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天师

逍遥天师当然不是他的真名，但确是他自取的别号。这个别号的由来，包含着一段辛酸的经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姑且以“逍遥”代名。

一

刚到电视台时我的职务是副台长，上面交给我的任务是协助台长统管全台工作，同时熟悉情况，准备接班。我曾在报社工作二十二年，又在大学工作八年，但对电视完全外行；又因为与台长曾在一个报社工作过十六年，“文革”后期清队时还读过他的全部档案，对他的为人、性格、思想和历史等非常了解，为尽量避免与他发生矛盾，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熟悉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与群众的接触，谈话，我发现绝大多数职工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牢骚怪话很多，最突出的是有好几个被大家公认为很有才华的人，近几年几乎都被闲置着，有的长期在外面干私活，全国满天飞，台里连面都见不着；有的虽然人在台里，但基本上不干事，有的只是每天来应个卯，报个到，有的虽然坐在办公室，也只顾喝茶，看报，聊天。据说，这几个人经常被台长当典型，在大会小会上批评，但批评的效果却是零。我从来没有当过领导，但从三十年当普通干部的经历中体会到，所谓领导能力，说穿了无非两项，一是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二是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于是，我在熟悉电视台工作情况的同时，把重点放在调动全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哪里着手呢？我决定，谁的意见最大，我就先找谁，因为从这些人身上，最易找到问题的症结，把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了，还能带动一批人。这样，我把第一批重点工作对象放在那几个被大家称为“逍遥派”的人。

有一天，我给新闻部副主任挂电话（主任当时去省委党校学习），说想找逍遥谈谈，请他通知逍遥约个时间来找我一下。副主任犹犹豫豫地说：“这个人很难谈的。”我说：“我知道，就因为难谈，所以要找他。”副主任说：“那好，我试试吧。”第二天，副主任回电话说：“我找他说了，他说不想谈。”我问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他说他没有兴趣。”我笑笑说：“那好，既然他不愿来找我，我去找他，你替我与他约个时间，我上他宿舍找他去。”副主任连忙说：“不不不，还是让他去找你，我再同他说说。”我说：“也好，你告诉他，我们只是随便聊聊，我保证他会满意。”

第三天晚饭后，我到乌山上散了一会步，便早早地回到宿舍里等着。副主任告诉已下命令让逍遥今晚来找我，不过是否一定能来他也没把握。我估计他可能会来，所以耐心等着。

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看电视呢，忽听见门口有人叫“俞副台长”，抬头一看，是逍遥，便笑道：“我知道你会来。快请屋里坐。”随即倒了一杯茶放到他面前。

他说：“你算定我一定会来？”

我说：“我算定你会来。”

他问：“凭什么？”

我说：“凭对你的了解。”

他一愣，嘿嘿一笑，说：“我是一直到临出门前一刹那才决定来见你的。”

我说：“为什么那么怕和我谈话？”

他说：“我怕见领导。”

我说：“年轻时我也怕过，后来见得多了，心里便想，原来你也是个普通人，并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干嘛要怕你？就不怕了。”

他笑笑，说：“俞副台长——”

我说：“我从来没有当过官，骤然听见你们‘俞副台长、俞副台长’地叫，怪别扭的，能不能换个称呼？叫老俞好不好？”

他说：“多叫叫你就习惯了。”

我说：“那就到我习惯以后再叫吧，现在暂时别叫，行不行？——刚才你想说什么？”

他说：“我想说——看我这副模样，您一定不喜欢吧？”

他的模样我早就暗中观察过了：留一头长发，拢到后脑勺，用一根橡皮筋扎成小小一束马尾巴，上嘴唇留半圈黑黑的小胡子；衣着也挺时髦，牛仔裤，衬衣外面套一件摄影家们常穿的缝满大小口袋的马甲。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样的打扮的确挺前卫的，凭良心说，我并不十分欣赏，但也不十分反感，便说：“干嘛不喜欢？我看挺‘青春’的么！”我看他不相信地望着我，便接着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大概是1980年吧，有一次我去舟山群岛的沈家门参加一个会议，路过宁波，去宁波师专看望一位多年不见的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宁波师专在郊区，我走到一家铁工厂门口，就不知道往哪走了，正巧有个青年工人从厂里出来往郊区方向去，便上前探问：‘小师傅，到宁波师专怎么走？’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跟我来吧。’我便跟在他后面往前走。他不时回过头瞅我一眼，好像特别注意我肩上背的挎包。我看这小伙子，头发很长，乱糟糟地披在肩上，而且沾满灰尘；年纪轻轻的，看上去顶多二十出头吧，上唇却蓄了一溜淡淡的胡髭；衣服很脏，浑身上下都是油腻，喇叭裤，膝盖上还有个破洞；赤脚，套一双人字橡胶拖鞋，都很脏，好像刚从牛栏里走出来的；特别走路的姿势，迈着八字脚，像鸭似的。”

我看见他不知臧否地笑笑，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问：“可以抽烟吗？”

我说：“抽吧，我不怕污染。”又接着往下说：“说实话，当时我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心里直发毛，想不会是看上我的挎包了吧？我的出差费用可全在包包里！而且越往前走，越是田野，人迹越少。我试探地问：‘小师傅，你去哪里？’他说：‘回家，取点东西。’我问：‘你家也在师专？’他说：‘不，到前面分岔路口，你往前走，我往左拐。’我心想，还好，终于分手了。但是当我们走到三岔路口时，他略略犹豫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了，我心里又紧张起来，便问：‘小师傅，你不回家了？’他说：‘没关系，我再走一段。’我想，坏了，他可能在动歪脑子了，但想逃也没法逃，只好硬着头皮跟在后面。如此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又一个岔路口，他站住了，抬手往前面一指，说：‘看到了吗？前面那一片房子，就是师专的宿舍，现在你一直往前走，没有岔路了。’我说：‘小师傅，那你呢？’他说：‘我从这边走，前面有条路可以拐回去，没事。’我很感动，说：‘小师傅，谢谢你了！’他说：‘不谢。我听你是外乡口音，第一次来宁波吧？’我说：‘是，是，我是来看望中学时代的老师。’他眼睛里闪着羡慕的光，说：‘哦，看老师，真好！那你快去吧，我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迈着八字脚，啪哒啪哒朝斜路上去了。我站在那里一直目送他走了很远，想起刚才无端对他怀疑，觉得很惭愧。就是这一次，让我对长头发、小胡子、喇叭裤、八字脚改变了看法，我明白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形式，关键是内容，是本质。”

他很有兴趣地听完故事，拍着巴掌说：“好！难得碰到你这样的领导！”

我说：“我以前可从未当过官，一直都当编辑记者，跟你一样。最大的‘官’是老师。”

他说：“老俞，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你是不是×台长推荐来的？”

我说：“我是宣传部长把我请来的，我跟宣传部长过去在报社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跟×台长虽然也认识，但他不会推荐我的。”

他说：“我明白了。行，咱们今晚谈定了（我后来发现，他虽然是个道地的福建‘地瓜’，却总把‘我们’说成‘咱们’，大概是四年北京大学生活的成果），你说吧，想跟我谈什么？”说着，将烟蒂捻灭，又将一杯茶水倒进喉咙，换个姿势坐正了，摆出一副有问必答的架势。

我笑道：“我说过今晚只是随便聊天，我对电视台的情况不熟悉，你爱聊什么就聊什么吧，我什么都想听。”

他略略想了想，说：“那就从我这副打扮说起吧。”接着便说起来，“其实，我原来并不这样打扮的。尽管在广院的时候，我是有名的‘新潮’人物，最爱玩个新鲜奇特，那时学校禁止穿喇叭裤，我就偏去街上买了一条喇叭裤穿上在校园里大摇大摆，辅导员找我谈话，我就与他辩论，驳得他哑口无言。学校不许学生留长发，我本来不是长头发，这时却故意留起长发来——”

我说：“哦，造反派的脾气！”

他说：“不过自从毕业分配到电视台，我便收敛了，我知道工作单位不比学校，可以由着性子来，而且当记者得有个记者的形象，目前中国老百姓还接受不了嬉皮士的形象，咱得从工作考虑，是吧？所以到电视台报到前，我就把长头发剪了，小胡子刮了，喇叭裤也收起来压在了箱底，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挺规矩挺传统的人物，而且工作上也特卖力，总觉着‘文革’浪费了我好几年，应该抓住年轻时候多干些事情，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可不久才发现，干事情也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特别是××，这个人大概在家里专制惯了，完全是用家长式那一套来统治电视台，什么屁事都得由他说了算，连领根元珠笔芯也得他亲自批，放个屁都得按他的规定放，你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能受得了这一套吗？咱们新闻部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许多是历届广院毕业分配来的，来时大家都希望挺大的，总想在这里一展身手，好好干一番，所以新花样也特别多，但不管咱们怎样努力，怎样挖空心思做节目，到他那里就是通不过，不但听不到一句好话，相反天天挨骂，把咱们的一片苦心说成‘好出风头’，‘歪点子’，‘乱来’。比如现在电视上你看到的记者现场采访，拿话筒的都是播音员。你不要以为那话都是播音员自己说的，不，全是编辑事先写好了让他去背的，或者是编辑在现场教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您是新闻界老前辈了，您知道记者采访是怎么回事，那是事先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经过许多思考，才能向采访对象发问的，而且要根据对方谈话内容随机应变。这些东西，播音员怎么能知道？不要说编辑和播音员一般事先都不会有交流，即使你说给他们听他们也未必能完全领会，他们毕竟不是记者啊！有时在采访现场我真是急得不行，我想这时候应该问这个问题了，他却偏偏照本宣科，问起那个问题，有时候还把我教给他的话的意思领会错了，我真想冲上去抢过话筒自己来问。这样经得多了，我便想，记者为什么不能自己发问，一定要播音员代劳呢？有一次我便做了一点尝试，自己拿话筒自己提问题，而且让自己出了一秒钟图像，真的，只有一秒钟。新闻部审片时，大家都说好，谁知××一看，就皱着眉头问：‘是谁批准×某人出镜的？’我们主任说：‘我们是尝试一下。’××说：‘党的宣传工具也能尝试的？乱弹琴！撤下来！’在他面前，那些部主任都像龟孙子一样，屁也不敢放的。这条新闻就这样被毙了。事后，××对别人说：‘×某人这么丑的一张脸，还想上电视？’”

我问：“记者上电视，有先例吗？”

他说：“在国外，早就司空见惯了，国内目前倒还没有，不过没有的事总得有人开头啊，为什么咱们不能来带个头？后来我又冒险做了一次，不过只用了个背面，还是被他发现了，他又把××（新闻部主任）叫去训了一通，并向全台宣布：没有他的批准，电视台任何人不得上电视画面！就是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学梅兰芳留发蓄须了，这倒不是跟他赌气，我觉得对他这种人不值得赌气，我是为了杜绝我总想抢话筒的念头，每当我心里蠢蠢欲动时，一想到自己这副尊容，这念头就打消了，因为我知道，尽管我长得不算太丑，但如今这副打扮是绝对不能上镜头的。”

我问：“你不上班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不，那是以后的事。”他说，“一招不行，咱们就想第二招，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不让咱们出镜，咱们就从新闻内容上想办法。目前新闻，包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千篇一律，都是莺歌燕舞，一片光明，其实你到生活中去看看，全不是那回事。就说改革开放吧，叫了几年了，抵制的照样变着法儿抵制，改革者照样受压制，真是问题成堆啊！可这些情况咱们的传媒上却看不到。过去在学校里，老师一直对咱们讲，新闻要关注现实生活，要善于发现新问题、新经验，要讲真话，推动社会前进。生活中的问题都不敢反映，叫什么关注？工作中的许多矛盾都不敢正视，叫什么讲真话？还怎么推动社会前进？于是咱们几个年轻人一商量，就决定鼓捣一个新闻专栏，栏名叫‘福建新闻特别节目’，每星期五晚上播出一刻钟，内容偏重问题讨论和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揭露和批评。试做了三期，新闻部的同事都说不错，连分管新闻部的副台长也说有新意，但××就问：‘搞这个东西是谁批准的？就你们新闻部花样多！你这不是在暴露阴暗面，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吗？党的舆论工具能这样搞吗？你们少给我添乱，老老实实把新闻拍好吧！’说完，连屁股也没拍就走了。从那以后，大家就把这个短命栏目叫做‘黑色星期五’，我才真的感到绝望了。与其干着受气，还不如干脆不干，这不，一休息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我每天只上下午上班时来应个卯，亮亮相，亮完相就走人。”他像淘气的小孩一样笑起来，“不亮相不行啊，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奖金，再被扣掉，拿什么吃饭喝酒抽烟？好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要上班了，工资奖金便照发，工作不工作无所谓。”

我也笑起来：“看来我们这体制是得改一改了，不然尽养懒汉。”

他连忙说：“不，不，我这懒汉可不是自己想当的，是××逼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把劳动模范逼成懒汉！”

两人开怀大笑起来。笑罢，我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谈谈我的看法，是关于新闻改革问题，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我想你一定清楚。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现在虽然改革开放了，但究竟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拥护呢？许多人拥护改革开放，都只是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的，对自己有利的就拥护，不利的就反对——”

他说：“对，是这样！”

我说：“有些人也不是存心要反对改革开放，自觉地站到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只是因为习惯势力，传统观念，不知不觉地便成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对这些人，你能拿他们怎么样？都集中起来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看只能慢慢来，慢慢改变他们的观念——”

他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恐怕等我们这一辈人老了都实现不了改革开放！”

我说：“那也不见得。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这扇门，”我指一指宿舍的门，“它关着，而且上了锁，你想进来，怎么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硬冲，拿头和肩膀硬撞，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撞开了，但自己也头破血流，断胳膊缺腿的，走不动了；一种是撞得头破血流，门还是撞不开。这两种都不能算好结果，代价太大了。另一种办法是去找一把钥匙，或者找一截铁丝铁片什么的，想法子把门锁捅开，这看起来费时，好像慢一点，但其实是快了，因为锁一旦捅开，你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了，而且花的代价也少。这两种办法，你选择哪一种呢？”

他笑笑说：“看起来当然是后一种办法好，但对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能行，咱们年轻人不行，年轻人没有这种耐心。”

我说：“有时候为了取得成功，就需要学习耐心。比如你过去抢话筒出镜头，办‘新闻特别节目’，我认为就是用头去撞门，急于求成，结果呢，门没有撞开，自己倒受了伤，躺倒了；假如你当初不要那么急，先找些资料给××看，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不要一下子办‘新闻特别节目’，先发一条两条，慢慢来，让他适应了，再来办小专栏，效果就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了。”

他说：“真是木门倒好了，可惜××是扇铁门，而且门上还有铁蒺藜，你碰都碰不得，怎么开？不过以后如果你对咱们关门，咱们倒可以用这个办法试试！”说着笑起来。

我说：“你这样长期逍遥总不是办法，是不是考虑一下恢复工作呢？”

他说：“只要还是××当台长，我就不工作。本来我已写好辞职报告，有一所大学愿意接受我去给他们上电视课，听说你要来，我想先看看再说，便拖下来了。今晚这么一谈，我想我大概是走不成了。老俞，我向您保证，你什么时候接任台长，我第一个来上班！”

我说：“这事可悬。我自己还不知道是否一定在这里长干下去，我也是先来看看的，能干则干，不能干，我还回学校去。你怕见领导，我可是怕当官。”

他说：“那可不行，如果你前脚回学校，那我后脚就离开电视台。”想了想，又问：“老俞，今晚我说了那么多，还没听见你表态呢！”

我说：“我到这里才几天，你让我表什么态？你总得让我搞点调查研究，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以后再说吧？告诉你，至少三个月内，不仅是你，对所有的人和过去的事，我都不会表态。”

他摇摇头说：“三个月，太长了！”想了想，又说：“也好，这样免得听一面之辞，受我蒙蔽。”说罢，看看表，站起来说：“11点了，我该走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临出门时又回头说：“希望您早一点将‘副’字去掉，让咱们年轻人甩开膀子干一番！拜拜！”

与逍遥的第一次谈话就这么结束了，这三个小时的谈话我想效果还是可以的，因为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我下楼上厕所时，看见他正大步上山来，再一细看，原来他把长头发剪了，小胡子也刮了，神采奕奕，仿佛换了一个人。我心里一乐，怕他发现，急忙躲进厕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