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50年经验观察目前国际“粮荒”
黄：当下国际上正上演一场“粮荒”。4月17日，泰国大米爆出1000美元/吨的天价。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声明，今年大米已涨价76%，迄今有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说，粮价上涨使全球1亿多人深陷贫困。
卢：当前国际粮食问题基本还是一个市场供求波动现象，当然波动很剧烈，主要是由市场周期性因素和其他因素叠加造成的。并不是全球实际粮食生产能力赶不上基本需求，不是粮食安全出现了根本性危机。是剧烈的市场供求波动带来了一些短期或中期问题。
与其他大宗资源性商品类似，国际市场粮价也呈现出巨大的波动并表现出某种周期属性，周期高峰值与低谷可能有几倍差距。例如大米价格在1974年4月受第一次中东战争危机冲击，曾经达到629美元/吨的“天价”，然而到2001年1月低谷时只有170美元左右，不到峰值的三成。大米价格两次峰值分别发生在1974和1980年，说明两次石油危机对国际大米价格异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玉米和小麦价格在两次中东危机时也有较大增长。
在过去半个世纪，虽然国际市场粮食的名义价格在剧烈波动中可能呈现出某种上涨趋势，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计算的实际粮价，则呈现出长期走低的趋势。最新一轮名义粮价增长已超过历史纪录，然而实际价格仍显著低于上世纪70年代初峰值。如小麦价格从2006年初167美元/吨涨到2008年2月到425美元/吨，但以1957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为55美元/吨，是1974年的42%。玉米价从2006年初102美元/吨上涨到2008年2月涨220美元/吨，不变价28美元是1974年峰值的34%。大米价从2006年初285美元/吨涨到2008年3月底700美元/吨，不变价90美元/吨是1974年4月峰值的1/4。
粮食供求周期因素之外，高油价刺激美国与巴西等国利用玉米加工乙醇汽油，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等重要粮食出口国谷物生产因为气候变异而歉收，美元疲软以及近来国际资本投资套利，都对粮价飙升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一轮国际粮价急剧增长在国际援助、能源政策、贸易规则等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现在看来，如果全球宏观和金融形势不出现新的剧烈变动，这一轮粮价调整可能已大部完成。虽然粮食相对紧缺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期，然而目前较高价位有望刺激粮食主产国增加生产，逐步推动粮食供求向大体平衡状态转变。据报道，澳大利亚农民可望“拉尼娜”带来豪雨驱走百年大旱，最新预测认为，澳大利亚粮食生产今年可能增长90%。但愿这一变动能成为国际粮食供求调整的先兆。
国内粮价尚比历史峰值低两成
卢锋：就国内来说，1995-96年前后粮食生产和粮价达到周期性阶段高峰，随之出现改革以来第三次粮食相对供大于求。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粮价持续八年下降，直到2003年才开始反弹，目前粮价仍处于本轮周期上涨通道。小麦、稻谷、玉米这三种谷物价格在2006和2007年分别上涨了8%左右，属于相对温和的上涨，对一般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比较有限。今年1月份，粮价还有所下跌。现在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比国内上一周期1995年前后峰值水平也还低两成左右。
黄：马凯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粮食的平均收购价，1997年时每公斤1.5元，现在每公斤1.58元，十年涨了8分钱，涨了5.3%。马凯反问，这十年来，农业生产资料涨了多少价？城里人工资涨了多少？粮食涨点价合情合理；如果不涨价，亏本，谁都不去种粮，东西少了，价格会涨得更高！
实际上，现在农民的种粮意愿很低。“谷贱伤农”导致“弃耕从工”，形成目前农村 “耕种生产业余化、劳动人口老龄化、居住社区空心化、土地耕地荒芜化”现象。据央视《经济半小时》近日对重庆的调查，目前“已有11%的耕地不再种粮。”江西宜黄县统计局副局长李昌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12％。
粮价放开利国利农
卢：眼下国际粮价暴涨，国内价格较低，一些地方还卖粮难，这方面不够协调现象需要引起关注。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通常时期国内粮价特别是沿海应该基本和国际接轨。保护粮食安全，最可靠的是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是让农民在粮食价格上有利可图。这倒不是说一定要用财政手段拉高粮价，应当基本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事实上，粮食供求和粮价的波动是有周期性的。粮价周期性低了，农民种粮收益低了，人为推高成本会非常高；反过来，粮价高了，也最好不要人为压低，最好让农民比较充分地得到粮价市场调整的利益。价格波动是市场应对和调节供求变动的重要手段，没有波动就没有调节。
我们现在由于种种考虑，一方面对粮食出口实行较多限制、较多释放库存，这会在一定时期增加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和压低粮价，同时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提高收购价等政策补贴粮食生产。一手抑制价格，一手提高价格。现在财政还补贴粮商到东北收粮。国内粮食多，价格低，农民很被动，企业会不会压质压价呢？
观察过去30年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不难发现，农民的粮食生产决策对于市场价格预期存在显著反应。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如果市场粮价上升并使农民相信未来一段时期价格较高，农民就会多种粮食从而使供给增加；价格低了，就调减生产和供给。30年的经验说明，粮食市场确实有波动，然而历史时期挥之不去的粮食绝对匮乏危机并未重现。正是农民分散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和调节，更多利用市场机制，以及科技进步，使得我们的粮食安全得到了历史性改进。
而过去采取的一些干预市场政策，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然而由于从不同方向扭曲了市场机制运行，也让农民和国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比如说1996年起粮价持续低迷8年之久，确实有粮食市场周期性因素作用，有宏观经济走势影响，但也跟政策过度调节不无关系。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特别是1996年的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5-20%，并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由此刺激1996年粮食生产特大丰收，加上1995年粮食丰收却还净进口了400亿斤，结果1997年粮食过量库存2000多亿斤，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新增亏损上千亿元。那几年农民收入不增反跌，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粮价持续低迷也是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增收。在我看来，农民最可靠的、第一位的是依靠市场增收；政府补贴作用应当是比较辅助的。政府保护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上公平赚钱，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利用市场增收是农民的基本权利。现在国际粮价较高，农民好不容易盼到一波好行情，应当在政策上考虑允许农民从中获利。放开粮价，减少贸易限制，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使国内粮价反映市场供求客观因素作用，有助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也有助于抑制国际市场粮价“超调”，可收一举多得之利。
粮食安全问题今昔大不同
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下我们是粮食充足，问题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减少，农民转移，未来我们的粮食供需会不会如一些学者所说，总体长期趋于紧平衡呢？
卢：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固然有你所说的不利影响，但同时还存在有利影响，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的改进、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都有利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我国改革时期粮食生产增长趋势说明了这一点。结合需求方面情况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保障我国长期粮食安全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从需求来看，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决定粮食消费。人口专家估计，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时可能是14.5-15.0亿，比目前13.1亿人口增加约10-15%，显著低于较早时期预测的16亿甚至更多。人们通常认为收入增长会带动粮食消费增长，但据我的研究，粮食需求增长并没有那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替代粮食的食物越来越多。这些替代食物有一类以粮食为原料，会消耗更多粮食，但更重要的一类，如牛奶、水产品和蔬菜瓜果等的生产，不需要或只需要少量的粮食。生物燃料对粮食需求会产生影响，但不会改变粮食需求的大势。
我国未来粮食需求总量大概会见顶于5.5-5.8亿吨，而不是90年代预测的6亿到9亿吨。只要市场化体制选择不倒退，农业科技不倒退，未来实现粮食产量小幅增长应不存在特殊障碍。我国粮食供给长期绝对紧缺甚至匮乏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新时期粮食问题的实质是粮食市场价格周期变动调节供求关系问题，表现为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应对粮食和食物市场周期波动的承受能力问题，食品质量标准控制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经济成长和城市化推动结构转型，使包括粮农在内的农村居民普遍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
黄：很多人认为，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粮价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市民；粮食是百价之基，粮价一价带百价，如果粮价上涨过快过多，会加剧通货膨胀。
卢：保障国民基本粮食需求满足具有特殊的政策含义。不过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粮食在一般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已显著下降，居民抵御粮价市场波动的能力显著提升。去年猪肉涨了一倍上下，确实带来了困难，但是经过努力，得到了较好应对。当然，需要对低收入家庭群体进行财政补贴，现在政府也有这个能力。可见，随着社会承受能力提高，应有可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调节供求的基础作用。。
常识智慧强调粮食是百价之基，这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结构而言有道理。在现代社会，通胀通常不是粮食供求和价格调整的结果，而主要是货币扩张和总需求过快增长导致宏观总量失衡的结果。如今货币才是百价之基：货币过多派生通胀，货币不足导致通缩。管住货币才是应对通胀的治本之策。抑制粮价可能有一时之效，但会付出更多。
粮市：如何既放得开又管得住
卢：诚然，中国是大国，粮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政府管理和调控对保障粮食安全以及避免市场过于剧烈波动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粮食体制和政策中的一些深层问题也需要逐步解决。就流通体制来看，虽然过去十余年市场化取向改革在零售、批发、加工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然而在库存和储备调控、贸易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
例如，政府可以将粮食商业库存和安全储备分开，政府掌握一个确保安全、成本相对较低的储备数量，如遇市场突变甚至危机，政府可以及时干预。对于调节季节性市场供需矛盾的粮食库存，则允许和鼓励更多企业更大程度地参与，由此形成竞争性的企业结构，通过企业分散决策发现和形成粮食的市场价格，改变即使粮价上涨、农民获益甚少的现状，让农民在市场中获得更多利益。
随着总量调控通胀政策有所见效，应较早解除目前短期粮食贸易限制，以便让粮农和相关企业从新一波国际粮价大行情中获得相应利益，并对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粮食与农业生产资料对外贸易寡头垄断体制这个长期问题也可以较早提上改革日程。
依循开放发展基本方针，我们应当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制度建设场合积极推进粮食贸易自由化，通过建立国际新规则规范各国粮食贸易政策以提升国际市场稳定度。
黄：目前我国粮食进出口权由中国粮食进出口总公司和吉粮集团掌握。前一时间，东北一产粮大省呼吁给与产粮大省粮食进出口权。如果13个产粮大省都有一家省级粮食进出口企业，由此形成的粮食进出口企业结构，应会优于目前的双寡头结构。电信等领域的改革可以为证。
肥料等生产资料供应安全才能保障粮食安全。据《中国改革》杂志报道，被喻为“粮食的粮食”——钾肥，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进出口权争夺战，以致今年我国钾肥进口久拖不决，钾肥国际垄断巨头要价步步走高；国内钾肥供应紧张，价格暴涨。我国钾肥消费的70%依靠进口，占国际市场需求的1/4。经营钾肥进口是一个肥差。以往钾肥进口由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中化）独家经营，后演变为由中化和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农）两家经营。现在则为包括两巨头在内的10家公司经营，但后进入的8家企业进口钾肥只能完全用于本企业生产自用，不得对外销售，并且进口谈判和签约权、以及进口额的绝大部分归中化、中农。8家企业愤而指责、上告中化、中农对外垄断进口、对内垄断销售。造成钾肥进口谈判不能顺利进行，最终“渔翁得利”。看来，需要构建钾肥进出口企业平等竞争的制度安排，并建立钾肥储备机制。
保护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目前由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农地转农地、政府低买高卖的征地制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鼓励政府占用、浪费耕地，必须着手加以改革。
2008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