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的“国骂”“×你妈”，曾让众多的外语专家大跌眼镜，德文译为“我使用过你的母亲”，日文译作“你的母亲是我的母狗”，据徐刚先生的《梦巴黎》，法国人干脆翻为“我想和你的母亲做爱”，皆难得其精髓；中国文化的精深由此可见一斑。其实，像这样的让老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语词汉语中还有很多，比如，“面子”。“面子”这个词也像“×你妈”一样，属地道的国货，活该让那些外语博士、博士后绞尽脑汁，搜索枯肠。

鲁迅先生曾有《说面子》一文，干脆称“面子为中国精神的纲领”，就像有清一代的辫子，抓住了辫子，全身就得跟着走。据鲁迅讲，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犹今之外交部）去要求“利益”（无非是割地赔款），一通怒喝，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洋人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割地赔款是小事，反正中国地大物博；面子问题事关国体，则马虎不得。

因此，说“面子”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锁钥，抓住了“面子”即可对中国文明举一反三，左右逢源，一点也不过分；相应地，民间有种说法叫“死要面子”，这意味着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面子”无疑已经成为中国百姓的心理“软肋”，犹西语所谓“阿喀琉斯的脚踵”。打蛇打七寸，攻人攻软肋，中国的司法惩罚由此形成独特景观，不仅要依法囚禁你、拘禁你、枪毙你，还要戏你、耍你、羞你、辱你，叫你无地自容，叫你丢份，叫你没面子。没面子就没法做人——阿Q所谓“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大概对所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审大会”不会陌生。罪犯（当然严格讲来只是犯罪嫌疑人）在台上一字排开，耷拉着脑袋，胸前挂硬纸牌，上书“盗窃犯”、“强奸犯”、“杀人犯”等名目，我见过的最荒唐而残忍的一幕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胸前挂的牌子竟然是“嫖客”！每个罪犯后面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把罪犯的头尽量摁低，把罪犯的两胳膊向后向上拉直。经历过“文革”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的人想来对这种惩罚手段必有印象，这就是那个年代曾司空见惯的所谓“喷气式”啊！只不过那时大抵是用来对付“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侮辱性的手段，如今却是被用来对付那些“胆敢”蔑视法律的“刁民”罢了。然后只听主持大会的官员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跪下”，话音未落，人民警察同志们朝罪犯的腿弯猛地一踹，那可是在警察学校练就的“铁脚”，不跪下成吗？这叫“向人民低头认罪”，只不过，把一部分人剔除出“人民队伍”的那些荒唐理论，如今还能否摆到现代法治社会的桌面上，还能否经得起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考量？

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再想想我们距离民主和法治还有多远这样的问题，不由人不掷笔长叹！徐友渔先生曾说，人的残忍与冷漠有时可以比不合理的体制走得更远，即使是文革那时的“体制”也并没有规定像刘少奇那样的人只配把饭撒在地上，让他像狗一样地去舔食！而且还要把这一幕用摄影机拍下来，送到中南海供另一位政治老人欣赏；如今的“体制”也没有规定我们可以用种种带有侮辱性的惩罚手段来对付犯人。体制没有想到的，我们的人性想到了；体制没有抵达的荒谬与残忍，我们的人性却越过体制成功抵达！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在对“示众”这种司法惩罚手段进行知识考古后指出，让犯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这种司法惩罚已与正义无关；而毋宁是权力为了补偿自己遭受的蔑视和侵犯而对犯罪者施加的报复，这种报复性行为并不因为其源自权力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相反，由于这种行为是拥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威权施之于已经被征服、一败涂地、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的罪犯，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看，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滥用。打倒再地，何必再“踏上一只脚”？毕竟用现代人文价值观看来，犯罪者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罪犯；再是罪大恶极的犯罪者，也还有一项权利不容剥夺，那就是为他所犯过错尊严地接受法律的惩罚的权利。

现在不是在倡导“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素质”吗？什么是公民社会，什么是公民意识，各有各的说法，今天我也不妨就这篇小文的论题，给出我的标准，也算是我的期待吧。等到有一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想到，犯罪者也是人，所以国家权力在台上对罪犯的侮辱也就是对我的侮辱，或者想到，国家权力用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惩罚对待犯罪者，这在现代文明社会才是一件真正没有“面子”的事情，从而拒绝参加这类侮辱性的“示众表演”，拒绝在这样的表演中充当演员，我想，真到了这一天，我们的公民社会也就建成了，我们的公民意识也就成熟了。然而，不是我悲观，这样的一天，何时会到来，现在真的还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