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天师

五

1988年底到1989年春天，是“新闻半小时”最风光的时期，福建新闻上中央台播出的名次也上升到30个省（市）台的第八名，省里扬言要给新闻部重奖，省长私下表示给10万元奖金不算多；宣传部一位处长给我挂电话，传达部长指示说88年电视台的成绩很大，要我们把具体成绩简单列一下，明天即送宣传部，他私下透露说可能要表彰。年底，福建台的“新闻半小时”和福建日报的“潮声”版、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综合节目”联合在西湖大酒店举行联欢晚会，好几个省里的有关领导都来参加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先后发表介绍文章；有十几个省市电视台派人来了解情况，翻录节目带回去研究；省委秘书长亲自打电话要我们上报文字材料准备向中央汇报；省委宣传部也要我们总结经验；省记协和新闻学会通知要我们在即将召开的年会上作重点发言；香港《明报》也特派记者前来采访；时任中央总书记的政治秘书的秘书到福州，闻讯后也由国家体改委福建联络员陪同，来台里选看了一些节目，并热情地给予肯定和鼓励。真是红得有点发紫了。

但正如陈汉元先生说的，杨梅一旦红得发紫，就要从树上掉下来了。当然，有的是自然结果，有的是人为的。

逍遥到北京参加“五四”表彰大会，接着又应邀参加全国电视对话节目理论研讨会，又被他的母校广院请去作演讲，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为在此之前，所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实际上还只是播音员，只有他，把采编播以及栏目负责人集于一身。就在这时候，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学生静坐事件，且规模迅速扩大，还出现了绝食现象。他回到福州后，我曾问他北京学运情况，他说，回福州前他曾去天安门广场看过一次，看到的情况的确使他感动，那么多学生坐在那里，秩序井然，静静的，毫无喧哗混乱之状，真是难得。我问他对这次学运的看法，他还是坚持两年前的观点说：“从心底里说，我是不同意学生这种搞法的，他们这样搞，只会把事情搞坏，学生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在几天以后，他却参加了电视台二十几个年轻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上街了。那一天他们没有上山，事先约好了在山下电台门口集中，和电台的三十来个年轻人一起，直接就上了街。事后我问他，你既然不赞成学生的做法，为什么自己也上街了？他说，我本来真的没有想到上街，因为有些朋友对我说，许多在省委门口静坐的学生这几天都打听为什么不见逍遥？他是不是害怕了？我们一直都钦佩他，这次太使我们失望了。台里的有些年轻人也一起怂恿他，他觉得不出去露露脸说不过去，也对不起学生，终于跟着队伍走了。从别人那里我还听说，队伍上街以后，有的群众认出了他，还向他鼓掌，到了省委门口，静坐的学生中居然还有人喊口号向他致敬，他也居然向学生们挥手致意。

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他是省里的“名人”，从他一上街，就被公安部门盯上，摄像机从头一直跟到底，他的行踪全部被录了像，这部录像带就成了他支持学生“闹事”的铁证。

5月19日晚上，形势急转直下，电视台成了重点清查对象，省委派出调查组进驻电视台，省委领导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指名批评电视台，说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同时便下令停办“新闻半小时”。这个在赞扬和咒骂声中苦苦挣扎的新闻舆论监督专栏，终于在1989年6月30日夭折，享年仅十八个月。

与此同时，上级领导几次下令要我处分上街游行的年轻人，尤其是逍遥等几个带头的，我以冷处理为由迟迟不作决定，他们又在大会小会上批评电视台领导态度不明朗。后来迫于形势，我不得不下令将上面点名的三个人停职检查，让他们在家里“好好学习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在一次有调查组参加的厅党组会上，调查组长、已经退休的原林学院党委书记责问我为什么迟迟不处理这几个人，我说，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都参加了，根据我的经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冷处理的好，年轻人出点差错在所难免，还是应该教育为主，匆匆忙忙处分不大好，他们毕竟还年轻，来日方长，万一处分错了，若干年后又来平反，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组长说，你是说现在的中央错了？我说我不是说现在的中央错了，我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个认识过程，你说解放后搞了那么多次运动，哪几次是搞对了的？但在当时，又有谁说是中央错了？我只是说处理人的问题还是慎重一点的好。为了处分的事，后来厅党组专门开会，多数人认为要给逍遥留党察看一年，另一人行政记过，免去新闻部副主任职务，我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给个警告，双方坚持不决，最后我说，既然如此，你们就作为厅党组的决定下达，我执行好了，但他们又要我作为台里的处分意见上报，而台委会也不同意这个处分意见，于是这事便拖下来。这些问题汇报到省里，省委领导又在大会小会上指名批评电视台领导连这样的人都不敢处理，还怎么当领导？逍遥和另一位游行的带头人有一天来找我，很诚恳地说：“老俞，你还是处分我们吧，最严重的处分我们都不怨你，这样下去对你不利的，为电视台的前途考虑，无论如何你要保住台长的位置。”我说：“谢谢你们的理解，我要处分你们很容易，一句话就行了，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政治运动我经历得多了，多少年轻人在历次运动中受过处分，虽然后来都平反了，但他们的青春都白白浪费了。你们以为戴上个政治帽子是好受的吗？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至于我，当不当台长无所谓，这个台长本来就不是我想当的，何况我也这把年纪了，要是我违心地处分了你们，我会抱憾一辈子的。”当然，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组织抗衡的，不久，我被免去了台长和厅党组成员职务，新任的厅长兼台长很快做出决定，比原来厅党组的处分意见更厉害，这两个人都被开除了党籍（美其名曰“不予登记”），清除出电视台，还逐出新闻队伍，调到厅下属的别的单位去了。（后来听说，新闻部支部几次开会都不同意这样处分，最后新台长威胁说，如果支部再不通过，就把新闻部支部撤销，合并到别的支部去讨论，就在这样的高压下，支部只好勉强通过“不予登记”。那一天，逍遥是含着眼泪离开会场的。）

北京著名作家赵大年曾应邀为我们创作过几部《聊斋》电视剧，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还曾到他北京家里吃过一餐饭，我被免职后他曾对他的一帮作家朋友说：“中国那么多电视台长，不拍马屁的（指办“新闻半小时”）只有他一个，他不下台就是没有天理了。”《聊斋》录制总部秘书长、作家李栋，这几年我们时有接触，我被免职时他正出差外地，他打电话来，我告诉他被免职的消息，问他会不会感到突然，他沉默良久，说：“不突然。我早有预感。×××不需要像你这样的干部，你又不肯去迁就他们，于是只有下台了事。”其实，这种预感我自己也有，预感就来自“新闻半小时”。这是真正的“祸根”。但没有想到斜刺里会杀出个程咬金——“六四”风波让预感提前实现了。

逍遥被安排到厅下属的音像出版社，后来又到一个广告公司打过一段时间工，还开过一段时间小饭店，又与人合伙开过一家茶馆，反正是又回到了逍遥状态。也就在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取了个号：逍遥天师，并开始研究《易经》，替人排八字，算命了。他曾经很认真地为我算过一次命，写了整整四页16开纸，从七岁算到八十六岁，结论是：“此命申月逢壬，是有月德，往往可逢凶化吉，凶险都不算残酷，只有一些挫折而已。辛日见酉，是为坐禄，官职白送，且很少事必躬亲。总论：好命。”但官运“不佳”，“凡求无成，偶有成功，无食禄之福，却有招谤之险。”所以“不宜出仕”。

我被免去台长职务没有几天，逍遥来看我，说要送一本“奇书”给我，我接过一看，是李宗吾的《厚黑学》，翻开扉页，只见上面用钢笔写着：

俞圣人：您缺的就是这两个字！

我笑道：“既然你明知道我缺这两个字，为什么不早一点送来？”

他笑笑说：“书倒是早就买了，就是不敢送，要不怎么叫你‘圣人’？”

我说：“‘圣人’是什么意思？”

他嘿嘿傻笑，不答。

我想了想，说：“哦，我明白了，你是说我是书呆子？”

他还是嘿嘿傻笑，说：“其实早送给你也没用，你反正学不会的。”

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他都以“圣人”呼我，开始我觉得挺别扭的，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承认我是一个书呆子，太理想主义了，不知道信仰了大半辈子的东西早已起了变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当年我曾以“开门”作譬开导他，却忘了自己同样也面对着一扇“门”，而且比他面前的那扇“门”更大，更厚，曾几何时，我自己也被“门”撞得鼻青脸肿了，幸亏还没有头破血流。

1994年8月15日是我六十岁生日，逍遥约了二黑、胖子等几个朋友，包了一家新开张的酒店的大厅，为我张罗了一次隆重的祝寿庆宴。宴会上他摆出当年做“新闻半小时”主持人的架势，摇头晃脑致祝辞。这是一篇纯粹的游戏文字，尽管许多辞句偷自《古文观止》，但在他那个年龄段的人，又不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能拼凑出这么一篇不乏情趣的短文也很难得，姑且全文照录，以饷读者：

醒庐主人俞月亭，有晚辈尊为圣人。其人良善，清高愚直。孝友笃于天性，言行根自古贤。交四海之群英，重千金于一诺；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桃李成行，鸿声早沸，焉能不圣？

甲戍七月初九日，圣人六秩荣庆。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列坐其次，畅叙幽情。歌圣人道范，饮冰冻啤酒。酒陶陶兮轻扬，风飘飘而吹衣。老幼祝曰：甲子重新如山如阜，春秋不老大德大年。

聊供芜词，助兹觞斝。

晚生 ×××敬撰

这篇祝辞看起来（按上海人的说法）是拿我开心，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文才和当时的心态：看破红尘，超然世外，对一切无所谓，这和他“逍遥天师”的别号是一致的。按说，他遭受的挫折比我严重得多，但他的心态似乎比我还好，这也许是他那一代人胜出我们这代人的地方。祝辞开头的“醒庐主人”是我被免职后自己刻的一枚闲章。不知何故，被免职后，我突然觉得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有一天心血来潮，想学名人给自己的书房取个斋名，便写了“醒庐”两个字贴在门楣上，又找出一块石头自己动手刻了一枚闲章。

大概是1995年底，有一天他邀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时告诉我，他在广院的一位老师介绍他到刚刚创办的香港凤凰卫视北京制作部工作，问我要不要去，我说这是大好事，求之不得，当然要去，看来你在福建是翻不了身了，这可能是你人生的大转折！

1996年1月，他便去了北京，不过是以借调到广院教书的名义去的，因为怕有人知道他调凤凰台会去做小动作。一去就做了个小头目。他的积极性从新被调动起来，据说凤凰领导层对他反映很好，不久被提拔为企划部主任，1998年他和另两位校友合作出版了一本20万字的专著《电视企划论纲》。2000年7月，他被调往香港总部，不久便传来了他被委任为新创办的资讯台（新闻台）主持工作的副台长的消息。看来他是如鱼得水，又开始乘风破浪了。

从他去北京到调香港至今已整整十年，这期间，他每次回福州，一定来看望我，而且一定会请我和老伴出去吃一餐饭，聊聊天；实在抽不出时间时，也一定会给我挂个电话说明原因，问问好，足见他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他至今已出版了好几本书，都曾送给我。有一本30多万字的书，书名叫《我爱女主播》，我一看吓一跳，说你好大胆，竟敢起这样的书名！他笑笑说，这是香港出版商为了骗读者口袋里的钱起的，据说销路还挺好，国内有一家出版社也准备出版。我读了其中一些篇章，确实不错，不但内容可看性很强，文风也是他的一贯作派，泼辣，俏皮，极具诱惑力。做领导、采编、写书还不过瘾，后来居然又抛头露面，在电视上主持起一档谈话节目了。这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有时我和一些朋友谈起来，都说他是因祸得福，像他这样的人，要是还留在内地，恐怕一辈子也休想当上电视台副台长。也许只有香港那样的地方更适合他生存，更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因为他的骨子里仿佛真的有一种“逍遥”的基因，就好像一颗种子，只有将它埋到有合适的土壤、阳光、气候，又无拘无束的天地里，才能将它的全部能量发散出来。

2006年春节前夕，他回福州，照例又来看我。刚坐下，他便笑嘻嘻地从塑料袋里取出一个绒布小狗，说今年是狗年，是他的宝贝女儿的本命年，前不久他到玩具店里给女儿买一个绒布小狗做生日礼物，付款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也属狗，于是便又买了一个来送我。接着他又拿出一本小16开的大书送我，书名是《大事背后——凤凰卫视资讯台揭秘》，是他和四个同事一起写的。事后我读书，读到里面有一段他写自己的性格，是这样写的：

我自己比喻自己是狗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对了，虽然我不属狗，属鸡。狗是这样的：你对它好，它见到你就摇尾巴，见到你就高兴。它不一定会扑上来讨好你，它会站在很远的地方心里暖洋洋地看着你。如果你对它不好，打过它，它以后见到你绝对是绕着走，夹着尾巴。我就这样，我只要吃过谁的亏，我从此以后再不和他打交道了，咱们惹不起就躲呗。

狗的性格里还有一点，不像狼那么好斗。我这人在30岁以前，性子还挺火爆的，有的时候也会乱来，会和同事吵，会和台长吵，和不同的人吵，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30岁以后我越来越不好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记者问我，说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我说除了我女儿，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除了女儿，当然还有女儿她妈妈。我随时准备着放弃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我在我那本书里（《我爱女主播》）写道，如果有什么更体面的，赚钱更多的工作，我马上走，做电视多累啊。

这一大段话中，大概只有最后一句是假的，因为在我印象里，电视是他的生命，他才不肯轻易放弃呢！（完）

2005年4月25日－5月7日

2006年春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