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的逝世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有过相似历史背景的中国，人们似乎只看到了索氏在揭露专制、捍卫人权方面的成就，从而对其称赞有加，而忘记了他只是个文学家，忘记了多数文学家的柏拉图本质，这一本质极易诱导人们走上歧途。因此，我个人觉得，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值得敬佩但不能神化。

索尔仁尼琴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用文学的思维和笔法，为世人提供了一套认识专制制度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形象地揭示独裁政权是如何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这样的贡献在文学家中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值得褒奖。但文学很难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根本，文学家也多为柏拉图主义者。他们追求纯洁无瑕，视利益为庸俗而极力排斥，从而对人类社会的驱动机制大加挞伐。如左拉、肖伯纳、狄更斯之流。这就是某一乌托邦理想传入后首先吸引的是文学青年而不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缘故。就像乔治·桑接受圣西门主义者授予的“教母”称号一样。晚年的索氏，也像晚年的歌德一样，其文学家的空想本质不仅丝毫未褪，反而逾加彰显。在对民主国家的道德批判上，以及说西方制度不适合俄罗斯的言论上，可以看出他缺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为要紧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法律思想。甚至，在对国家重新集权的赞美上，人们还能依稀看到他内心深处尚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帝国梦”。

所以，对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我只欣赏他反专制的勇气，以及他对自身所处环境深入刻画的能力。换句话说，索氏只是一个反专制的文学斗士，其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认识离真理依然相距甚远。如果我们因为索氏以文学斗专制的勇气而将他全面神话，那只能使我们自己重新滑入乌托邦的泥潭。当然，这样要求索氏显得有些苛刻，但有过与他同样遭遇、同样获得诺贝尔奖、同时又在政经法理念上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学家，也不是一个都没有，比如哈维尔。

总之，我只想重复一句话：文学家的本质是柏拉图主义。他们是刺激人类情感的高手，你尽可以随着他们的笔触愉悦或折磨自己，但别把他们所谓的完美理想当作真实的追求加诸全社会。在如何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设计上，我们与其多听文学家的话，不如多听诸如哈耶克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