，也从不与世俗苟合。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可以被后世不忘的。
　　
　　余先生也想做这个巧，言称拒绝上海教委授他的“大师”称号，而且“几次努力”。为什么最终没成呢？因为“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照我理解，所谓“架构性的设计”就是一座建筑的柱梁，假如余秋雨没了，那么那个“工作室”也就塌了。这很好理解，比如没了赵本山，刘老根大剧院也就塌了；没了郭德纲，德云社也就塌了。但“大师”这个词很重要吗？赵本山已是大师，却总说自己农民；郭德纲做大师也有些礼拜了，但他只说自己“非著名”。余先生竟连这点自信也没有吗？
　　
　　再者，杨绛先生的拒绝是专向无锡市政府写过信的，有《杨绛文集》为证。余先生的“几次努力”有何凭证呢？或许这是个伪问题，因为所谓“几次努力”又是一个漂亮的谎言而已。比如见了教委领导，余先生说：老X啊，你又何必称我大师呢？毕竟这么多年关系，你还客气什么呢？对方也就客气道：秋雨大师，随意不得啊，这可是我们“架构性的设计”，改动起来很难地唻。
　　
　　我觉得这个“架构性的设计”真的很像谢亚龙的“叉腰肌”。一个装蒜，一个吃蒜罢了。也许余先生是文人，文人与文体毕竟不同，需要多加一些定语才好。但又何必扭扭捏捏？余先生的拒绝“大师”很像一个女生扬言拒绝“校花”的称号一样，实际上她就是想要“校花”名分，而且惟恐天下不知。
　　
　　余先生很累。关于“十七年”前，他要用顽强的谎言掩盖苍白的谎言；关于“十七年”中，他要用华丽的谎言掩盖尴尬的谎言。比如“石一哥”，比如“美国大奖”等等。因此，余先生所苦心“守护”的中国文化断然不会出现卢梭，不会出现“天赋人权说”与《忏悔录》，只会是“含泪劝说”，“成为菩萨”，只会有《借我一生》的虚华做作。
　　
　　真正的人生是递减的过程，而非余先生所擅长自加的外套。就人而言，引人注目的不仅有光鲜的皮肤，更有丑陋的溃烂——不论如何粉饰也不足以掩盖的溃烂。余先生的皮肤本来就不是很好，加上世俗必然的侵染，情况更加糟糕，只好倚靠“故居”、“大师”之类涂抹。太浓的脂粉反而加剧了溃烂，并且将人们的目光引到那里。
　　
　　如今世道，每个人都有溃烂，但不同的人对待的方法不同。有的施药，有的手术，有的放任，不一而足。余先生的办法是伪饰，甚而将其描绘成美纹。这样的东西适合CCTV，适合上海教委，但未必适合所有人与未来。我看到并不遥远的若干年后，虽然还有“故居”或“大师工作室”的招牌一闪一闪，终于还是泯灭，被丢弃于历史的尘埃。
　　
　　既然余先生搞出了“大师”与“老师”的关系，我也想玩点文字游戏：“大师”首先是“大”，其次才是“师”。而且所谓“大”也不仅是指学问，更指人品。
　　
　　余先生说“中华文化的灵魂需要重新找回”，绝对正确，而且长期有效。因为之前所找回的多是虚伪肉麻之物，比如“含泪”文化、“故居”文化等等。倘若“中华文化的灵魂”就是这类货色，那么我相信，我们接着来到的后代还要继续寻找，在更广阔的地域，更深的隧洞。因为他们所谓前辈寻找到的只是“弄堂文化”或“四合院文化”的砖砖瓦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