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消息，我就猜想国内蜂拥而至的评论大致是什么样的，果不其然，跟索氏七十年代在欧美所受到的追捧一样，完全是错误理解带来的错爱，最后被索氏冷冷地贬斥。

索尔仁尼琴早期被认为是伦理社会主义者，后来随着思考深入逐渐回归东正教传统。1973年他曾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政治和道德立场，要求放弃社会主义，限制大工业，恢复农业经济，将全体苏联人送到西伯利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建立东正教神权国家，实现道德和精神的完善。索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之一《伊万·杰尼索维其的一天》，一小半是东正教牧师的布道。他反苏联专制，思想资源是东正教的人道主义，而恰恰不是那种被他贬斥为庸俗堕落的“自由”。而索氏晚期自费出版《倾塌的俄罗斯》，充满斯拉夫民族的高傲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十二月党式的自信，为普京推动民族主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俄罗斯那么多作家，举凡到过西方的，大多数是鄙视的，最典型的是别林斯基，以前对西方的评价非常高，到过西方以后立即充满鄙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到西方嫖娼和赌博，他对幽暗意识的探索只能在俄罗斯那个传统中。蒲宁后半生流亡法国，终身未以西方为写作对象。托尔斯泰到过一次西方，充满怨言逃也似的回国，再不履西土。

索氏也是典型，他明确地说西方的自由是腐朽和堕落的，还说过一句话现在提起来很应景：西方的民主不是普世价值。相比之下中国和当初西方追捧他的那些人，思想多么贫弱。一些人把“索尔仁尼琴追求自由”写成不可辩驳的真理，居然引起共鸣和追捧，真是中国的一大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