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天师

三

我想，像逍遥这样的人，懂事的时候正碰上“文革”，所见所闻都是些反常的事情，今天这个人还是好人，明天就变成了“坏蛋”，今天这事还被吹得天花乱坠，明天又变成“反革命复辟”了，没有个是非标准，因此认为整个社会都是黑暗的，乱糟糟一片，带着这种观念看社会，就总觉着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这或许就是产生偏激的根源。对这类人，光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批评处分也没有用，相反地会使情绪更加对立，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多接触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多看看新气象，让他们知道在黑暗以外，也还有光明的一面，社会还存在着希望，这样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社会调查，或许能使看问题的方法变得客观一些全面一些。但这类人对媒体或领导部门表扬的好人好事，往往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以为这都是政府编造或者硬树起来骗骗愚昧的老百姓和小孩子的，要他去接触这类东西也不那么容易。但我必须试试，因为除此以外，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正好这时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我便和新闻部主任商量在“福建新闻”栏目里辟个“双增双节”的小专栏，专门报道“双增双节”运动中的好人好事新风尚，让逍遥负责去办，并让主任找他谈话。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他让主任转交给我一封信，表示拒绝，具体地写了四五条理由，大意是：一、他这人生来不会拍马屁，这种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事他没有兴趣；二、他不愿意搞那些贴标签、喊口号的所谓新闻；三、如果一定要他搞，那么不能让××（当时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审稿；等等。

拒绝是在我意料中的，但把理由表达得那么理直气壮却没有想到。怎么办呢？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决不能迁就，否则不但不能遏制他的骄横情绪，也不能服众，以后更难给他分派任务了。当然我也是基于对他的了解，我料定经过我们多半年的接触，他还不至于同我翻脸。我决定不找他谈话，也采用写信的方式，以示郑重，而且不直接将信给他，而是由新闻部主任转交，这样可以在新闻部内造成影响，让大家知道我俞某人并不是一个只会迁就不讲原则的人（当时台里确有一些人认为我对几个“逍遥派”太迁就宽容）。我的信写得很长，分五六条，批驳他在来信中提出的“理由”，而且用辞很严厉，比如现在记得的有这样几条：（大意）

改革开放是件新事物，你也看到了，尽管这是件好事，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不过总还是有不少人在勇敢地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甚至进了监牢，牺牲了，你能说这里面没有好人好事值得媒体为他们鼓与呼？在当今时代，新闻媒体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吗？你说办这样的专栏是拍谁的马屁？为谁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贴标签、喊口号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好新闻，我想你大学里的老师也决不会叫你们去写这种东西。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听许多人说你很有才华，业务能力很强，好像你的自我感觉也挺好的，那就把你的才华好好发挥一下，搞一些既反映新人新事新风尚、又不是贴标签喊口号的好新闻让大家看看，为大家树个榜样。如果你是怕难，不敢做，那就说明别人对你的吹捧都是吹牛，你的自我感觉也是盲目自大，以后就再不要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了，老老实实夹紧尾巴做人，踏踏实实把基本功学好了再说。我知道你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我是想考你一下。我考你，考题总不该由你出吧？

办这个栏目是已经确定了的，我今天是给你布置任务，不是同你讨价还价，你参加工作已经四五年了，总不至于还要我来教你什么叫组织纪律吧？至于由谁来审片，那是领导决定的事，决定谁就是谁，你无权挑选，你是共产党员，这个道理我想你也应该懂得。

最后，我还特别强调：我要的不是标语口号式的新闻，而是真正的好新闻！我要亲自审片，如新闻中出现标语口号，我照毙不误！

信送出以后，我就猜想他会有什么反应。这天晚上，我已经睡下了，忽然电话铃响，一听，原来是他打来的。

“老俞，对不起，把您吵醒了。”他说。

“有事吗？”我问。

“你的信我认真地读了几遍了，也想了一天了，”他说，“我知道您的用心，您是想改变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

他说：“不管您有没有这个意思，反正这个任务我接了，我现在就开始搞计划。”

我说：“这倒也用不着那么急。”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猜想他还有话说，果然，他又接着说：“老俞，我从没见您这么严肃地批评过人，过去大家都说您是微笑外交，其实您是打的太极拳，看起来柔柔软软的，打过来让人没法招架。”

我笑道：“我可没有学过太极拳。”

他说：“好吧，不打扰您睡觉了，三天内我送计划给您。”说完把电话挂了。

我拿过手表一看，正好一点半。

逍遥很快就把方案搞出来了，我看了看，觉得不错，便找新闻部主任商量调配人力，安排播出时间，并正式成立专栏组，由逍遥负责。后来逍遥对人说，他是被我“连骂带批地逼上马的”。（见《新闻战线》1989年7-8月号叶子文）

一个星期后，第一期节目制作完成，我和分管副台长及新闻部几位头头一起审片。新闻部正在休息的编辑记者也都来旁观。

全片5分钟，第一条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号召开展“双增双节”活动的讲话，稍长，其他几条新闻，都很短，全部用事实说话，没有一句常见的套话空话大话，其中还加了一条30秒短评，观点鲜明，文笔犀利。形式也别致，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片子看完，在场的人都叫好。我心里也很高兴，但我克制自己不让全部流露出来，只简单地说了句“不错，有点新意”，见片子最后制作者名单中他用了个笔名“裴朴” ，便问：“为什么不署真名？”

他笑道：“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用真名怕不大好吧？”

我说：“没有人规定你不能用真名。”

他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先用笔名吧。”

我说：“这个由你自己定，但不是我不让你用真名。”又问：“‘裴朴’是什么意思？”

他笑道：“没有什么意思，随便起的。”

大家都笑。我也知道他是取“被迫”的谐音，表示这个栏目是被迫做的，不是出于自愿，但觉得这是小事，无伤大雅，观众也未必会想到那上面去，便没有说破。接着，大家谈了些看法，提了几点小意见，让他再改一改，便通过了。

正式播出的当天下午下班前，我给宣传部长挂了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新闻节目中开辟了一个新栏目，请他看看，提提意见。

新闻节目刚播完，部长的电话就来了，他说：“节目我看了，不错，有新意。这个‘裴朴’是谁？”

我说：“是我们新闻部一个年轻编辑，广院毕业的。”

部长说：“我看这人有前途，好好培养培养，将来能派用场。”

我心里暗笑，心想告诉你真名，会吓你一跳，便说：“是的，我也这样想。”

部长的电话刚放下，铃声又响了，是厅长打来的：“老俞，今天那个‘双增双节’的小专栏不错，那个‘裴朴’是什么人？”

我说：“我们新闻部的一个年轻编辑。”

厅长说：“过去怎么没听说过？新来的吗？”

我说：“来了几年了，过去没有发现。”

厅长说：“看来电视台还是有人才的，好好发现发现，肯定还有。”

我说：“是的。”心里说，逍遥不用真名也有好处，不然，他们就可能戴有色眼镜看他的作品，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双增双节”播出三期以后，正碰上省里开科技大会，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刚回到宿舍，电话响了，是厅长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老俞，告诉你个好消息，省委陈书记今天在给大会做报告时表扬‘双增双节’了，说电视台办了个好栏目，要大家都看看。”

放下电话，我有些犹豫。省委书记在一个全省性的大会上表扬一个电视节目，应该说是很高的荣誉了，照理应该马上告诉新闻部，尤其是节目制作人，但我怕逍遥听后飘飘然起来。犹豫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们，毕竟对他们是一种激励和鼓舞，便给新闻部主任和逍遥挂了电话。逍遥听后没有说话，只在电话那头嘿嘿傻笑。

我说：“你可不要翘尾巴啊！”

他说：“哪能呢，这点‘糖衣炮弹’都经不住，还叫逍遥吗？”停了停又说，“表扬这个栏目不稀奇，这是替他们脸上贴金呢；要是办个揭短的栏目，他们也能表扬，那才是真表扬！”

我说：“该贴金的还得贴，你好好地把这个栏目办下去，不要胡思乱想。”

他说：“我会的，您放心。”

逍遥的积极性显然进一步高涨，他不但每天准时上下班，晚上也经常到机房加班，专栏组的几个年轻人，受了他的带动和影响，工作也非常卖力。许多人说，逍遥好像变了一个人。

但就在这时又出了一件事。

有一天，厅长把我叫到厅里，问：“听说‘裴朴’就是逍遥？”

我笑问：“你怎么知道？”

厅长说：“我已经听到好几个人讲了，还收到了好几封信，都是你们台里的人。”

我问：“谁？”

厅长说：“是谁你就别问了，他们对你起用自由化分子办专栏很有意见。”

我问：“谁是自由化分子？逍遥吗？谁定的？”

厅长说：“当然还没有人给逍遥戴自由化分子的帽子，但这个人的思想偏向自由化是没有问题的，他到福大演讲的事省里都备了案的，你这时候把他提起来负责专栏组总不大好。”

我说：“一个专栏组，四五个人，他负责，算什么级别的官？我从来没有给他封过官，只是让他多做点事情，而且几个组员都服他领导，你说有什么不好？”

厅长说：“不出事，大家都没事，要出了事，你我都不好交待啊！”

我问：“‘双增双节’已出了五六期了，你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

厅长说：“现在当然没有发现问题，我是说万一。”

我笑道：“万一的事是很难说的，难道你我就不会有个万一么？这一段人家干得好好的，就说明人家没有问题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干？”

厅长没有话说，便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以后注意多帮助他。”

我说：“这个我知道。”

回山上的路上，我想，谁他妈的吃饱饭撑的，写这种无聊的信？准是看着逍遥办了个好栏目，受到表扬，妒忌了。

“双增双节”栏目办得很顺利，不但省里各部门和被表扬单位的领导很满意，观众反映也不错。“30秒短评”后来还在华东地区电视节目评比中获奖，受到行家们的好评。忽然有一天，我看到小专栏里出现了一条新闻，是说某工厂的厂房里有一套设备是花了150多万元外汇从国外买进来的，但从安装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某种原因，一直没有生产，机器都开始生锈了，消息认为在“双增双节”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最大的浪费，但工厂领导却说这责任他们负不起，那么这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又转到揭露阴暗面上去了？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在我心底里，我是主张搞一点批评报道的，我认为一张报纸或电视如果没有批评报道，就没有生气，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我刚接任台长不久，有一次晚饭后与一个年轻记者在乌山上散步，我就和他谈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是想办一个类似报纸上的“读者来信”一样的栏目，通过观众来信的方式，揭发和批评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把这个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他笑笑说：“想法很好，但谁敢办呢？”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栏目不错，我想请你来办。”他急得连连摇手说：“不行，不行！我不办，我不办！”我说你怕什么呢？他说：“怎么不怕？我怕，我不敢办！”见他这个样子，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但这个愿望一直埋在我的心底。这会儿看到这条新闻，我仿佛眼睛一亮，心里说，且看看反映如何吧。

逍遥他们并不以报道一次为满足，竟然搞起追踪报道了，每期发一条新闻，追查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一路往上查，最后查到了省某厅，厅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责任一古脑儿揽到了自己身上。这就是说，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事后我问逍遥：“这事好像不应该到此为止吧？为什么不往下追了？”他笑笑说：“适可而止吧，再追下去就要追到主管的副省长了，那位厅长敢讲吗？他很聪明，也只能这样做。”我心里说，我一直认为他偏激，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个度的。

这个报道结束后不久，省委书记召集省级各新闻单位和中央驻闽新闻单位的头头在温泉宾馆开会，主要内容是讲如何正确宣传福建的形象问题。那段时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对福建的批评报道比较多，大概是省委着急了，便召开这么个会，希望各新闻单位多报道福建的“正面”新闻，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福建的良好形象。但他也说：“当然我们不是不要批评报道，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比如最近电视台有一条新闻批评某厂设备闲置问题就很好，花了那么大本钱买回来的设备闲置不用，这就是浪费嘛，可惜的是新闻追到厅一级就没有再往下追了。”说到这里，他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往下追？”我说：“他们说不敢追了。”他说：“其实就追到我们省里某位领导也没有什么，有缺点就改嘛！”事后我把这话告诉逍遥，他笑笑问：“你信？”我也笑笑，心照不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