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已过知天命之年，怀旧情愫猛然间漫溢得无法自控，似有巨蛇在缠绕着我，难以挣脱。那些旧事，又每每与故人相缠，梦中唏嘘人生浮云。缠得久了，遂痛下决心，或记录一二，以遣情怀。此篇一一历数的故人，均与巨鹿路675号相关。

最早进入这个小院，大抵在1975年。那时年少轻狂，每日涂鸦诗作，慷慨激昂。记得我所在的航天部601厂的广播台，几乎每日有我的长篇诗作在广播里播放。播音员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朗诵，颇为诗作添彩。于是就有了野心：一家再大的厂子，也就数千号人，尽管年纪轻轻已经在赛诗台上霸道评点他人的诗作优劣高下，但风光毕竟有限，唯有将诗作变成铅字，那才算是“诗人”。于是频频投稿，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次走进巨鹿路675号。

《上海文学》那时还叫《上海文艺》。受到诗歌编辑王文华先生的邀请，我来到了大厅开会。由于中间铺着白色台布，参与者人也不多，就觉得那会议室好空旷，好气派。王先生一一点名，其中也将我的一组诗作评点了一番，指出若干不足。而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大厅锃亮的打腊地板和卫生间那两扇如同外国教堂一样的彩色窗玻璃，让我产生恍若隔世之感。

没有想到的是，六、七年之后，当我分在文联下属的民研会担任《采风报》的编辑时，王文华先生居然成了我的同事。我几乎每天同他一起午间打乒乓，那时大厅外的拱廊下放着乒乓桌，在美丽的普绪赫雕像旁的午间球赛就成了我们几个乒乓爱好者的日常功课，有时碰上外宾来访，老花匠还会把喷泉开着，鲤鱼口中喷出的清泉飞溅在普绪赫女神身上，在白云蓝天绿树花草映衬之下，极目舒心，那份惬意，于今想来，甚是难忘。王文华先生的乒乓技艺非常纯熟，鲜有人可与之匹敌，除当时《上海戏剧》的张重光兄外，其他人每每输于他手下。还有一位老诗人皮作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湖南人氏，他经常跟我们一起编谜语谚语歇后语，当有奖猜谜的来信用卡车转载着送到巨鹿路675号门房时，我们一边为打乱了所有办公室的来信而抱歉，一边又为报纸巨大的发行量而欣喜。那时老皮所表现出的由衷欣慰，如同孩子一般。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老皮和老王在先后退休之后不久，很快就传来噩耗，一一离世。当我站在殡仪馆大厅里看着他们熟悉的容颜时，仿佛第一次感到死神之近。

那时文联和作协尚未分家，所以当时675号的人气很旺。记得刚进文联不久，钟望阳和冯岗同志给我们上党课，具体细节已经淡忘，只记得每人发了一本红皮党章。会上，周介人兄发言最为积极，我作为小字辈，只有听的份。不过会后有人跟我说，周介人入党愿望迫切而持久，只是大门对他很吝啬，久叩不开。听罢唏嘘，莫知所以。不久，在知识界文艺界忽然刮起“民主党派积极吸纳知识分子”的旋风，我也被卷进旋风之中，在民盟、民进、九三纷纷向我张开双臂的情形下，我只因两个简单的原因，就入了九三学社。一个原因是，九三的理念是“民主与科学”，那时拨乱反正，重提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声若洪钟，这非常切合我的理想；另一个原因则比较虚荣：九三成员的层次普遍较高，跻身其中，似有荣耀加焉。手续非常简单，不久我就成为上海九三最年轻的成员。于今想来，我这“入党动机”（民主党派也是党）值得反思。同时，又由己及人地推想，同辈中一些加入共产党的人们，他们中不少人在入党时的动机也是颇堪推敲：一边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边却对此宣誓的理想心存疑惑——到了这把年纪，大家彼此反省一下也不为过。

这么一说，就有四个故人：钟望阳、冯岗、周介人、老花匠。

还有一些故人是匆匆晤面的名人。比如巴金、于伶、柯灵、茹志娟、吴强、王元化、王若望等等。有外事活动或重要会议，他们间或前来。见到最多的是吴强和茹志娟，大部分场合是在门房间。吴强不分老少贵贱，谈笑风生，一派军人作风。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民研会在黄陂路的原美术馆举办民间美术展览，我负责接待文艺界领导。开幕前，我刚把杜宣引入贵宾室坐好，一转眼，见吴强来了，我赶紧把他引进接待室。一看，唯有杜宣边上的沙发空着，就延请吴强入座。不料，他居然哼了一声，与杜宣招呼也不打一声，径直往里奔去。事后我顿足后悔：作为接待者，怎么也应该事先摸清各位领导间的亲疏关系，弄得不好，不但捧场没捧成，还弄出一幕幕尴尬。不过，几十年来，我从未揭开这小小一幕，只是在自己过了知天命之年后，会突发奇想：也许，拄着手杖的杜宣和一脸麻子大大咧咧的吴强此时正在天宇对弈也未可知，相逢一笑泯恩仇，尘世间的恩恩怨怨乃过眼烟云罢了。与杜宣交谊较深的还有一位文联领导，也是我所在的民研会领导姜彬先生，我跟他的接触自然最多，他的晚年集中精力专注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在该领域处于领军者地位。工作关系，我经常去他家汇报工作，在那儿数次见到老花匠在他家花园里忙碌。如今，这边厢的姜彬和杜宣，那边厢的吴强和茹志娟都已成故人，左耶右耶？你耶我耶？统统已成往事。

《采风报》后来搬到食堂楼上办公。除了我们这间大室，还有两间小室，均为临时宿舍。不过这“临时”也满久了，一间住着戴厚英，一间住着罗洛夫人、《收获》编辑杨友梅。由于是滴滴刮刮的邻居，和她们的交往就较多。在我毕业前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的讨论戴厚英的《人啊人》，我也年少气盛，参与讨论，并在解放日报的“来稿综述”里，有幸被引用了观点，就此和戴厚英相识。那时戴厚英的日子不太好过，烟抽得很凶，我在编稿闲暇时，看到边上的门开着，就进去和她聊会儿天，努力忍受她一支接一支的烟枪。不过话说回来，她抽烟的姿势很是老道，隐约间为她增色。那时有一位相貌周正的右派老青年，刚刚从西北劳改农场平反回沪，看到报上我的文章，辗转找到我，并一再要求我带他见戴厚英。虽然其两鬓已有所染霜，但因为长期呆在劳改农场，思维和作派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单纯而充满理想的样子。见了几次之后，渐渐流露出明确的意思，要追求戴厚英，并让我婉言相劝。戴厚英为难地让我转话，意思是彼此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差别太大，很难两相适应。终于不再有下文。不过从此我与戴厚英结下了友谊，她出版什么书会送我一册，后来她搬家去了大学宿舍，也没有断了联系。不幸的是她死于非命，那天晚上公安人员打电话到我家询问线索，我才知道她的噩耗。显然那时还没有破案线索，公安正在梳理盘查她的通讯录，才有这个电话。想到“故人”中她年纪尚轻，又在命运多舛的转机后倒毙于乡人之刃，不胜慨叹。另一位“邻居”杨友梅为人和善，没见必笑，虽然住的小间如同螺蛳壳，却好像挺知足的样子。后来罗洛先生从西北调回上海，任职作协领导，在尚未分到新居前，还和妻女在此处临时苟且一阵子，由此我还和他们爽朗的女儿罗小宁交上了朋友。后来文联作协不但从组织上分家，从财产上也分家后，我就从食堂楼上搬到了原来《萌芽》所在的文艺会堂的小楼办公至今。罗洛先生的突然去世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不知别人怎么看他，在我的眼里，他始终是一位温和的长者。

说到英年早逝，还有两位，一位陆星儿，一位周惟波。别看陆星儿人前风风火火的样子，私下里常怀忧伤。由于大家都是同一届毕业，晤谈时便无所顾忌。她婚姻爱情上的不顺，从世俗道德角度而论，颇有可同情之处。但有时我也会和她开玩笑：谁敢娶你呀，更女人一点好不好？她也不生气。不过陆星儿反思的能力很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人生境界提升得很快。而周惟波，我有一阵子和他聚得较多，我们有若干共同的朋友兼文友，他的生气勃勃和浪漫情怀颇能显示生命的能量。他在当时比较风光的《生活周刊》开辟“现代冲击波”专栏，我也在当时发行量甚大的《现代家庭》开辟“家庭启示录”专栏，虽称不上好评如潮，但先后荣获“上海青年文学奖”，似乎多少也是一种承认。没想到他难耐清苦竟毅然撂下《上海文学》的编辑担子，闯荡社会去了，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更不料尚在中年的他，后来居然得了绝症，并在临终又一次成为焦点人物，可谓“晚景凄凉”。陆星儿和周惟波的早逝，提醒我们这茬人：老境近在咫尺，并不遥远。

此外，还有一些故人当年接触不多，但多少留下一些难忘的印象，如丰村的和善细致，萧岱的平朴严谨，哈华的风度翩翩，魏绍昌的谦恭勤勉，等等。于今想来，这些人似乎都还活着，历历在目。

离开巨鹿路675号有年头了。或许因为距离的缘故，才有怀旧幽情的发生。我想心理动因大抵如此。如今偶尔回到这座小院，竟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慨，再一次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