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有篇妙文，说有北大清华的一些教授，上了房地产商的当，上访20多次，但进展甚微。据《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些大学教授中有多人是人大、政协委员，有的甚至还是社会名流。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非同小可的上访队伍，不但没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以至于有人还被信访官员动了粗。

初看此文，觉得这些教授们挺可怜，教了一辈书，攒点钱买了房子，到头来却要血本无归。可在一思考，就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冤枉的了。众所周知，北大清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思想库，几十年里国家制定的大政方针，包括房地产业的发展思路，莫不是他们出谋策划的直接结果。

具体一点解释，房地产商之所以作奸犯科，就是因为受了他们那套原始积累理论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商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问题在于，既然他们鼓励商人血腥积累，鼓励商人见钱眼开，为何轮到他们头上就不干了呢，就要四处上访告状，这岂不等于自我否定吗。

要揭开这个谜底其实也不难，打个比方说，北伐战争时期有很多富裕子弟积极投身革命，他们的革命热情不可谓不高，革命意志不可谓不坚定，其中有很多人就死在了北伐的战场上。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革命队伍，一当革命革到自己家的头上来，革命意志便迅速的消退了，甚至变成反革命。却原来，他们所谓的革命，是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

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其实就是这种心态。笔者早前就讲过的，儒家文化培养不出客观理性的学者，充其量只能挖掘出一批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疲，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鼓吹某些理论，当他们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鼓吹另外的一些理论。胡风、周扬们如此、张春桥、姚文元们如此，厉以宁和茅于轼们同样如此。原因只有一点，他们心里想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今年五月份去北京办事，回来时在火车上有幸和几个北师大的教授毗邻。他们一路高谈阔论，好不热闹，满车厢都能听见。有个女老师素质更差，50多岁，较胖，忽而高屋建瓴地议论时政，仿佛这个世界上她是最最革命的，忽而又拽起关系学来，说她的同学、学生遍布全国，多么多么了不起，官做得都很大，只要她去，吃喝游乐一条龙全由公家包了。

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天津某大学的学生，听了他们的话只皱眉头，悄悄跟我说，现在大学老师都这样，说一套做一套。我说他们可是北师大的呀，这样讲话岂不辱没了北师大。那个学生撇嘴说，别说上不了数的北师大，即便是北大清华的老师，也都这副德行。这个学生讲话的声音有点高，竟让他们听见了，其中好像有一对来自南京大学的教授，是一对老夫妻，女的皱皱眉头，男的则嘴角处漾出一丝浅笑，似乎是认同那个学生的观点。

但那个北师大的女老师全不以为然，喋喋不休的继续鼓吹自己，说有个同学是承德文物局的领导，不用买票还要好吃好喝的招待咱们。听了她的话，我真替承德文物局的领导悲哀，怎么会有这样的同学哟，这种事也是可以四处炫耀的吗。但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呢，又隔不久，那个女老师居然讲起了她们系里的桃色绯闻。我心里就寻思，难怪现在的大学生性开放程度大的令人咂舌，却原来老师们也有此好。

据《瞭望东方周刊》讲，在漫长的等待中，已经有两位教授去世了。不知在九泉之下，他们是不是会后悔当初所作所为，也不知他们是否会认同自己的人生，但至少我们生者是知道的，他们错了，包括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用所学知识为大多数人打开幸福之门，倒是为自己的身后招来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