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天师

四

大约1987年开始，中央主管思想意识形态的胡启立在好几个场合提出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有点跃跃欲试，恰好这年底，新闻部主任来找我，说“双增双节”的口号中央已经不强调，工作中心已经转了，他们想把“双增双节”专栏停办，改办一个以新闻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栏目，栏名拟定为“新闻半小时”，每星期五播出一次，由逍遥负责，并想在形式上再作一些改革。我欣然同意，心想逍遥经过八个来月办“双增双节”，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大大改观，再说办新闻舆论监督栏目，记者本身一定要有一股锐气，逍遥身上最可贵的就是年轻人的那股锐气，逍遥的锐气已被压抑了大半年，应该让他释放释放了，不然会把他的锐气磨掉的，那就可惜了。于是我对主任说：“你把关把得严一点，不要出纰漏。”

1988年元旦，“新闻半小时”正式登台亮相，果然让人耳目一新，第一眼就是常见的一个播音员变成了一男两女三个播音员（当时“主持人”的叫法还不普遍），逍遥自己坐中间，两边两个女播音员，三个人轮流播音，互相配合。半个小时节目，二十几条新闻，主要是讨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批评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重点新闻还配发短评，文笔犀利，观点鲜明，尖锐泼辣，简明精短。整个栏目，内容新鲜，形式新颖。

栏目一出，便引来一片叫好声，台内台外，好评如潮。但也有人提意见说，逍遥的形象不怎么样，能换一个漂亮一点的男播音员就更好了，尤其是台里本来对逍遥抱有偏见的人反映更强烈，认为这是“乱来”。关于这一点，播出前我就与新闻部主任探讨过，逍遥经过近一年主办“双增双节”栏目，在台内职工中的印象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也还有人不以为然，这一点我心中是有数的，我主要是考虑他的形象，尽管他长得不能算丑，也有不少女孩子喜欢他，但习惯上总觉得电视台的播音员还是应该漂亮一点，我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主任说：“播音员又不是选美，光漂亮有什么用？特别是这样的栏目，软绵绵的奶油小生肯定不行，我让他上主要也是看中他的气质。”我想想觉得有道理，同时也怕影响逍遥的积极性，就说：“那就先试试吧，要是观众能接受就算了，不然再换下来。”后来有好些人包括一部分领导也曾当面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便拿新闻部主任的话来向他们解释。事实证明，他的解释是对的，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群众果然接受了，有的甚至认为这样的节目只有像他这样的“冷面小生”来主持才过瘾。

如果说，为“双增双节”叫好的主要来自领导层，那么为“新闻半小时”喝彩的主要便是广大的电视观众，也就是老百姓和一般干部职工，许多离退休干部的反映甚至比老百姓还强烈，有的人离退休前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头头，对“新闻半小时”还有抵触情绪，一旦退下来，马上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者。“新闻半小时”很快风靡全省。那时候，福州电力不足，供电局将全城分成若干区，每天轮流停电，碰到星期五，停电的地区总会有好些人打电话来要求安排时间重播。有时碰到足球赛之类精彩体育比赛，许多球迷宁愿放弃比赛要先看“新闻半小时”。1988年12月4日，专栏组在五一广场搞了一次观众接待日，欢迎观众当面反映问题，并对栏目提意见，全省有数千观众赶来参加，五一广场人山人海，很多人从很远的外地赶来，厦门有一批观众甚至包了专车，半夜出发，驱车六个小时赶到五一广场，场面十分感人。这一天共接谈了300多人次，人民日报曾在一版重要位置刊登反映那天热烈场面的照片。

当然反对的人也有。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批人刚刚送了感谢信给栏目组，放鞭炮的硝烟还未散尽，另一批人又来提抗议书，说是“新闻半小时”偏听偏信，歪曲事实真相，要求澄清事实，为他们恢复名誉。有的甚至告到省里。

批评报道难搞，这是我知道的。任何一个机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听说新闻媒体要来采访他们的工作成绩，都会热情接待，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礼品，甚至送“红包”，巴不得你常常光临。但一听说你是来挖他们的“疮疤”的，立刻就会把你看作瘟神，避之犹恐不及。逍遥他们出去采访，吃闭门羹或被拒之门外的事是常常会碰到的。有一次福州某著名大厂发生火灾，他们赶去采访，这个厂历来是市里消防安全先进单位，厂领导为了保住面子，组织了一批人堵在厂门口，拒绝一切新闻记者采访，我们的记者钻孔子闯进厂里，好不容易拍了一些镜头，被保卫人员发现了，将他们推搡到办公室，抢了他们的摄像机，毁了他们的录像带，一位参加采访的北广实习女学生当场气得哭了，后来还是台里出面才把他们保出来。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他们特别同情理解，所以每逢碰到有人告状，我总是站在“新闻半小时”一边替他们解释，事后则叮嘱逍遥一定要把事实弄准确，掌握充分的证据，千万别让被批评者抓住把柄，而他总是说：“你放心，没有把握的咱们不会播出，你看，咱们播出了那么多批评报道，也有许多人来提抗议，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咱们错了，可以到法院去告，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敢去法院告的。咱们批评的都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有时我问他，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人请你们吃饭，给你们送东西？他说这一点值得咱们自豪，现在哪有记者不拿好处的，只有咱们，我敢拍胸脯保证，你可以去调查。并认为办这样的栏目才有做“真正的记者”的感觉。这话应该是真的，有一位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栏目组才半年的年轻记者，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他的体会，标题就是《这里是磨炼记者的地方》。

自从这个栏目播出以后，我几乎没有安静过。播出前常常有人来说情，有许多甚至是省里某些部门的领导；播出后不是有人来感谢，就是有人来抗议，常常是某一条新闻刚播完，电话就来了。有一次逍遥他们拍了一条批评厦门某房地产公司盖的房子质量不好的新闻，该公司副总经理亲自赶到福州来找我，说记者偏听偏信，新闻与事实有出入，要求不要播出。这位副总是我以前在报社工作时的同事，我不好当面拒绝，便推说让我了解一下再说。我找逍遥来问，他拍胸脯保证事实绝对没有问题，我便和他商量，能否也给公司方面一个说话的机会，让他们也在电视上说说他们的理由？如果住户不同意他们的解释，还可以再作报道。这也体现我们客观公正的立场。他开始还有点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我把这个意见转告那位副总，他知道要把那条新闻撤下是不可能了，只好作罢，也不要求通过电视作辩解，但从此他也就再没和我来往。为了尽可能让稿件播出，我得罪过许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更恼人的是，既得罪了领导，稿子还是播不出，比如有一次是福州某厂领导单方撕毁与承包单位的合同，造成承包单位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见的，专栏组的记者跑去采访，厂长因此告到省委某领导处，因为这个厂是这位领导抓的点，领导先叫秘书给我挂电话，我据理力争，后来这位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反而批评我们干扰这个厂的改革，我争辩无果，只好执行。又有一次，某市委书记用公款给自己盖小洋楼，事情被揭发以后，专栏组记者跑去采访，正碰上搬家，采访被拒绝后，记者便站在远处拍了几个画面，这位书记便告到省里，省委某领导的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责问是谁给你们的权利？我说，按照新闻界的惯例，电视台记者出去采访，只要我同意就行了（其实这一次我事先并不知道），至于对方接受不接受，那是对方的权利。秘书说，那×书记不同意你们为什么还拍照？我说我们是留一点资料，以免万一将来有用时被动。他说，那也不行，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们要先报省委审批。我只好说，以后我们可以考虑。后来得知，人民日报得到这个消息后也准备发新闻并配短评，征求省委意见时，省委不同意，但人民日报还是发了。新闻和短评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以后，省委秘书长特地把省里有关新闻单位的头头找去开会，下令省内媒体不准报道也不准转载。为了这类事情，我曾受到顶头上司宣传部长多次批评，他认为“新闻半小时把社会阴暗面集中在一起”报道“政治方向不对”，要我把内容改造成和普通新闻栏目一样，我还同他辩论过好几次，有一次他居然声色俱厉地责问：“你们这样搞‘新闻半小时’究竟想干什么？”他还曾想把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换掉，由他从福建日报派一个人来接替，因为我不同意没有办成。为此，我还专门和新闻部主任商量另外创办了一个专事表扬和反映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小专栏“新闻广场”来保护“新闻半小时”。

但“新闻半小时”在全省观众心目中的威望却与日俱增，找他们反映情况的人很多，他们出去采访，有的路人看见车上有“新闻半小时采访车”的牌子还会向他们欢呼，有的拦车告状，遇到堵车，交警还会主动来疏导，腾出路面来让他们的车先走。据我的一位朋友、省政协委员告诉我，连政协开会，大会小会上也是一片叫好声。年中电视台总编室请全省几百名特邀信息员投票评选“十佳专栏”，全部几十个电视栏目，“新闻半小时”囊括最佳收视率、最佳社会效益、最佳质量和最佳电视栏目四块金牌；年终发动全省观众投票评选优秀栏目，它又以高出第二名近三分之一选票雄踞“十佳专栏专题”榜首。全台开职工代表大会投票选举88年年度先进工作者，逍遥以高票当选。

每每说起这些，逍遥都非常得意。但我发现，这个一直被有些人骂为狂妄、谁都瞧不起的人，其实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很客观的，更不会贪天之功为己功，有时候我当面表扬他几句，他总说：“不，不，不，这是我那帮弟兄们干的，应该感谢他们。”前面提到的《新闻战线》的那篇文章中说到，1989年“五四”后他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电视对话节目理论研讨会，大家要他谈谈创办“新闻半小时”的经验时，“他没有更多地谈自己，却是很动情地谈到他的领导……对他在工作上的支持、帮助。”“要是没有领导给顶着，给他撑腰，他早就在诬告信之类无休止的纠缠中筋疲力尽地倒下了。”1989年2月底，《福建青年》杂志社、福建电视台和海山宾馆联合举办的评选“全国十大青年勇士”活动举行颁奖会，逍遥被评为十大勇士之一，我和新闻部主任也应邀参加了，大家在交口称赞“新闻半小时”办得好的同时，要求逍遥给大家讲讲如何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办“新闻半小时”的经过，不料逍遥说：“其实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所有压力都是我的领导替我顶住了，还是请我们的主任和台长讲讲吧。”主持人请新闻部主任（当时他已经是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讲，主任又把皮球踢给我，我推不过，只好站起来说了几句，我说：这个栏目从创意到实施都是新闻部和逍遥他们搞的，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支持者而已。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硬要说有的话，大概就是官瘾比较小，我的乌纱帽不是戴在头上，而是放在办公桌上的，谁想要随时都可以拿走，所以我敢支持他们办新闻半小时这样的栏目。记得这段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但后来听说遭到了省委书记的严厉批评。

1989年春的一天，团省委书记上山来找我，说团中央准备在“五四”青年节表彰一批杰出青年，他们想把逍遥推荐上去。这是出乎我意外的，我当然很愿意，但我考虑到省里领导对这个栏目毕竟有不同看法，对逍遥这个人也还有争议，心想还是稳妥一点的好，便说这事我作不了主，请他最好去请示一下宣传部长，请部长决定。几天以后，书记电话告诉我，部长已经同意，他们就这样上报团中央了。后来听说团中央又派了一个什么处长到福建来，找了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群众反复核实。于是，团中央在“五四”青年节上表彰的60个青年勇士中便有了逍遥的名字，他被列在10位“社会监督勇士”的榜首，荣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他是这一年度全国唯一入选的新闻工作者。一个多年来自由散漫常常挨领导批评的“逍遥派”终于变成了“劳动模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