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
作者：苗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1974年1月7日，苏联的一个高层领导会议上，党的总书记勃日列涅夫率先发言：“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没有人看到这本书，但其基本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该怎么对待他，根据法律，我们可以把他投入监狱，他反对苏维埃体系，反对苏维埃的权力。”安德罗波夫，克格勃的领导，深知这本小说将和索尔仁尼琴1962年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轩然大波，那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作家驱逐出境。1个月后，他给勃日列涅夫发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告知西德准备接纳索尔仁尼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莫斯科雪里梅耶夫Sheremetyevo机场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了三个小时才起飞，原因是“大雾”，索尔仁尼琴从这架飞机上开始其流亡生涯。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之时，有人这样对作者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这部小说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肃清斯大林的影响，作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犯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

1967年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都无法在苏联出版。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巨著《古拉格群岛》出版，“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之后，索尔仁尼琴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讲述各自在劳改营中的遭遇，《古拉格群岛》就取材于这些来信。如今，这部140万字的巨著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看完，他列举的那31种刑讯逼供的方式也显得太过“自然主义”，他不加节制的控诉也让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离文学太远。”诗人叶夫图申科说，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在他去世之后，美联社评价这部作品，“他的《古拉格群岛》清除了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同情。但他对劳改营的记述也能鼓舞人心，他描述了一个人——索尔仁尼琴自己，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从一个摧残人的灵魂的艰辛和非正义的惩罚体系中幸存了下来。他的记述激发了数百万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和正直最终可以击败一个帝国的极权体系。”

索尔仁尼琴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他的妻子娜塔丽说：“在流亡期间，我总相信索尔仁尼琴的感觉，他总说我们能回到祖国，他有一股能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是我软弱过，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上台之时，那在我看来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关注苏联发生的变化，但并没有及早回国，在美国佛蒙特州居住期间，《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多次采访他。索尔仁尼琴说：“1991年8月，我和妻子在电视里看到，克格勃总部外边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翻，这对我是一个伟大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发一封祝贺的电报回去呢？是的，我从心底觉得那并不是一场胜利。专制主义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肌理之中。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我们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

流亡期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写作《红轮》，他开始流亡时已经55岁，他说：“我的生活经验已经足够了，我在佛蒙特居住的这18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都在写作，这样的时光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大卫•瑞姆尼克后来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随后就职于《纽约客》杂志，10年前开始担任《纽约客》主编，他评价：“说到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作家。”但是，这位作家的书已经很少有人读了，大卫•瑞姆尼克2001年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描述了红场附近一家书店，营业员在广播：“尊敬的顾客，索尔仁尼琴的新著《同行两百年》上市，这本历史书讲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的关系。”收款台前摆着这本书，但很少有人拿起来翻翻。

索尔仁尼琴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但俄罗斯好像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批评家，《旗》杂志的编辑塔丽亚•伊凡诺娃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还有一种更戏虐的说法：“他应该扮演托尔斯泰的角色，接待来访者，给所有人提建议，留着19世纪的大胡子，那大胡子对这个角色最为重要。”“他也许应该在萨哈洛夫1989年12月去世之后就回到俄罗斯，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权威建立在过去。”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功绩”。索尔仁尼琴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但发表了一段录像演说：“在有生之年的终点，我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我们痛苦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不稳的社会可能发生崭新的转变。它给我们预警，防止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展现了坚强果敢的思想品质，使我们得救。现在，在艰难的治疗创痛的道路上，这些品质也在帮助我们。”

在莫斯科郊外被篱笆墙和摄像头包围的寓所之中，索尔仁尼琴接待了普京总统，他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包括大卫•瑞姆尼克，他和这位记者的谈话有许多是在重复当年在佛蒙特州谈论过的话题，当年他说：“没有人再看我的书了，我只能扮演一个道德权威的角色。形势变化的太快，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道德权威还能起什么作用。人们谈到我，总会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莫斯科，他继续说：“我被当成道德权威，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需要道德权威。20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毁灭各种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做他想成为的那个自已，不要什么道德权威，其结果就是整个文化水准的下降。”

1994年5月，在20年的流亡生涯之后，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坐飞机回到了苏联，他降落在鄂霍斯克海边的马加丹州，那里本是“古拉格”的一个中心，从那里开始，他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段行程持续了两个月，他一共停靠了17个城市，签名售书，发表演讲，接受电视访问，这是一次回乡，也是一次永别。

1974年2月，在他被驱逐出境后不久，墨西哥诗人、后来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描述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敬意时指出，他不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仍然带有宗教意味、暗示着就义和牺牲的一个词：见证。”

感谢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瑞姆尼克对此文的帮助, 他两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长文见于REPORTING一书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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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 “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 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

在面对新的威胁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推到一边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在我回国前，我曾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我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

记者：你一直希望德国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你认为德国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的确这么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吸引力。否则，经不起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记者：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变成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

索尔仁尼琴：我们年轻的国家正在学会尊重它，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记者：1987年的时候，你接受《明镜》专访，你说你很难公开谈论宗教。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支撑。

记者：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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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索尔仁尼琴语录》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时间不能救赎一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之路。

●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 就还可以生活。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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