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弟兄俩从小就这样喊她，小时候是妈妈要我们喊她“妈妈”，后来就一直这样喊下去了，直到现在也改不了口。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喊自己母亲“妈妈”的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个，其他的同学都是喊“母”，那是武隆山区，当地的农民称呼母亲就一个单字“母”，后来我们回到了祖籍涪陵，这里的称呼就乱一些，有叫一个单字“妈”的，也有叫“妈妈”的，但更多的是叫“奶子”；没有人叫“母”，也没有像北方那样称呼“娘”的。我们小时候常常笑谈这些对母亲的形形色色的称呼，觉得“妈”也好，“母”也好，都还可以接受，最不文雅的就是我家乡的人喊的“奶子”。我二伯家的几兄妹就这样喊我二伯妈——“奶子”——刚迁回家乡的时候，我们听到起着实不习惯，很难受。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喊“妈妈”，叠音，既自然，又增加了亲切感和音乐美。

往事并不如烟。

想起妈妈，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多了。我一生中，父亲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所有的关乎亲情的回忆都几乎集中在妈妈那里，而且，随着自己年纪的老来，越来越觉察到我妈妈的了不起，真的。

我妈妈的能干、顽强和乐观，是我所知道的女性中少有的。

我六岁那年，1960年，我妈妈的工作就脱手了，现在叫做“下岗”，失业，被炒鱿鱼。那时没有这些说法，当时妈妈的领导解释的是“变换一个工作”。就是就地当农民。那时，妈妈在武隆县白马山上的一个很偏僻的村校教书，因为请假到重庆去治牙，回来后就丢了饭碗。给她代课的一个有点漂亮的女孩顶替了她。区文教告诉她，这是组织的安排，汪老师你身体不好，不适合教书，这么多年来，你没有功劳有苦劳，我们党是知道的，我们给你换换工作，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的父母都是在抗战时期就开始教书的。解放后，因妈妈有个地下党员的表亲竭力怂恿，动员他们到他自己管辖的所谓最落后最荒凉、凶山恶水的武隆山区去开辟新的教育工作，那时父母刚刚结婚，也算热血青年吧，竟然欣然前往。他们在冰天雪地的桐梓山上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给成人扫盲，栉风沐雨，还要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匪患。谁知好景不长，57年，那位老革命的表亲成了右派分子，弄到农场劳改去了。我的父母虽然躲过了当右派的厄运，但爸爸却在58年被精简下放，回到了祖籍涪陵酒店乡。好在我妈妈的饭碗还在，一家人生活虽然紧一点，勉强还够维持。

谁知两年后我妈妈的工作也被除脱了，全家人就基本没有了生活来源。但那时这些你是不能作为理由找“组织上”讨说法的。公认的逻辑是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教师是为人民服务，做农民也是为人民服务，一切都要服从党的需要。

那时我和弟弟还小，整天只知道围着妈妈做游戏。我看到妈妈向着那位胖胖的文教叔叔和慈祥的区委书记伯伯哭了几场，说了一些话，但最后还是就地落户，领了90元的“安置费”，成了农民。我妈妈十四五岁就教书，种不来地，书记伯伯同意她自己学习缝纫，给她配了一部“鹅牌”缝纫机，说跟生产队做副业。（妈妈的这个遭遇由于既没有戴帽子（右派），又没名正言顺地精简下放，以致后来为她落实政策费了很大的周折。）

当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后，妈妈只得接受现实，担负起维持全家生活、抚养我兄弟俩的重担。（我爸爸也是十五六岁就教书，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辈子好逸恶劳，加上又是近视眼，老哮喘，下放后先在老家附近的大队当民办教师，后来又被别人挤下了台，从此混迹流落江湖，自顾不济，几乎从来没有管过我兄弟俩，根本没有尽过他做父亲的责任。直到1965年妈妈带着我兄弟俩迁回老家，才把他收回来。爸爸在文革中病死，死在我怀里，很惨，不忍说。）

妈妈就这样自学缝纫，不久，她真的就可以跟那些农民伯伯打衣服了。用古汉语的说法，妈妈的“女红”还不错，她不但可以给农民们打衣服，还可以为他们织毛衣，绣花，因此很受当地农民欢迎。

生产队在川湘公路边一个叫“豹岩”的地方给我们筑了一间草屋，送了一间小木床。没有灶，妈妈就去挖来泥巴，找来稻草斫成节，和入泥，泼上水，叫我和弟弟脱了鞋子上去踩。我们觉得很好玩，争着踩。泥踩糍了，妈妈又到附近去抱来一些石块，开始垒灶，我和弟弟也趣味盎然的打下手。灶打好了，用大量黄豆叶子切细了煮玉米粥，好香！

那时，正值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四川是重灾区之一，用饿殍遍野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后外婆，大舅，我的三爷爷，四爷爷，三伯伯，还有几个表哥，我的启蒙老师，都是被饿死的。我就亲眼看到几个人倒地而毙。那时可能贵州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我们家门前的马路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偏偏倒倒三三两两逃难到贵州去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就是我老家涪陵的。我想妈妈之所以没有迁回老家，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那时我刚上学，弟弟还没“穿鼻”（当地人把发蒙上学叫着“穿鼻子”），我俩在当地的儿童中算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文雅，规矩，干净，有礼貌——“老师的娃二”。须知那时的白马山农村还基本是刀耕火种、半农半猎的状态。当地的一些农民和我家附近粮站、供销社的几位叔叔嬢嬢认为我妈妈当时的处境根本无法喂养我两弟兄，他们也喜欢我俩，常有人来找我妈妈要求抱养我或我的弟弟，说是减轻妈妈的负担，可我妈妈一口拒绝。每看到她神情坚决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觉得很踏实。

我们的日子的确也艰难。每日两餐，野菜加少许玉米面煮粥，半饥半饱。弟弟不大懂事，挑食，有时也急得妈妈哭，边哭边打弟弟的手心，强迫他喝豆叶煮的豆羹。我吃了细糠做的耙，解不出大便，妈妈用小铁丝给我一点点的掏，边掏边哭。

我家后面的供销社来了一位姓汪的营业员，高高瘦瘦的，说话很洪亮，是我家乡涪陵的人。妈妈和他认了姐弟，要我喊他舅舅。舅舅有时给我们一点吃的东西。他拿给我和弟弟吃的两个糖包子，是我一生中印象最甜最香的包子。

记得他们的一次谈话：

“兄弟：我可能拖不过去的个，最放不下心的是我这两个儿子，他老子自己都养不活，是不会管这两个孩子的……”

“……”

“如果我死了的话，拜托你帮我喂养这两个孩子啊……”

“姐姐你莫灰心，没有那么严重的个。”

“要是真的那样，那还有啥子说的耶！”

……

自此我心里产生对死亡的恐惧，觉得死亡多么可怕。有好几次，妈妈在睡觉，我轻脚轻手的踮到她身边，惴惴的看着她，总觉得妈妈没有了呼吸，恐怖极了，只差哭叫出声来，要看到她腹部有动静了我吊到嗓子眼的心才会落下去。唉，之前我也看到了好几个人死去，比如我的发蒙老师，涪陵街头上的黄肿病人，还有倚在我家门前死去的逃荒的小女孩，可是对死亡并不觉得有多可怕，但想到我的妈妈可能要死去了，才真切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怖。

（夜深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2008-8-19

今天有词叫“维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简缩。我知道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是一个新词，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我就是见证人。说到维权，我的妈妈可能也算较早的践行者之一。

我们的遭遇如上所述。当时有一些人就对我妈妈说，组织上对你的这种处理是违背党的政策的，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落户的公社书记也这样对妈妈说。他们支持妈妈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情况和要求。于是妈妈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述。大致从1962年开始，到最后的落实是1985年，二十多年的“维权”路啊！

开始给区委、区文教办申述，得到的答复都是那几个铅印冷冰冰的字：你的来信收悉，希望你服从安排，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后来给县文教科，给县政府、信访办等申述，得到的答复与区里的答复大同小异。

妈妈自然不服，于是继续写，继续写，两三个月写一次，并且逐级上述，四川省文教厅，省信访办，这样一直到中央。记得还给董必武写过，妈妈说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大的领导同志。复函渐渐多起来，有手写的，最多还是铅印信。每一个复函妈妈都没有丢，以致后来竟厚厚的一大捆。

那时，妈妈常把那些复函拿出来给我的弟弟看，好象很得意的样子。瞥着那些这样“科”，那样“局”，或者什么“办”的落款和朱红的公章，尽管现在看来屁用没得，但当时我发现妈妈还是充满期盼，觉得很温暖的。她始终对党和政府抱着信任，现在也没变（她也不可能变了）。说来好笑，我的语文学习很大方面可能还得益于妈妈这个漫长的申述活动。这那山区，小学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记得我的老师教《半夜鸡叫》，课文中有“晃晃荡荡”一词，是用来形容早起的长工队伍的，可我的老师却给我们解释为“浩浩荡荡”，我一听觉得不对劲，当堂给她指出，谁知竟被她红着脸狠狠的训斥了一通。可见一斑。妈妈每次把她得到的申述复函给我们看，逐字逐句给我们解释，不知不觉地培养了我咀嚼思考词语的习惯。记得有一次，妈妈写给国务院的什么“办”的复函里有一个词“责成”，让妈妈高兴了好久，她对我们说，“责成”这个词很重，有“命令”的意思，“责成武隆县文教科妥善解决你反映的问题”——我们的事情有希望了！不过后来，也没有多大的反应，至今我也觉得“责成”二字也不是那么有威力的，哈哈！当然也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比如说就在我们得到那个“责成”函后不久，就得到武隆县文教科的通知，叫我妈妈到县上去，我妈妈立即带着我的弟弟到县上去，我们座的白马山到武隆县城有七八十里路，要翻过一座高山，我母子三人硬是徒步去的，一路上兴高采烈。可到了竟是一些重复了千百遍的解释，安慰，我母亲的哭述，辩论，临末给了几十块钱的所谓“困难补贴”，还是回家“安心生产”。（对我们这个所谓的“人民政府”，对这个官僚机构，我是从小就开始有最直观的感受的。这也是我后来执着的读书、思考，寻找答案的主要的动力之源。）

直到1965年，即社教运动前夕，现在看来可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时的县文教科来了一个专职干部，说是这次来是要彻底解决我妈妈的问题。给了妈妈一张正式的“退职”通知，说是补办，发了四百多元的“退职费”，说这次是完全按照党的政策办理的。并且动员我们迁移回原籍涪陵去，说为了孩子的教育，涪陵的教育条件毕竟比武隆的好。

气人的是妈妈心里明明觉得不合理，不合情，冤，可无论如何，总是说不过他们，他们总是对的。根据什么什么文件，什么什么精神，毛主席怎么说，党中央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是对的。我妈妈只有哭，哭自然没用，他们不会相信眼泪。最后妈妈只得接受现实，我们领了钱，由那位专职干部陪同搬迁回到了老家涪陵的酒店公社。

妈妈的问题的最后落实还是我的完成的。1985年，我已经函授大学毕业，在涪陵11中教书，相比我那只读过几天中师（抗战是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办的速成师范）的妈妈，可能不管是知识还是能力可能都要强一些。我下了大决心，非要为妈妈讨个说法不可。我把妈妈一生的遭遇写出来，洋洋一万多字，于事于情于理于政策，条分缕析，自认为有较强的说服力，写好后，再利用学校的条件，亲自刻写钢板，油印了厚厚一叠（可能有四五百份），准备从武隆教育局，县的四大班子，再到地区，省，中央，层层递发，必要是就向全国的各大媒体发，并且把这打算明确的告诉武隆的教育局和四大班子，同时又通过我的函授同学（在武隆教育系统内做官）私人关系，这样多管其下，结果就在县一级就把问题解决了——妈妈做退休处理，享受国家退休教师的一切待遇。现在妈妈的退休金每月一千二百多块，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

唉，一声“维权”，泪落襟前，说不出的滋味，五味俱全啊！

于此我得一信念：

1、 成为强者，立足自救，再图济人。

2、 政治永远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不能做鸵鸟，不能自欺。

（写我的妈妈的，有点走题了，sorry，会扳回来的。）

2008-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