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跑跑”到“杨不管”，近来师德问题饱受舆论质疑。老师请学生喝酒的新闻再次把师德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老师本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顽皮学生。而不能以大错来“纠正”小错。中学生守则也规定中学生不能饮酒。教师如此变相体罚学生，丧失了起码的良知与责任，还会摧残孩子的身心。实在令人震惊。毋庸置疑，请学生喝啤酒的老师应该受到舆论谴责与有关部门查处。（2008年8月4日《贵州都市报》）

这是该报的一则评论。评论的内容说：

14岁的小楼是浙江省义乌市一名初一学生。父母暑假把他送到了义乌市“小博士”辅导站读书。小楼上课时总喜欢和同学聊天。学生对此有意见，嫌小楼“捣乱”课堂。可老师拿他没什么办法，批评根本不起作用。辅导站的老师竟请他到办公室喝啤酒。这名学生醉酒后，整整睡了一个下午，也不能继续“捣乱”课堂了。义乌市教育监察大队负责人表示，如果事情属实，他们将严处相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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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真他妈的牛屄。现如今的中国，无奇不有吧。把调皮捣蛋的学生灌醉了，让贼肏的呼呼大睡，真是老师们的创举。

我在上小学中学时，一直就是个调皮捣蛋分子，期末老师评语上，最客气的而且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就是“爱做小动作”；其他的嘛，热闹了去啦，文革期间，上课抽烟、拿弹弓子崩老师、接老师下碴儿、骂老师……无恶不作耶。那时候，人们就说我脑袋后面的反骨很突出，是个捣乱分子。果不其然，活到了现在，还是没完没了指桑骂槐不消停。那时候，没有老师请我喝啤酒，如果真有，还说不定谁把谁灌醉了呢；再说了，即使醉的是我，也不会呼呼大睡，而在教室里更加有恃无恐地折腾啦……

开篇提及的“杨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未名发来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课堂打架出人命 夫子续上课

杨不管未制止两名学生互殴 漠视死者口吐白沫 「比范跑跑恶劣」

【本报北京十二日电】「范跑跑」尚未谢幕，「杨不管」又已登场。法制日报报导，安徽省长丰县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杨姓教师未加以制止，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冠以「杨不管」称呼，不少人认为他比「范跑跑」更为恶劣。

目前，学校、杨老师和当事人家长达成赔偿20.5万元的协定，杨老师已被停职。据报导，当事学校半年前曾发生学生砍断老师手指的血案，至今令学校老师心有余悸。有老师认为，除了管不住、不爱管之外，恐怕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敢管。

据报导，长丰县公安局透露，尸体已解剖，死者杨同学并无外伤，是潜在性疾病致死，他们分析，同学打闹只是诱因，杨同学可能因为情绪激动引发潜在性疾病，导致死亡。至于是何种潜在性病症，警方表示要等相关病理报告出来才能确定死因。

6月12日，吴店中学七年级二班上午的最后一堂课是地理。课上到一半，坐在第三排的陈姓学生和杨姓学生发生争执，两人在课堂上当著老师的面打起来。一位学生说：「老师没有发话，坐在旁边的四、五个男同学过去拉架，将二人分开。」可是一会儿，杨姓学生突然全身颤抖、口吐白沫、脸部发白，于是几位同学将他送医。

据报导，一位学生说，打架时，杨老师并没有当即制止，其间说了一句：「你们有劲的话，下课后到操场上打。」后来也没有送被打学生到医院，而是继续讲课。

打架事件发生在课堂上，授课老师不闻不问，甚至在被打学生口吐白沫被送医时，仍然「坚持」把课上完，引起轩然大波。

杨同学的家人说，如果当时老师劝阻一下，如果老师及时将孩子送到医院，孩子也许不会死。对于孩子的死，学校和老师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吴店中学负责人说，如果杨老师有什么责任，学校绝不会袒护，不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杨老师并没有第一时间护送孩子到医院进行救治，而且也没有向学校上报学生打架情况，是工作上的失职。

有网民直斥杨老师「冷血」，不少人认为，「杨不管」比「范跑跑」更为恶劣。

200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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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范跑跑嘛，那可真是个非常明星啦。

王未名发相关内容。

范跑跑要告教育部

【本报北京十六日电】范美忠15日飞往天津一律师事务所商量起诉教育部的事宜，准备状告教育部侵犯他的名誉权。

重庆时报报导，范美忠说，天津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他联系，表示愿意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状告部分在「范跑跑事件」中对他造成不公的机构，其中首先要告的便是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

范美忠称，教育部多次对其造成言论不公，中央电视台也一再侵犯他的名誉权。

20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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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7月19日 10:17

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

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

长平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955

当范美忠以"追求自由和公正"为自己弃学生而奔逃的行为辩护时，有人立刻站出来说：看，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品行。随即有学者从理论上廓清：第一，自由主义并不排斥责任，恰恰相反，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真正担当责任；第二，自由主义者也不反对道德，反对的只是伪道德。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各自那里，责任和道德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人物，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写道："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这个责任是指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非自由主义者往往要求个人对整个集体以及别人做的事情负责，比如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更是复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权利和善如何相处。但是在一些道德君子那里，道德是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优先价值。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责任和道德并不是总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要完整回答范美忠事件提出的问题，还应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有发展有流变，其对立面有过宗教、观念、习俗、利益等等，也有过保守主义——通常情况下它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保守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但是始终如一的、也是它的核心对立面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滥用的公权力。

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为反对公权力泛滥私领域而诞生的，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抗教会的权威。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最早出现在约翰?洛克的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政府契约论"，一听便知道它讨论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后来英国的辉格党、西班牙的自由党等政党直接用它来反对君权，主张宪制。再后来，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到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最大的对立面就是极权主义。

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更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个中文书名非常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

自由主义为什么要把被滥用的公权力当作它的对立面呢？这是因为只有它才可能真正妨碍自由。自由是什么？伯林说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不被囚禁或奴役，是"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之不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知道枷锁的性质比用鲜花装饰它们要好"。不言而喻，这些话都是针对公权力说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伯林不承认古希腊有个人自由观念，就因为"公共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通常都不得逾越的那个边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清晰地出现"。

严复当年变更书名，还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被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令人感慨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误解并没有因为严复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消弭，反倒有所增强，比如著名的红色经典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范美忠事件一出来，就有人认定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行为，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

又比如，总是有人振振有词地问我：你不是主张"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吗，为什么要关闭个人博客评论呢？你自己不喜欢被人骂，政府为什么要容忍批评呢？你不是要求政府宽容谣言吗，那我来给你造个谣如何？这就是典型的公私权域不分。我和很多人一样，关博客评论是因为有人疯狂辱骂，又懒得诉讼。然而，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关闭个人博客评论，甚至关闭整个个人博客，都不能形成对批评者自由的限制，你只需换个地方即可，除非我能派警察来把你抓起来——那样的话，我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还有人义愤填膺地质问某主张自由民主的报纸为什么不刊发自己的文章，犯的也是同样的糊涂。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承诺，是指要允许不同类型的媒体存在，而不是强求一家报纸发出所有的声音。尽管很多报纸为了平衡读者的需求，尽量多地刊登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报纸立场的倾向性会妨碍言论自由，除非这家报纸能够阻止你在别的媒体发言——那样的话，它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范美忠对于"道德绑架"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把责任和道德当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了。而余秋雨的错误在于，他试图以一种抽象的公共利益，去压制、剥夺乃至抹杀具体的个体权利，为公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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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是中国右派为范跑跑辩解的力作之一了。

有趣的是，右派的另一个中坚力量、被左派称之为“美国鹦鹉”者则对范跑跑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

多读胡适

陈志武

胡适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这句话不仅让“五四”时期的左派青年，甚至连今天多数人都难以接受。一个人先顾自我、然后才顾甚或根本不明确地顾他人，这种“为我”怎么成了最好的“为人”了？按照这一道理，“个人主义”不便是最好的“集体主义”了？-- 从表面看，许多人会认定胡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多么冷酷、多么没有人性、多么自私，等等，它就像亚当斯密在世纪经典《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无法接受，斯密说：你不要整天想到怎么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劳，你只管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做事就行，因为当你和其他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服务到最大时，尽管你的主观愿望没有想到是为社会而作，但实际效果是你为社会、为集体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按照胡适的语言，斯密的意思不就是“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了么？

遗憾的是，像众人不能理解亚当斯密一样，胡适的思想在中国社会被误解甚至被批判至今。他的著作在小学、中学、大学课本中继续被忽视，一般学生和成年人对胡适了解甚少。也正因为此，中国社会仍然受到那些似是而非的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观念的毒害。暑假将至，热爱自由、崇尚进步的学生都应该补这一课，暑期必读书至少应该包括《胡适文集》或者《胡适文存》、斯密的《国富论》、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几本书看似不相关，但实际都涉及良序社会的基础与制度问题，谈到选择自由、个人意志、个人责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似是而非

基于表面的朴实结论常常似是而非，经不起逻辑考究和经验实证。让我们暂且停谈“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等会儿再回到胡适。实际上，现实生活里充满了似是而非的“智慧”性道德说教，你稍微不小心就容易被那些看似朴实的道理忽悠。

比如，“有富共享”，作为行为准则，你很难挑剔这种道德境界，难道你要主张“有富独吞”吗？所以，社会中，当张三赚了钱马上在亲戚朋友中分光时，所有人和媒体都会赞不绝口，“张三是好人”，而没有人去问：张三的亲戚朋友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赚？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自立？张三用钱把亲戚朋友养起来之后，是否有道德风险，亦即，这些亲戚朋友是否反而被养得懒惰了？-- 所以，中国社会里，成功者如果给亲戚朋友少分了，受到的道德指责反而比懒惰者受到的要多。

别的不说，在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为什么这样？在不承认个人产权、以集体压制个人的社会里，“有富共享”，也当然认定家中“一人成功、大家共享”，结果是纵容懒惰。

就像“爱”子女，表面上的逻辑自然是，既然你爱他，你就应该什么要求都满足他，否则，在子女需要钱的时候，你有钱也不给，心这么冷，这能算是爱他吗？这种一要必给的“爱”，到最后，只会让子女像玉溪的文兴祥、冯祥家兄弟子女一样，都不成器，实际效果上你给他们的是“害”，而不是“爱”。反倒是，如果在子女长大后，即使他们真的需要钱也不给，哪怕他们要从银行借钱，也冷酷不给，逼着他们自己担负起自立的责任，自己成器。由此看，表面上看似不可思议的“冷酷的爱”，反倒是最好的爱。

离开1943年的中国，回到今天的现实，看似“爱”而实为“害”的逻辑照样充斥在价值体系、社会道德、具体政策中。比如，宏观调控政策。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太多，政府调控政策一是降低房产开发土地供应，让开发商无地盖房，二是控制开发商的银行贷款，使房产商的日子不好过，惩罚他们哄抬房价的行为。从表面上，这种政策当然“好”，是政府“亲民”的“爱”。决策层没想到的是，因怪罪房产商提价进而限制土地和贷款来源，这种停于情绪的政策反应，这种既朴实又便宜的逻辑，不仅在实效上没有帮老百姓买到房，而且由于从此新房供应下降，房价反涨，越调控越高！-- 相反地，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仅增加房产贷款和土地供应，而且也优惠、鼓励普通老百姓谁都能做房产开发，这样看似乱套，但实效上，会不会反到把房价压下、让老百姓也能买到房呢？因此，对付房产商涨价的办法反而是放松土地供应、改善贷款环境、鼓励房产商 -- 这种不可思议的政策药方让左派青年听到，不是又要跳起来？

时下物价上涨，社会愤怒，政府也很头痛，所以又要调控。为了控制物价，最朴实、脑力上最懒惰的做法是什么呢？当然是直接限制物价，同时打击“投机倒把”、抑制中间商的商业贷款了！因为表面上的确是这些商人在要高价、收高价，所以，对于懒得思辨的人来说，通货膨胀不是这些“投机倒把”商人的问题，难道还会是其他人的问题？他们没想到，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异地运输、跨时囤积，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些地方的粮食物资多得发烂，另一些地方严重短缺、物价飞涨。如果限制物价，那会刺激、鼓励需求，增加通胀压力，同时直接影响农民养猪、养牛、种粮的积极性，会减产，使未来物资供应减少，未来的通胀会更严重。因此，表面上再次不可思议的是：让物价涨、鼓励“投机倒把”是最好的解决通胀办法！

利己是最好的利人

理解了生活中这些看似不可思议但效果上最能实现社会良序的故事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胡适的思想，也更敬佩他的独到深刻了。在一片自由热、爱国热中，“五四”时期的青年几乎都相信了“忘我”的集体主义、相信了“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相信了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公有制，也是根据朴实的表面认识，得出只有这些“忘我”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结论。可在斯密、哈耶克、胡适、弗里德曼看来，这些“忘我”却恰恰是“通向奴役之路”。

胡适的言辞不那么富有战斗力，也不一定能煽情，但他思想的价值也恰恰来源于其理性。

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洪治纲主编《胡适经典文存》）。

在他1918年奠基性的经典作——《易卜生主义》，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对此，胡适解读说，“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说，易卜生主义“…… 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

利我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利己是最好的利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平时，我们总被告知：不能“为我”、只能“利人”，自私是集体利益的敌人。但是，如果众人都忘了自己，到最后，没有几个人能“铸造成器”，在连自己都没料理好的情况下，个人怎么有能力、有资格、有基础去“利人”呢？这就像下水救人，如果自己不能游泳或者还没安顿好自己的安全，去救人的结果，不是自己和溺水者都活不了？不要跟我说：救人的行为比结果更重要！

“为我主义”之所以是最好的“利人主义”，是因为这首先让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不成为他人的负担，这就是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利人”。使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国家的负担，这即为个人给社会的第一贡献。

不管左、右，“五四”青年差不多都反对传统、向往自由。可是，对自由、公正的必要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基础，在理解、所开药方上，却存在严重差距，甚至是绝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同样是为了自由公正的理想，“五四”左派青年主张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集体，“个人”必须无条件牺牲“小我”。发展到后来，就延伸出财产集体所有、公有、国有。这些“忘我”主张最终被“革命”者所利用。

在胡适看来，个人权利和“为我主义”是自由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也是集体的基础。如果没有个人权利在先、不能“为我”，如果只强调集体的利益，怎么能有自由？“利人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先于个人，这在逻辑上就有悖于自由，基于集体主义的制度也就不可能支撑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反对集体，而是只服从基于个人自由选择而结盟的集体，因为服从于那种自愿结盟的集体才与自由原则内在一致。如果强迫个人服从不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集体，那本身就是反自由。

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引自《易卜生主义》）

所以，胡适强调的“为我主义”是跟个人责任相伴的个人主义：为了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你先要对自己个人负责，因而先要“为我”，让自己成器。

胡适说，“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又一句表面上不可思议的名言！他当然不是鼓励人们孤立、与社会隔离。他是说，在你敢为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使自己成器之后，你会是一个自己的人，你在利益上“孤立”，因为你不再依靠他人施舍、也不是社会的包袱，给自己保住了最大化的自由意志，你当然是最独立自主的强人。

那么，在范美忠老师碰到地震时，他是否有放下一班学生、自己先跑出教室逃命的自由？胡适的“为我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强调个人对自主选择的后果“担干系，负责任”。范老师可以选择做老师，也可以选择不做老师，他有这种自由，可是，一旦选择了做老师，他就接受了“老师”这一职业所包含的责任，包括学校和众多家长的信托。选择做老师时，他自愿放弃了一些自由权、接受了相应的责任，为此得到的补偿是工资待遇、社会名誉等。他在地震时二话不说就逃，这不是他有没有自我利益当先的选择权问题，因为他身在学校做老师的每一刻，他的这一权利已经通过契约放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学生的责任。换言之，如果一个过路人正好在地震时走过教室，他可以自由选择逃生，人们可以从道义上指责他，但不会说他有责任去帮助学生逃生。而范老师有这种职业责任。

胡适一生的为人风范也证明了，一个“为我主义”者可能更是一个负责任、有社会道德的人，因为他的负责任和守道德更是基于自愿，不是由于他人的强制。

的确，按“五四”时的社会与政治气候，如果胡适选择做左派激进青年、加入忘我“利人主义”，那不仅很容易，而且也政治正确，在脑力上也不需太深的理性思考。但是，胡适走得更远、更深、更对社会负责，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出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之一，他的思想和为人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逻辑上相一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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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则认为对范跑跑行为的关注属于避重就轻。

大震中校舍批量倒塌的制度必然性

――从范美忠“自污”说开去

贺蕊莉

一天在MSN上，郭兄说“你写点东西吧”，我叹道“没有激情”。是啊，大概一年多了我没有写东西，不论是股市的暴涨暴跌，还是房价如吃了伟哥般昂首上冲；也不论南方雪灾、西藏事件，还是火炬风波，都没有让我挤出些许文字来。即便是汶川地震，也只是嫌去了我的眼泪和捐款，没有半行文字。大震之后出来若干热点，先是沙郞.斯通让国人举国暴怒，后有“范跑跑”遭遇网络群殴，最近又有人要代表鬼，怪异之事层出不穷。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惟一让我有写作冲动的是范美忠，当然这种冲动是在看了范在凤凰台“一虎一席谈”的辩论之后。

范美忠，一个在大地震中率先跑出教室的中学教师，在地震十天后在自己的博客中发了《那一刻地动山――“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并称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番话激怒了众网民，遭到群殴，并被冠以“范跑跑”称呼。在行为上范美忠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坏事，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好事，他广受关注的原因是他把自己“小丑般行动”昭示于天下，并挑战传统道德观，以“自污”的方式挑起争论，让人们反思 “教师有责任保护学生，哪怕是牺牲生命” 这种习惯性思维。反思“社会通过拔高对教师的道德要求而弥补校舍质量低下的制度缺陷”的习惯性逻辑的合理性。

纵观中国的住房建设制度安排，大部分的房屋是“建房子的人不住，住房子的人不建”。住房子的人不建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能力建，二是没有权力建。前者如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自己没有能力为解决自己的一套容身公寓而去建设一座大楼；后者则如许多城里人曾试图自己到农村购地自己建设住房做法被制止的情形，“小产权房”在中国至今都是非法。勿用置疑，住的人比建的人更关心质量。如何让建房子的人像即将住房子的人一样关心房子的质量呢？除了道德要求外，制度是必要的保障，而制度保障中最基本的保障便是监督。

在古代汉语中，监督是两个词，“监，临下也”，“督，察也”1 ，两者结合即是自上而下的察看；英文中，监督（supervise）一词也含有自上而下察看之义；在现代汉语中，监督一词虽然没有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察看，但监督安排中，由于监督者代表着上一级委托者的权威，既使是同级监督还是具有了一种“自上而下”察看的特权。而如何保障监督的有效性呢？让我们从监督的基本要素入手。

监督有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监督努力、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力。即监督者要想对被监督者进行有效的监督，需要监督努力、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力三者的统一结合。（1）监督努力。监督活动需要监督者的监督努力，而监督努力源于监督动机。动机有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一般来说利己动机下的努力程度要比利他动机下的努力程度更高，监督更为有效。当监督者将监督职责委托给他人时，在监督关系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对被监督者实行直接监督的代理者，无权索取监督剩余，监督活动只是其工作职责，利己的动机下降，利他的成份在增加，监督努力下降。委托代理链条越长，代理人的监督努力程度越低，监督不力的可能性就越大；（2）监督能力。监督除了意味着监督者应处于相对强势、具有相对独立地位外，还需要监督者具备监督能力，如足够专业知识、；（3）监督权力。拥有监督能力具有监督动力的参与个体，还需要被赋予其监督的权力，否则为越位监督、无效监督。监督能力、监督权力和监督努力的统一构成了监督的权威，破坏其中的任何一个要件，都会破坏监督的权威和有效性。

在中国的制度中，任何参与者都无法实现监督努力、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力的统一结合，有监督权力的无监督动力，有监督动力的无监督权力，有监督努力的无监督权力，导致虚监、弱监、无监问题产生。在住房建设制度安排上，住房者对建房者的监督的动力是足够的，但仍然时常出现 “豆腐渣”工程问题，这种监督不力往往不是因为监督能力不足，而是由于监督权力问题。在我国，拥有监督权力的除行政领导外，就是那些监督部门了，诸如纪检、监察、审计等，每个部门也只拥有部分的监督权力，普通市民对事物的监督也只能通过向上述部门反映来实现。在住房监督上，商品房的住户是通过退出机制来督促建房者保证房屋质量的，而其他无法通过市场化解决　的大部分建筑则没有这么幸运，比如校舍。目前，我们都是依赖监工来保证校舍等式公共建筑的建筑质量的，这是一种委托－代理性监督，即间接监督，与直接监督相比，一般来说其动力会低于直接监督。尤其是在监工是由建房者聘任的制度安排下，监工能够抵制来自于被监督者的“合谋性博弈”诱惑、公正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力的可能性下降，建筑质量低下，在大地震中批量坍塌成为必然。

一个从制度上保证建筑质量低劣的国度，人们不去或不能去追究这种制度的问题，却用拔高教师道德要求的办法去弥补这种缺陷，显然是在头痛医脚。这对于教师来说这又是极不公平的，而且，无助于制度的改进和社会的进步。范美忠显然是看到这一点，他以丑化自己为代价来唤起中国一直以来通过拔高市民道德水平的办法来弥补制度的缺陷问题的关注。他极少为自己辩解。他绝不在自己的荣辱问题上纠缠，每句话都在冲击着中国多年以来的道德观，可见他是在启蒙。如今，他被取消了教师资格，成为一个挑战传统道德观的殉道者，成就他要做一个思想烈士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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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这是非常不着调的说辞。范跑跑就是范跑跑，不能因为建筑物质量问题，而偷梁换柱，抹杀范美忠临阵脱逃行为的恶劣性质。建筑物质量问题，那应该是花费巨大力量进行调查的另外一码事，（当然，当局注定是不会准许如此调查的，否则无处不在的腐败的存在被公诸于众将会使得江山崩塌。）可建筑物质量的问题再大，也不能取代范跑跑行为本身的道德诘难。

下面的内容也与上面的差不多。

“安全”建立在一连串职责基础上

邹啸鸣

有人以汶川地震中出现的不少英雄教师救学生为例，以“日本、美国都对老师必须庇护学生有具体要求”为例，说明范美忠“不顾学生自我逃生”是跑错了。而他的“除了自己的女儿，连老母亲都不救”的言论，触犯了中国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是错上加错，因此很多人指责范美忠的自我辩护很无耻。

我曾经在新快报发表文章《开除范跑跑能给学生“安全”预期吗》，我强调：人们之所以关注“范跑跑事件”，本质上是对“安全”的期盼，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解决两个问题：1、所有的师生都一样要经历更专业的应急反应训练，那才能提高生存的概率。 2、将各种公共设施修建的更结实，才是真正对学生和家长的“负责”。才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安全”。

请注意，我并不认同那种将师生之间的生存机会，看成是“相互替代”关系的观点，而是将这种机会看成是“共赢”。几天前，日本地震烈度跟汶川的相仿，但是对人类所造成的损失，比汶川轻到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根本没有出现老师多么地“英勇” 的报道。这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如果范美忠是在美国、日本的条件下，自顾自地跑了，然后自我辩护，我也认为这种行为“很无耻”。但是在中国的“不坚固的房屋＋无应急反应性训练”的条件下，在仔细阅读他在QQ网站采访的条件下，我认为他言行是可以理解的。

舆论对范美忠的“群情激愤”是现实存在的，灾后的惨象使得人们产生了这种“集体焦虑”。这种思维认为当务之急是让范跑跑“闭嘴”，他们担忧：如果教师都不冒死亡的威胁，那么学生还能指望谁呢？他们以为，范美忠闭嘴以后，甚至清除出教师队伍以后，中国的“师德”就高尚了起来，这也许可以让这种“焦虑”搁置下来，但对于何种途径才能有效地解决“安全”问题，让人们真正地放心，“集体”是不考虑的。

这种“集体焦虑”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思维和感性思维。而与之对应是是科学思维及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显然没有领会到：“安全”是系统工程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建立在一连串职责落实的基础上。而绝不仅仅是教师的职责。即使立一百条法律，下一千个文件，树一万个英雄，也不可能改变教师属于“血肉之躯”的事实，也不可能让血肉之躯顶起垮塌的钢筋水泥。

跟地震灾害有关的职责主体有七个：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各个学校的法人代表、各个学校建筑承包商、各个建筑监理单位、各位教师、各位学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财政部门给教育部门的拨款比例太低，如果教育部门给学校教学设施的拨款太低、如果学校建筑达不到地震烈度的要求、如果建筑商坑蒙拐骗、如果建筑监理为了金钱放弃职责，如果地方政府从来没组织应急反应性训练，如果老师只知道自我逃命。那么师生就都处于“危险的屋檐下”。而现在舆论仅仅指责教师，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

而且，这一连串职责之间有因果关系。财政给教育部门的拨款低，教育部门给学校的拨款就高不起来；如果财政拨款充足而教育部门克扣，建筑达标就只能是空话；如果教育部门的建筑市场缺乏公平竞争，那么建筑商坑蒙拐骗就有巨大空间；如果地方政府抗震意识薄弱，那么教师和学生就“不懂得”如何有效地逃生；如果建筑质量不达标，哪位老师敢于呈英雄？那个学生敢信任“勇敢的老师”？

我们绝不能将安全的期望，建立在所有这些职责主体的“道德高尚”上面。我支持提高教师在突发事件中的组织职责，也支持给教师相对应的报酬。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责权利对称”的理性思维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实际上，这一连串职责主体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人在承担，而每个人都有“损人而利己”的可能。制度的有效性就在于能够约束每个职责主体“损人利己”的行为，才会使每个人的行为都变得可以合理预期，他们才会“共同”给师生提供一个可以有序逃生的建筑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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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奕嘉发来的内容。

詹奕嘉

2008年6月30日 13:03

近期网文共享

近期网文共享.rar

韩寒与李不识.doc

韩寒与李不识

带三个表 @ 2008-06-20 13:42:08 分类: 杂谈

今天一冒头，钱裂馅老师便发给我一个链接，后面还有一个“钱式风格”的注解：时评至少应该写成这样！

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东北人的确没文化。

我这么说肯定有一帮东北人站出来叫板：“小样儿，你找削呢？有本事你回来，我让你横着回去。”我们东北人也就这点本事。

作为东北人，我的确为这两个该去戏园子唱二人转的主持人感到脸红。这倒不是因为韩寒是我朋友我替他说话，而是觉得，东北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变化那么大，怎么就不见文化上有什么提高呢。我看不惯的是那种貌似贴着东北人的幽默标签的调侃透着脑残和无知。我相信这两个主持人基本没看过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这些大师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符号——一个不能批判置疑的符号而已。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铆足底气去批判韩寒了。

我上次采访马未都，他说了一句反讽的话：毛泽东牛逼之处在于，他居然能让文物变得不值钱。在毛氏年代，除了革命和阶级斗争，其他都可以一钱不值。文学，比文物还要贱。

红色文学应该从延安建立根据地开始，那时候南京、上海等白区的进步青年作家像朝拜一样纷纷跑到延安，就跟现在很多文学青年纷纷跑到北京一样，希望实现自己的革命＋文学的理想。1942年，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就把之后六十多年文艺与文学的基调定了下来。这个讲话的背景是整风运动，好多人不知道整风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去股沟网站百度一下，简单地讲，就是把看着不顺眼的人给灭了。《讲话》最后确定的基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做贡献。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定这样的基调倒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一批文学青年经过思想转变后，开始为工农兵服务了。

后来我们上学都的语文课本里的现代文，大都以这个基调来筛选的，文学性是次要的，主要是这个作家本人的阶级立场，所以不能用梁实秋、林语堂或者胡适的文章。虽然古代不归现政府管，但在课文选择上也有一些倾向，如果是反应劳苦大众生活的文章，比如《卖炭翁》，如果是反映阶级斗争的文章，比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可以入选。

我们一代一代人都是学着这些课文长大的，那些符号化的作家们，那些被经典化的课文，已经牢牢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它说的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正确的，你不能去怀疑这些。这是文学被政治化之后让你做出的超越文学本身的选择。而你别无选择，你说它文学性差，就会投鼠忌器，人家会怀疑你的动机不纯。要是在文革期间，韩寒早给拉出去毙了。

韩寒这种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真不懂事，你看那两个主持人多懂事，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受过高等教化的。这就是目前中国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的脑子总是被洗得如此清澈见底，像韩寒这样脑浊的孩子应该见一个杀一个。

由此我又联想到最近的含泪的余秋雨和江城子诗人王兆山，如果说40年代的那些作家还存在一个把野猪驯化成家猪的过程，那么现在的一些作家生下来就生活在猪圈里，而不是野猪林。投机和拍马已变成了本能。包括司马南，他也是打着科学的幌子投机拍马，更具迷惑性。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还会出来一批跳梁小丑，记住，阿谀奉承、明哲保身、投机取巧在任何时代都有市场，赵高、屈原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不就是说了一句文学大师文笔不好吗，谁没有缺点呢。我们的脑子都坏掉，跟我们常常把某些人物神化有关，这里面有民间神化的，比如关羽、孔子、诸葛亮之类的。还有政治神化的，比如那些文学大师和傻逼偶像。从古至今，某种人物或事物被神化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自己无知，二是对所神化的对象缺乏了解。而我们基本上都是两样占全了。中国之所以适合搞阶级斗争，搞运动，都是因为民众普遍具备这两个因素——点火就着。其实跟文革遗风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从来就有的东西。

从韩寒这次被媒体质疑让我想起了1985年有一个类似韩寒的大学生，他叫李不识，这个同学在《杂文报》上写了一篇《何必言必称鲁迅》，他说现在的杂文总是引用鲁迅的文字，到处都是“鲁货”，他不过是对当时议论文的语境提出一点小小的置疑，于是引起轩然大波，然后，文学界站出千军万马，对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口诛笔伐。你想想，在那个年代，鲁迅老师就是神啊。额地神啊，你这么说鲁迅那不是找死吗。最后，李不识同学不得不站出来道歉，估计如果丫不站出来道歉，下场跟范跑跑一样。

你现在看到了，二十多年过去，中国人除了物质层面更新换代，精神层面就他妈从来没进步过，说一句心里想说的话，做一件正常人想做的事情，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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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曾经与我见面并请我喝酒、作为改革开放最初的政策设计者之一、后来任深圳市发改委主任、现在搞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徐景安发来了他与司马南之间的些许纠葛。

xujingan

2008年7月13日 21:16

怎样面对来自长者的批评.doc

怎样面对来自长者的批评？

司马南

7月初，深圳徐景安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主办的“中国新文化论坛”，拟专门讨论普世价值问题。我当然很有兴趣，奈何先前已决定7月4日至8日赴汕头参加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朋友已约好，机票也已预订，我婉言谢绝了徐老先生的好意。

汕头归来，得知徐老先生在该论坛上的发言，已经整理成《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一文，文中对我提出严厉批评，新浪网以《司马南是裸体冲锋的战士》为题还做了重点推介。

仔细看罢批评意见，我猜想可能他老人家没有时间认真了解司马南到底说过什么，仅据只言片语推论，或据他人批评联想，便指斥“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令人不解的是，他老人家把“南京大屠杀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也算到司马南头上，进而得出结论：“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

这样的论证方式很特别，也很省事，可谓不著分文便得天下，只要宣布“尔等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之后，精神即告胜利，论辩自行完成。试想，对手恶劣到了“三反”地步，与之还有何讨论之必要？今天回想起来，没去成这个“新文化论坛”也许对了，人家把你当成思想纳粹讨之诛之，“司马特勒”如何为“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而辩解？

余自知才学浅陋，目力有限，故对饱学之士真心钦佩，对乐知善知者，有同命同好之悯，但是，本人并不乏开展批评的勇气，对人如是也，对己亦如是也。对那些恶意为之恶言相向者，譬如***者之流，回手就是一剑，绝不怯阵手软。但眼下的麻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大家都该尊敬的长者出言不逊，而且宣布的是“新文化论坛”的研究成果。面对这样的长者，敬也不是，避也不是，反唇相讥更不是。试图解释一二，亦恐词不达意。

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

其实，稍仔细看看文章就会发现，司马小子并不反对什么普世价值，只反对世界上有人凭强权定义普世价值，反对把普世价值作为大棒谋一国之私，反对用普世价值来妖魔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反对鹦鹉学舌借普世价值消解我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小子所论盖属政治价值层面，基本与个人道德价值层面无涉。徐老人家真真冤枉我也。

假使我的老父亲没有被文革夺命，活到今天应为八旬老人，“子欲养而父不在”，人生之痛莫过于斯。忆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面对徐先生的批评，晚辈惟取洗耳恭听，只要老人家心里痛快身体健康就一切就好。（2008-7-12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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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发来有关范跑跑现象的说辞。xujingan

2008年7月14日 9:51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

徐景安与司马南.doc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

徐景安：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各派都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100年以后再看。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辨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用着中国人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国又用所赚的钱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着美国人的消费，还倒过来辱骂中国人，这种人才不是东西。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

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徐景安：

咱们讨论哲学问题还是应该结合实际，回答现实。汶川大地震引发的普世价值之争，很值得关注。

首先，有没有普世价值？《南方周末》5月22日署名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司马南于5月25日发表网文“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用辛辣嘲讽之笔揭开了争论的序幕。

他说：“价值如果要普世，从时间上来说，今天的人怎么去普昨天和明天的世呢？从空间上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生活在已有的历史之上的，要象给计算机清零一样给人和国家清零是不可能的。”按他这种说法，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都可归之无效，昨天制定的，今天无效。今天制定的，明天无效。你制定的，对他无效。多数人制定的，对少数无效。少数人制定的，对多数人人更无效。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人不是计算机可以清零，人是不能用任何规范可以约束的，司马南更象是一个裸体冲锋的斗士。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说不杀人（尊重生命）是普世价值，君不见杀人的理由何止成千上万，要不要执行死刑成了问题，计划生育是不是杀人也成了问题……”他的逻辑是因为有人反对，所以普世价值不存在。因为世上还有“成千上万”杀人的理由，所以，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文明原则也不能成立。南京大屠杀是可以理解的，哪有不杀人的战争，哪有战争不杀人？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司马南确实是一个裸体冲锋的斗士。

其次，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什么价值？这更有意思。

南方周末报的评论文章说证明了尊重生命的普世价值，“兑现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司马南反驳说，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是为了“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还有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救灾，是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教育？唐山地震时，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普世价值，难道就不救灾了！

那么，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什么价值？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写了《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一文说：“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 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他说，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结论是“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还有人说，汶川大地震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解放军的救援行动，救灾中不顾自己、抢救他人的感人事绩，民众的爱心捐助，都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或者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那么“911”事件，美国消防队员不顾大厦倒塌的危险冲锋救人、美国人互相关照地撤出大楼，是体现了什么价值呢？他们好像并没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没有学过“老三篇”啊！

在灾难面前，中国人、美国人尽管有差异，但都表现了共同的救助行动，这说明普世价值的存在，而普世价值源于共同的人性。有人会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之中，文革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批的就是共同人性。唐山救灾怎么证明普世价值的存在？有人说唐山救灾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救人前就要先调查一下，压在下面的是敌人还是人民，是地富反坏还是阶级兄弟，要不阶级立场哪儿去了，地富反坏死了活该，还省我踏上一脚呢？要救你也成，咱先救阶级兄弟，再来救你！唐山救灾，哪管这一套，救人再说，这是人性论的胜利、阶级论的破产。

救灾首先是救命，因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这又首先表现为受难人的强烈的求生意志，对活下去的渴望，这就是爱自己啊！我们要救他，就是尊重、珍惜他爱自己的愿望。如果一个人不想活了，怎么救也没用。所以爱自己，是普世价值。

救灾体现了爱心，爱心源于人的同情心。我们看着受难的画面流泪，然后尽力捐助，也有人奔赴灾区救人，这就是爱他人。这是普世价值。

救灾是社会行动。要顾大局、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社会主义理念，也就是爱大家。这也是普世价值。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超越阶级、民族、国界、时代，适用人类的共同的行为价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普世价值。赵汀阳说得对“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体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够合成并且容纳来自各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创造。”所以，汶川大地震不是证明西方、东方、社会主义的某一个价值，而且人类文明共同创造的普世价值。

现在，我们用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范跑跑现象。

范跑跑讲，地震来了，我就先跑，在维护生命的权利上与学生是平等的。他跑也没有妨碍别人跑，这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但他忘了做人的责任、做教师的责任。地震的一瞬间，他本能地先跑了，但脱离危险后应该想到学生怎么样？他发现学生并没有下来时，他一点不着急，根本没有去找。当学生怪他，为什么一溜烟跑掉，不带他们走时，他居然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并且以自由、公正作为理由。确实，范跑跑没有违背自由原则，他热爱自己生命也没有违反公正原则。自由主义作为价值论，本身是有缺陷的。

自由主义强调人的权利平等，人人有爱自己的权利，但忽视了人还需要承担责任，人不仅有获得的权利，还有付出的义务。承担责任不能讲平等原则，而是讲爱心、讲道德、讲奉献。比如男女平等，是指权利平等、人格平等。但从责任讲，男人要多负担经济，女人要多负担家务。如果把平等原则延伸到责任范畴，谁也不愿多付出，男的与女的在经济上讲AA制，女的与男的在家务上斤斤计较，我洗一个碗，你必须洗双筷子，否则就不平衡，就吵架。当然最后只能分手。

而儒学不讲人的权利，强调人的责任，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是讲父子君臣的责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学生要尊敬老师，老师要为人师表。范跑跑就要承担起教师的责任，结果他不仅不顾学生率先跑掉，而且把自己出于本能的自私行为标榜为正义，不仅是为自己开脱，而是写成文章传播。这就涉及到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一个只为自己，不妨碍他人的人是不是遵守了道德底线？按西方文化，范跑跑不会受谴责，而且受称赞，看反应快、跑得快，怪不待耐克公司请他做形象代言人。而按东方文化，人必须讲道德，不讲道德就是禽兽。像范跑跑这样，遇到危险就跑，与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范跑跑不仅是违背了教师的职责，也违反了做人的道德。范跑跑竟然将无耻作为美德来吹嘘，而这种无耻的“勇敢和坦诚”还竟然受到不少人称赞。这就表明中国社会道德共识的缺失，反证普世价值观建立的必要。

不讲人的权利平等的儒学也是有缺陷的，儒学推崇的就是人的不平等，三从四德就是要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臣子服从皇上，并且要你死不得不死，要你亡不得不亡，一个人的生命权利也被随意剥夺。中国人是按三六九等排列的，穿衣戴帽坐轿都是分等级的，用了皇上专用的颜色图案是要杀头的。所以，西方文明弘扬自由、民主、人权，在道义上、原则上宣布人人平等，具有进步意义。

西方文明强调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有爱自己的权利。东方文明强调责任，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有爱他人的义务。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爱大家。所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价值论，来自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人的本质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共性，或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追求幸福是人与人的共性，尽管穷人与富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追求幸福的动机、愿望、要求是一致的。追求幸福也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人有思维、意识、精神，人会制造工具，人会劳动等等，都是人追求幸福的本质体现。

宗教的本体论，上帝也好、天堂也好、来世也好，是无法验证的，也不需要证明。利华说是“诚则明”，信就是了，不要去追问。哲学的本体论，利华说是“明则诚”，是需要用人的经验去证明的，是可以考问的。人性的本质是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用人的经验证明的，也是经得起考问的。

人为了追求幸福的本体论，决定了人的价值论，这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生命都不存在，有什么幸福可言？所以，爱自己，是追求幸福的前提。然而，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人，一个得不到他人爱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要追求幸福必须爱他人。追求幸福的最高境界是突破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爱大家是必然的选择。

而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也实现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回答了利华说的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

在认识论上，从追求幸福的本体出发，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遵守了形式逻辑的同一、严谨、充足的思维规则，又符合对立统一、不执片面、综合把握的辩证逻辑。认识论要求说话有根据，讲理符逻辑，结论不片面，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能接受各种考问。这就不能固守一派之见，死守所谓的道统，真正继承、吸收、并蓄、兼容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才能避免用一片面反对另一个片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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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jingan

2008年7月22日 9:38

范跑跑现象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

范跑跑拷问.doc

范跑跑现象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

（徐景安2008.7.20.）

范跑跑是一个中学教师，教师的工作就是教书、出题、考试。他转辗于媒体与教育，一直想表达、传播他的思想，可总是碰壁。这次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自己的言行向全国传达了他的理念，并拷问了当今中国，引起媒体、学者、教师、学生、民众以至当局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这场争议的焦点是挺“真小人”还是“伪君子”？很大一批人欣赏、支持甚至爱慕范跑跑坦诚、勇敢、真实地展现了“小人”风范，认为“诚实的胆小鬼比虚伪的道德卫道士更值得尊重”。而批判、反对的人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小人都不再费心去装扮伪君子了，这个社会也就差不多快堕落到底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们究竟选择做“真小人”，还是当“伪君子”？如果不做“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一个理想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现今的中国应该主张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我认为，这才是这场争论意义的实质！

范跑跑的行为有没有触犯道德底线

这场争论的各方都没有否认，一个社会需要确立道德底线。范跑跑的行为与主张，就是拷问中国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范跑跑在地震中率先跑掉是一种行为，事后的解释是一种主张，再有意传播出去想达到某种目的。他说：“我本身有一个意图，我用了别人看了似乎不能接受的观点来挑战大多数民众和主流价值对于一个多元价值或者是异端的容忍度。”还说：“我以极端的言说方式甚至在别人看来挑战了道德底线”。正是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形成了巨大分歧。即使对范跑跑持批判态度的人中，也认为范跑跑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但没有违反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者范跑跑的行为没有错，但不应该那么说。

那先来讨论范跑跑的行为有没有触犯道德底线？根据范美忠自己的描述，当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时，“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这时大地又是一阵剧烈的水平晃动，也许有一米的幅度！这时我只觉世界末日来临”，“随着这一波地震，足球场东侧的50公分厚的足球墙在几秒钟之内全部彤塌！”所有这一切都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感受：一场可怕的灾难袭来！到此为止，他一直表现了一个人的本能，迅速躲避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后来，他看到其他学生陆续跑来，“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他已开始一个常人的思维了。作为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样呢？应该很着急，他们怎么还没出来？紧接的思维是教学楼有没有倒塌？他们会不会压在哪里？再接下来，他会迅速跑回去观察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倒塌，在楼底下喊一下“快出来！”如果倒塌了，就得想办法去救，或者组织已逃出来的人，或者报告校方，或者……总之是人命关天哪！

这里我再假设，没有出来的人并不是我的学生，是我不认识的人，那我该怎么办？也要想办法去救。我的生命很重要，我跑出来了，我安全了。要不要关心一下他人的生命？尽自己所力，给处于危险中的他人以帮助。这里，没有要求范美忠舍己救人，没有要求他像那些英雄的老师一样，为了学生舍弃自己的生命。在灾难来临之际，在自己已经安全的情况下，关心一下别人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做人的起码道德？然而，范美忠在发现他的学生没有出来以后，什么也没有做。“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请注意：范美忠在未见学生出来之前没有做任何关心他们的举动。那怕同情、怜悯一下，看看他们是死是活都没有！还谈何教师的责任？

接下来就是他与学生的对话。他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一个“真小人”的回答应该是“不好意思，地震一来吓得我要死，我就先跑了，没顾上你们！”所谓“真小人”，他知道做人的道德，他的良知未灭，只是没有做到，还是一个人，不过是小人而已，但他很坦诚，勇于承认。那范美忠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他没有一点丝毫的内疚，非常理直气壮，表达了他的道义追求，我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凭什么要关心你们，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我，如果你们逃得不快，那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死了活该！王朔过去一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传遍中国。范美忠的准则是“我是自己我管谁”，居然也备受称颂。

到此为止，被称之为范跑跑的行为，符合还是违背人的道德底线呢？这就需要道德标准来评判。范跑跑的全部理由是个体权是平等的，尤其是人的生命权没有孰为重。灾难来临时，我有逃跑的权利，“没有冒死救助学生的义务”。他强调“当涉及到死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能简单的道德判断，因为生死问题至关重大。”这是说他的生命非常重要、至关重大，不能轻易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这可以理解。能做到这一点，那是英雄与圣人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认识自己的生命很重要，当然也会认为他人的生命同样很重要，那么作为一个人，除了关心自己的生命以外，还应不应该关心他人的生命？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关心他人生命，而不是一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既然是人，就会有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所以一定会关心自己生命的同时，关心他人的生命。反过来，只关心自己生命，而不关心他人的生命，就不是人，或者是没有做人的道德。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有这样的道德理念，在遇到范美忠那种情况，可能是一边喊“同学们快跑”，一边自己就跑。也可能来不及招呼学生，自己本能地先跑了。但一旦脱离危险，就会想到学生们跑出来没有？我想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这么多学生都没有跑出来，就我一个人跑了，那怎么对得起他们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长，怎么向学校、向社会交待？只要一个人有一点点责任感、一点点良知，决不会像范跑跑那样，第一个冲到操场上以后无所事事。他对当时灾难的严重非常清楚，还曾想到“难道中国遭到了核袭击”？可见，知识面之广、反应之敏捷。但是怎么就没想到学生的安危呢？这就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范跑跑与一般人相比，“危机意识强”、“反应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但对他人生命的安危却表现得惊人的麻木、迟钝。

范跑跑的行为与一条狗、一个癞蛤蟆有什么区别吗？地震来了，狗会跑掉、癞蛤蟆也会跑掉，……牠们都很热爱自己的生命，但不会关心别的生命。但我这样说，对狗是不公平的，狗会关心主人的安危，也有不顾危险救主人的事发生！

范跑跑的道德主张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范跑跑事后的解释，就不是本能的表现了，而是他的道德主张，居然受到多数人的支持。据网民调查的结果，认为“率性不虚伪”的人占到了44.90%，“中国精英的反面教材”占到了 42.54% ，还有“说不清”的占到了12.56%。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道德现状。

他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

在生死关头，他会关心女儿的安危，其他人哪怕是母亲，他也不会管。这样，妻子、兄弟、同学、朋友、学生当然更不会管。范跑跑的行为与动物一样，他的主张也与动物一样。动物都有保护后代的本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不同的是，范跑跑念过北大，学了一套向动物本能看齐的理论，讲起来还头头是道、振振有词。

他的理论就是生命平等，即在维护生命的权利上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说白了，各管各呗，因此，他有率先逃跑的权利。在维护生命的责任上与所有人也都是平等的，说白了，自顾自呗，因此，他没有照顾他人的义务。一句话就是权利优先、责任没有。哪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总之，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不承担道德责任。

他不顾母亲，也有他的理由。“我的意思是既然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权是平等的，那么母亲的生命不比我更重要。”“如果救母亲可能会冒50%的死的危险，……我觉得不救母亲也没有什么道德谴责，因为生命权是平等的，我以这种方式反驳了母亲生命至上的‘孝伦理’。”“历来中国人与人不是一个平等关系，它是构成一个等级制性，子女跟父母之间不是平等的。我这里含蓄的挑战了一下‘孝伦理’，这是让大家带来最大愤怒的地方。我确实有这个目的，就是挑逗‘孝伦理’，跟这次地震无关。”在母亲生命危急的时候，他在哪里计算自己准备付出多少代价，是百分之多少，如果生命危险小于50%还可予以考虑，一旦达到50%，他就扭头就走。并且声明你们不必谴责我，我就是要挑战人与人的不平等，我妈死了不足惜，具有反封建的伟大意义！

按中国传统文化，父母与子女不是平等关系。讲父慈子孝，但父不慈，子也得孝。孝就是要服从、听话，极端的说法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引入了西方平等理念，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和正当的权利，负有养育、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作为子女应该怎么对待父母呢？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子女获得的权利是无限的，中国的父母管吃、管住、管教育，长大成人以后还管买房、管结婚、管带孩子……按西方的规则，十八岁以后就独立了，不向父母伸手要这、要那。可是，当要求子女承担对父母的责任时，当需要子女付出时，就讲平等了。即使当母亲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强调自己的生命与母亲一样重要，实际是更重要，所以，可以不顾。

父母生我、养我、育我，固然是父母应尽的责任，作为子女要不要有感恩之心、报恩之情？父母在满足你的需要时，从不计较权利的平等，往往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生命权、幸福权、自由权来满足你。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挽救你，正象你说会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那么，当父母面临生死的时候，或在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就不能尽孝道？也就是你要承担爱父母的责任，不能像大街上的陌生人那样。这个道德要求不合理吗？人与人在权利上讲平等原则，但在责任、义务、付出的时候也应该计较吗？上公车大家都有坐的平等权利，但看到老人，为什么要让座呢？大家都有生命权利，但看到有人落水，为什么要去救呢？这就是道德。范跑跑就是挑战人的道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不讲道德。

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只要对我有利，就是对的，没有善恶、美丒、真假、是非、对错！范跑跑还要挑战什么“孝伦理”，其实，在当今中国的大部分人群，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已经基本被抛弃了。如果讲孝，那是父母孝顺子女，子女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要是父母不给，那就是父母的不孝。顶父母、气父母，已很正常，骂父母、打父母时有发生，害父母、杀父母的也屡屡发生。据统计，目前家庭支出1/3用于孩子的教育。然而，子女读书越多、文化越高，就越看不起父母，就越不孝。这位范跑跑就是一个典型，凡是自私利己的理论都学来了，而孝道爱人的文化都抛弃了。

孝道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父母的孝是博爱的起点，一个对父母都不孝的人，很难相信会爱他人。儒学把孝称为百善之首，佛教“净业三福”的第一条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新约规定“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而旧约《出埃及记》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东西方都主张孝敬老人，但把孝作为道德文化的是传统中国。而范跑跑主张“以平等的爱的真正文化取代孝文化”。爱讲平等，就是不爱。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爱我一斤，我爱你十两，需要精确计算，或者签订契约，或者竞争博弈。这哪是讲道德，完全是做生意。这套逻辑实际上被中国人的大部分接受了，只是范跑跑“率真”地把它说了出来，当然获得很多人的支持。他的勇敢与无耻，受到这些人的敬佩，说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为自私利己找到了理论支撑。这样，中国人有理由抛弃伪善，更加无耻。

中国需要新道德

法律靠强力推行，道德靠舆论维系。而舆论就是社会达成的共识。不讲道德，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这个舆论当然不只是媒体，而是周围所有的人。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被周围所有的人谴责，他能置以不顾吗？那么，现今中国有社会达成共识的道德标准吗？

我们有国家颁发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即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排斥个体的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还有存在的理由，因为那时不允许、不存在个人利益。所以，一直要求“斗私批修”。改革开放了，在经济领域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并以此作为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的原动力。爱自己，不仅允许，而且还受到了鼓励。现在，富翁的身价被羡慕、富翁的生活成时尚。但官方的意识形态是旧的，道德标准是老的，已没有人理会了。不仅民众不听，党员、官员都不听。谁还唱这个调，就成了“伪君子”。

“真小人”的经济，必然产生“真小人”的道德。以个体为本位、以爱自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涌入我国，为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所接受，事实上成为了主流价值观。范跑跑的所有语汇全都是西方概念，什么自由、公正、平等、权利、契约、博弈……然而他真的懂西方文明吗？真的理解西方的人文主义吗？不！把西方的极端利己主义学来了，把西方的人文主义抛弃了！西方的道德文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仅反映了自我对权利的追求，也反映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很容易滑向利己主义，但也可以成为人道主义的思想资源。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对利己的遏制、对博爱的弘扬，所以西方一方面表现为人情冷漠、道德沦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友善互助、崇尚公德。

但西方文化总的来说是“真小人”，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偏重于个人权利的追求。对于长期以来忽视个人权利的我国，西方文化有进步意义，在思想上有启迪作用。所以，为中国改革人士所接受，为年轻人所喜爱。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推进中国改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道德领域的利己主义泛滥就是之一。

自由主义以追求自我、不妨碍他人为原则，以权利平等、自由博弈为宗旨，在道德文化上是有缺陷的。虽然，自由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但与利己主义仅半步之遥。在金钱第一的竞争中，谁还管谁？在生死关头，那更是只顾自己。在我国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中，自由主义正蜕变成利己主义，又成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对我有利，即真理，其它都是虚伪的。然后，又以多元为名，反对道德标准，不断向道德底线挑战。北大的范跑跑挑战道德底线的争议还未结束，清华的两名毕业生又以裸奔来挑战。裸体才是真实的，穿衣服是伪装。大家都穿衣，我就来裸体，那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社会应该包容，文化就是多元的。你爱穿衣，不要反对人家裸体。据说，这样“学生才有个性，有创造力”，“清华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看清华就变成动物园了。裸奔者以哈佛大学每个学期都有裸奔节为据，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学哈佛拿诺贝尔奖，就学脱衣裸体呢？那还用向哈佛学吗，还用进清华吗？

爱自己，追求自我，没有错。人人都是爱自己的。但爱自己有本能、理性、感悟之分。本能地爱自己，与动物没有区別。范跑跑的认知就是动物水平，不过是用文化语言包装的兽性。理性地爱自己，就是注重自己，不损害他人，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能关心他人。感悟地爱自己，就是“真君子”，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那就是实现自我，而超越自我。

中国的儒学传统提供了“真君子”的道德文化。它倡导以他人为重，爱父母、爱兄第、爱朋友、爱邻里……并且以对他人的爱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作为现世的人生追求。儒学强调人的责任和义务，做父亲的要慈，做儿子的要孝，对朋友要诚，对国家要忠。儒学的缺点是不讲人的权利，更不讲人与人的平等。相反把服从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作为“义”，而必须遵守。儒学一方面作为民众的道德而承传，一方面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而宣扬。五四以来，儒学被抛弃。直到今天依然不愿分清儒学的精华与糟粕，要不全盘否定，要不全盘肯定。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但是儒学提供的爱他人的道德文化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做人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

人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那就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多給他（她）們一些溫暖的笑，多給他們一些鼓舞与贊美。柔軟化自己平日的动作与言語，遇事對人，多祝福．多关怀．多施予。经過相当时日的练习与成長，就可以试著把一个溫暖的心帶到工作的场域，將微笑．关怀与祝福施予你的同事，施予你的长官与部属，施予你的客戶，施予來机关办事的老百姓。以后继续深刻反省，闻思修正，拒絕非礼的嗜好，約束自我的放肆，以滿是感恩的心态，对待天地，对待生命，对待我們身边的人。人格是天地间基本力量，通過人格与心性修养，我們可以活得崇高而尊严，快乐而富足。這是一种人格完善之路，喜乐富足之路，亦即是天人合一与道冥合之路，积极進取之路，仁人君子之路，也是成就我們人生梦想之路，帮助中國文明躍升之路。”上述道德要求，做起来很困难吗？就做不到吗？对他人关心一些、温暖一些、柔和一些就是“伪君子”吗？

人要爱自己，爱他人，还要爱大家。爱大家就是遵守公共道德、公共秩序，也就是要维护公共利益。要尽量节约资源、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年轻人、大学生很爱学西方文化，西方人的公德水平比中国人高，环境保护意识也很强。年轻人、大学生应该带头传播新的道德理念。

现今中国急需建立新道德。国家颁发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不被大众所接受。正是出于对“伪道德”、“伪君子”的反感，才挺了范跑跑的“真小人”，然而范跑跑所言所行不是“真小人”，而是“真动物”。这首先应该为执掌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反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新道德，建立真正能为大众接受的新的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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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jingan

2008年7月28日 11:38

Fw: 徐景安：司马南与范跑跑同时登台说明了什么？

说明什么.doc

司马南与范跑跑

同时登台说明了什么？

（徐景安2008.7.27.）

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个司马南喜笑怒骂《南方周末》，挑起普世价值之争；跳出一个范跑跑挑战底线道德，引发“真小人”与“伪君子”之争。一场地震同时蹦出两个热点人物、引起两场大争论，这是偶然的吗？其中有没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能给我们什么启迪？这是本文想探讨的。

从左边对自由主义的进攻

自由主义是西方最重要的思潮，也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石。人类社会要融入现代文明而不接受自由主义，那注定要失败。苏联、中国曾试图绕过自由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苏联崩溃，中国改革。世界上没有一个先例绕过自由主义而实现现代化的。

自由主义倡导人生而自由，具有不受干涉的自主选择的平等权利。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平等，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实行法治、依法行政。法治要得到保障，政府权力要限制，必须实行民主，即政府的权力由民众授予、并受舆论监督。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最后落实到人权，而人的权利就是自由。西方人的特点是不相信口号，注重契约，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以自由主义为准则构建了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制度与架构。西方尽管存在多种思想流派的斗争，但自由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一直没有动摇过。自由主义带来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的创造能力被空前地激发起来，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高度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成为改革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经济学成为热门的显学，海归的经济人士成为座上宾。今天分析中国经济的工具与语彙，已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伦理涌入我国，被改革人士作为思想武器，在年轻人、大学生中广为传播。这也就引起反改革派的极度不满，发起了对自由主义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2005年刘国光尖锐地提出，究竟以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的指导思想。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最后，落到领导权问题，他要求“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手里。”（1）这近乎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一番清洗。

2006年贺卫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改革目标的谈话被泄露，引起左派对改革派的全面批判，认为中国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马宾更认为是“亲美反华汉奸言论”，致信党中央要求全党批判、揭露他们的“汉奸、特务的面貌”，“来一个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的运动。”有人还在网上骂道：“这些‘学者’、‘专家’、‘教授’，绝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2007年谢蹈的《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一文，再次引发争议。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创造了北欧模式。谢蹈企图把这种模式解读为正宗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取得合法地位，自然遭到左派的猛烈攻击。张勤德居然把二月份《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称为“二月事变”，说是：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明他们决心像苏联“戈派”搞垮苏联那样搞垮中国。并不点名地批判温家宝文章中的观点，说“他们所宣扬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歧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等等，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观’高于阶级价值观。这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理念——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相当接近。”然后，他突然提出： “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篡党夺权。”（2）

2008年《南方周末》5月2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中的一句话刺激了反改革派的神经。“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一般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说中国“兑现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那就是接受西方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司马南使出混身解数予以嘲讽、挖苦、批评和攻击。他的批判手法、思维逻辑与所有左派完全一样，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美国一直以它的价值观批评中国，所有主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普世价值的人就是反华帮凶、美国内应、中情局的特务。司马南与其他左派略有不同的是比较坦诚，他就是不满南报“反体制”的行为，也就是反对改革。所以，普世价值之争就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几千年来，都不承认独立的个人。儒学认为，凡人一定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一定是某一个社会角色，或是父亲、儿子，或是丈夫、妻子，或是哥哥、弟弟，或是臣子、皇上……那就一定要承担某种责任，不拥有平等的权利，恰恰相反，人与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且不能平等。强调责任、忽视权利的传统文化重德轻法，人与人的规范，一个就是讲仁，倡导孝道仁爱；一个就是讲义，遵循等级制度。一个典型的中国好人就是老实、厚道、听话、讲礼。而一个典型的中国坏人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平和，直到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建立一个新皇朝。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直到西方文明侵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也不承认独立的个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处于阶级关系之中，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只有阶级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是无产阶级就听党的话，服从党安排。是资产阶级就实行专政，不准乱说乱动。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了权利，从经济、社会到政治、文化实行全面控制。举全国的财力、物力，建设了工业化的基础，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民众物质普遍贫困、人身思想自由全面丧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启动了中国改革，经济领域承认个人利益，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个体诞生，这是中国改革最深刻的变化。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如久旱遇甘露，在中国迅速传播。在学术界取得主导地位，在年轻一代中成为主流价值。对利益上的经济权利、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权利的追求，成为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强大动力。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已有了扎根的土壤，再怎么批判、剷除，也不能消灭。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注定是坎坷的。它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不能取得合法地位，随时可遭到政治上的打击，而无还手之力。从这几次左派对自由主义进攻看，他们可以任意上纲上线，尽管是不讲道理、不符逻辑、更不顾事实，但他们占据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自由主义处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异类地位。邓小平釆取“不争论”、“只干不说”的策略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解释来推进改革。现在，改革派企图用普世价值作为跨越姓社姓资的障碍而将自由主义合法化，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这引起了反改革派的巨大恐慌与不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继张德勤公开不点名地批判温家宝的观点之后，司马南向南报发起了进攻。他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极其混乱，一会儿否认无，一会儿承认有；一会儿当巧克力，一会当毒品，一会儿当神话，但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非常坚定，反对改革的态度极其显明。

普世价值论是有深远意义的，它不仅为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为继承人类所有优秀文化开辟了道路。它将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而造成的封闭、隔绝状态，真正并蓄、兼容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完成自身的改造而创新、发展，成为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才能肩负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普世价值论同样挑战自由主义，将普世价值观仅仅解释为西方价值是说不通的。说汶川大地震兑现了西方普世价值，那么唐山大地震又兑现了什么价值呢？如果没有西方普世价值，难道我们就不救灾了？

自由主义学说，在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选择上有积极意义，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选择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并不具有终极意义。自由主义反映经济上，必然发生的盲目性需要宏观调控，反映在社会上的两极分化需要政府干预，反映在伦理上的利己主义需要道德校正，反映在价值上的物质主义需要精神提升。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一旦结合实际来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自由主义就要作出修正。自由主义在中国必然发生向左、向右两个方向的演化。我所接触的茅于轼先生与唐逸先生，我认为就是自由主义左右两翼的代表。

茅老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第（北京）论坛第六次研讨会说：“爱自己是出发点，终点还是爱自己也不错，但是就不够了，所以终点不但要爱自己，还得爱别人。”这是向中国传统文化方向的演化。他还说可以容忍天生、家庭、决策、运气等等带来的不平等，但“不能容忍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怎么做，大家可以讨论。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方法；征收累进所得税也是一种方法。其原则是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它不但可容忍，而且对社会有利。但是这一差距太大，那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演化。

唐逸先生是自由主义的右翼。他在《自由价值论》一文中，强调自由，反对平等：“所谓平等，不是经验中的现象，而是一种幻觉或理想。而自由则是经验中的事实，每人每时每刻皆不得不作出种种的自由抉择，而且必须对此负责。”“理念的平等，纯属幻觉或古老的乡愁，没有实际意义，而只会混淆视听。”他反对一切平等，连机会平等也不赞成。他说：“如果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么即使有了平均分派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而且是起点的不平等。”“将同一机会分配给有能力的人，可以创造较大的社会价值，在总体上对全社会有利，因而对没能力的人也有利；而平均分配给没有能力的人，创造较小甚至负价值，对社会不利，因而对没能力的人也不利。究竟哪种做法对弱势群体有利？”他这里讲的“将同一机会分配给有能力的人，可以创造较大的社会价值，在总体上对全社会有利，因而对没能力的人也有利”，这取决于收入的再分配，而收入的再分配取决于平等理念。他反对一切平等理念，怎么实行再分配？只能富的富、穷的穷。应该说，唐逸先生坚持的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确实与社会主义理念格格不入。

其实，最彻底的自由主义在经验中同样是不存在的，才是一种幻觉与乡愁。世界哪有绝对自由的个人、绝对自由的社会、绝对自由的国家。凡人、凡社会、凡国家一定不自由。准确地说，既要实行自由，又要限制自由，全部问题在于度。一个追求彻底自由的人，一定在现实世界中碰壁，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范跑跑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右翼的典型。

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范跑跑

据范美忠自述，他“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爱学习与思考。进入北大历史系后，接触了中国和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此他把追求个体自由作为价值目标。他厌恶官场的虚伪与商场的功利，转辗于媒体与教育力图自由地表达自我。他完全不顾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社会的容忍程度，以他认为的真理、真诚、真实来评价历史、批判现实、畅想未来。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他看到的中国就是专制、虚假、伪善、腐败，反衬了他的觉醒、清高、脱俗。他始终不明白，要改变环境，先要适应环境，要从实时的情况出发，掌握度。然而，在他看来这是违背自由原则的，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我愿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的惊世骇俗的言论，经常使其周围不知所措，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他离开。所以，他做一项工作从未超过三年。他感到生命的迷茫和无家的悲痛，他觉得存在的孤独和未来的虚无。按照传统文化“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理应反省。然而，自由主义战士是不会内省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外求、探索，而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挫折。当然，可以归罪于中国教育的僵化与中国媒体的不自由，这是事实的存在，是需要改变的现状。问题是用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能改变现状吗？连自己的生存都解决不了，谈何改革？不要怪“盾”太坚固，还是“矛”不实用。

汶川大地震终于给了他再次发表惊世骇俗言论的机会。自由主义的理念就是个体的满足具有终极意义，这一次他得到了满足，自由地展现了自我，并带来巨大反响，无疑是自由主义的成功尝试。那么，这种自我满足是不是真的成功呢？究竟应该由谁来评价呢？按照自由主义观点，成功的评价主体是自我，成功的评价标准是自由。范跑跑在地震来临之时，自主地作出了选择率先逃跑，获得安全之后也不关心学生的安危，在操场上自由地晃荡。当学生不满他的行为质问时，他自由地表达了主张，只关心自己生命，就是自己的母亲也不顾。所有这一切都符合按自由主义定义的成功标准。这种自由带来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呢？听了这番话的学生，感受到的是这个老师的无情、冷酷。他的母亲是什么感受呢？据范美忠讲，“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然后得到的回报是大难临头，不要指望儿子会来救自己。他的妻子又是什么感受？连给他“一生中最大温暖”的母亲，他都不会顾及，作为妻子又能有什么指望？这个世界上他所最亲近的人，母亲、妻子、学生从他的“坦诚”中得到的不是温暖的爱，而是自私的冷酷，这是成功吗？他的“坦诚”，给他所不满的社会，增添赤裸裸的自私、冷冰冰的残酷以外还有什么，这是成功吗？他的“坦诚”使那些与他一样自私的人得到理念的支撑而更自私，使原本这个社会道德的堕落而更堕落，这是成功吗？支持范跑跑的人，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这个社会恶的人有的是，范跑跑无非是自私的真诚表白，有什么可批评的？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恶，凭什么善，讲什么善，就该恶，就该自私，所以主张恶才是正义，倡导善是虚伪，按照这种逻辑，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固然，这个社会该受到谴责的恶人不少，与这些大恶相比，范跑跑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他的行为与主张，却是增加这个社会的恶。试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范跑跑主张的那样，以冷酷的自私对待自己的父母、家人以及最亲近的人，我们的社会还有温暖吗？自由不具有终极意义，具有终极意义的是自由给社会带来的究竟是恶还是善？是冷酷还是温暖？

自由主义在伦理道德层面，向左转，就是尊重自我、也尊重他人，表现为人道主义，具有积极的作用；向右转，就是膨胀自我、忽视他人，表现为利己主义，具有消极的作用。范跑跑的所谓自由，就是极端利己主义，对社会只有消极作用，对他自己也无益。

需要克服两种思想倾向

自由主义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促使人类开始反省，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对自由主义的反省令人深思。他认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不平等正在加剧，“丰衣足食的人可以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善，而贫苦困顿的人却获益很少，特别是那些一天的生活支出还不足1美元的最贫困的10亿人。”“差不多有10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用不上电，而这些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基本必需品。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疟疾，然而这类疾病得到的关注还比不上治疗脱发的药物。全世界最贫困的10亿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相反他们承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他认为，“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他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发挥市场激励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他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 （3）比尔.盖茨认为仅仅用自利作为激励手段，并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不能消除越来越加剧的不平等，亚当.斯密创造的自由经济法则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要另辟新路，从爱自己跨越到爱他人，使市场为富人服务的同时，也能够为穷人服务。

对自由主义质疑的人很多，但从自由主义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比尔.盖茨对自由主义的反省，给了我们新的启示。这个世界不能沿着自由主义这一条道走下去，而是需要创新。对中国来说，情况更复杂一些。长期以来，人权意识缺乏导致人的权利缺乏保障、人的生命缺乏尊重，从官员到民众，尤其是权力者需要普及、启蒙自由主义。对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自由主义还有积极意义。将自由主义作为异类而否定是错误的、有害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自由主义在中国事实上已蜕变为利己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看不到自由主义的消极作用，用自由主义一个药方来治理中国，同样是错误的、有害的。所以，中国既需要补自由主义的课，融入现代文明；又必须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理念，超越现代文明。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融入现代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的新理念。树立了这个新理念，我们就有了新的思想武器，既反对来自左边对自由主义的进攻，如司马南；又能克服来自右边对自由主义的蜕化，如范跑跑。

我国的思想战线将长期存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左派中的极左与右派中的极右是干扰中国改革的两种倾向。左派中的极左视西方文明为仇敌，拒绝吸收其中的先进成果。右派中的极右视西方文明为珍宝，拒绝剔除其中的糟粕。中国的左派中也存在右翼，我所接触的韩德强，承认人是天生爱自己的，也主张继承爱他人的传统文化，并坚持社会的长远与整体利益。中国的右派中也存在左翼，我所接触的茅老，坚持人是爱自己的，但要向爱他人跨越，并主张采用必要手段克服穷富差距过大的不平等。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一个愿意正视社会现实的学者，尽管重点与偏向有所不同而成为不同的学派，但有互相融合的趋势，达成必要共识的可能。这是中国推进改革的认识基础，也是中国创造未来的希望所在。

注释

注1：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2005年8月23日《高校理论战线》

注2：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网文

注3：比尔?盖茨200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所作的演讲：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 ——“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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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吼。

徐景安把自己放到了现如今中国右派的位置上，而且坚定不移啦。

黄纪苏发来有关范跑跑的内容。

huang jisu

2008年6月12日 18:07

快到周末，小文一篇供解闷

范跑跑不能不跑.doc

范跑跑不能不跑

关键词：跑跑、跳跳、跳崖、跳高、真君子、真小人、伪君子、伪小人、思想烈士

范跑跑在天摇地动之际脑子一片空白，他跑出教室，跑下楼梯，跑出教学楼，跑到操场，跑出了死亡的阴影。他把自己跑成一个普通灾民，一个全社会都应为其奔跑加油的普通灾民。

如果范跑跑就停在那个普通灾民的位置别动，他会继续分享来自全社会的理解与同情。但他不属于那个位置，他是一名预备精英。就在他跑得头也不回的同时，有老师用身体拦住塌下的水泥板，把活的一星半点机会留给身下的学生；有老师死死撑住变形的门框，让孩子们“跑出一个算一个”（范跑跑的话）；有学生跑出去又跑回来，要叫同学们一起跑；还有一个男生搀着残疾的女生艰难往外跑，迎面碰到回来接应的其他男生；还有个说话奶声奶气、娃娃模样的小学生在跟着老师不断闯回余震中的废墟，往起拉同学，往外背同学，结果自己又被垮塌的建筑砸伤……这些平日最不起眼的中国人，在大难降临时成为了最伟大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人，普通人包括笔者虽然自愧不如，却因得见人性的皎洁、人间的华美而感到一股郁郁向上的牵引力。面对这样的人，不甘普通、深感失落的范跑跑又跑了起来。

但他不是见贤思齐，从普通人的位置向上跑，而是向下跑，坡度之大像是跳崖。他发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言论，他说生死关头，生他的亲妈都不会救；他还说舍己救人并不比舍人救己更高尚。这样的跑法若放在平时，是有可能让他提前结束预备期，一步跨上精英红地毯的。处在打砸抢阶段的市场经济的确需要六亲不认的人格而且需求量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里，“真小人”成了最流行的时尚，文化人——从下半身诗人到先锋艺术家到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把文化当成了比赛看谁更不是东西的跑道。这一点，范跑跑当然是看到了。但市场经济不可能老停留在打砸抢阶段，只认绝对值不管正负数的社会风气不可能长治久安，正气和是非已开始悄悄地重返人心。这一点，范跑跑没想到，朱嚣嚣、韩宝宝也都没想到。他们没想到一直很酷很牛的跑姿跑相，居然会遭到万众鄙弃。看视频中范跑跑一脸无奈，让人联想到阿Q 走在未庄街上发现女人都四下跑散时的郁闷：“伊们怎么都正经起来了？”就连自由主义者见了范跑跑也纷纷“往两边的门里乱钻”，而他的自由落体式奔跑明明是该由自由主义结账的。

这下范跑跑慌了。慌了的范跑跑开始乱跑。他忽而从笔直的“真”小人转弯改跑“伪小人”，说自己否定高尚其实是在搞“言说策略”，说白了就是蒙人；忽而又跑去个人主义书架取来一摞本本，继续当“经济人”“理性人”的跑动图书馆；忽而不当范跑跑改当范跳跳，由跳崖改跳高，飞身做“真君子”，说自己其实是在为广大教师维权，为全体人民争自由。兴头上，真君子他都嫌矮了，接过不知什么人出于不知什么心递过来的撑杆，要把自己撑上“思想烈士”的眩晕高度。他还没起飞就落地了。肉体上刚逃完命，紧接着就做思想烈士，这样的奇迹若真能发生，人类还用种粮食么，直接从空中一碗一碗端八宝粥就行了。

范跑跑能不能不跑，就呆那儿做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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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jisu

2008年6月14日 0:02

一段视频加文字

范某不认亲妈，狮子认后妈

这是一段视频，其中的女人收养过一只受伤小狮子，小狮子长大后被送进动物园，女人常来看它，于是就有了视频中的亲昵场面。

世上很多人为自己的行为找原因，三下两下就找到了“本能”。但本能什么样谁也没见过。没见过本能，但大家都见过低级动物，都读过人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课本。于是，很多人便把坑蒙拐骗这类事一股脑赖在动物头上。还记得去年年底演《色戒》，很多人为女主角开脱，用的是同一根逻辑。

人类的本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动物的本能到底是怎么回事？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各自跟教育或训练（也就是性与习）又是什么关系？范某这次百年不遇的奔跑，为公众思考人性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样的思考离不开比较的方法。范老师跟谭老师肯定要做个比较：都是教师，都是条件反射，为什么会反射得那么不一样？至于范跑跑跟这只狮子放一块能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只能看到范跑跑跑成了范飞飞罢。

纪苏

Lion_hugs_and_kisses_woman.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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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发有关范跑跑现象的说辞。

Cui Zhiyuan

2008年7月18日 0:59

Fw: 许纪霖讨论范跑跑

灾难过后的反思

许纪霖

汶川大地震是继2003年“非典”以后，中国遭受的又一次巨大自然灾难。在突如其来的国殇面前，我们的政府、军队和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能力和团结，给全世界以气象一新的感觉。这一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的中国，在国难之中，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我们每时每刻关注着前方的消息，为无数的生命丧失而悲痛，也为太多的动人故事所感动。我们从大救灾当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也发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这是一次历史的时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抗震救灾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制度和人性。如何抓住这一时机，将中国的制度改革与人性改良提高到新的层次，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在这里，我愿谈谈我个人初步的思考。

一，社会

在这次救灾当中，中央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决断力和组织力，体现出中央政府是一个“以民为本”的、强势高效的政府，这也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广泛肯定。另一方面，全国的民众在灾难面前也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爱心与参与精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比较起五年之前的“非典”，这一次国民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政府的积极性有了，民众的积极性也焕发了，却依然留下了一个缺憾，这就是社会的缺席。2003年非典时期，我曾经作过一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在抗击“非典”当中社会组织的缺席。五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分外尖锐。

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整个灾区成为一片废墟，政府瘫痪，有些地区发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乱。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劫、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当然，随之大量军队和武警的赶到，秩序很快就恢复了。恢复秩序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但政府不是无时不刻无所不在的，更不是万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复秩序，就需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来就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紧急关头，便会发挥作用。这样即便政府的管控失灵，社会也会立即自我运作，重建秩序。这些组织可以是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比如家族、同乡会、宗教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也可以是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同会、兴趣组合、社会文化协会等各种NGO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如今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太匮乏了，不是形同虚设，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号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领袖。而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

在这次大救灾之中，全国各地的自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奉献爱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却碰到一个尴尬，无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有效地结合到抗震救灾之中。我看到一个自愿者写的博客，这些志愿者们在政府部门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车站码头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自愿者无活可干。个中的问题在哪里？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能力比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缺乏组织。你看当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时间抢险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种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是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一盘散沙的国民，要做好事、献爱心也难。虽然平时也有一些社会组织，但这些组织自主性不足，只能配合党和政府完成指定的任务，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指令下达，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80年代开始，以小平同志为舵手的党中央，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高瞻远瞩，深明现代化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把社会从政府的管控中分离出来，赋予社会以自主性活力。社会要有活力，有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主性。而社会是否能够自我组织化，是“大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诚然，社会组织的活跃，可能会增加群体事件的风险，但也有另一面好处，即减少群体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为往往由无组织的乱民自发形成，而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或价值群体，即使与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发生冲突，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议空间。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其与非理性的乱民打交道，不如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对话沟通。毕竟在大部分场合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二，爱心

每天看电视，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不安，总会问自己：我能为灾区做点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线救灾，于是捐献善款便成为大部分民众和单位表达爱心的普遍方式。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募捐不应该成为一场运动，不宜以行政为主导的传统动员方式强制推行。每次发生大灾害了，我们的募捐虽然紧紧跟上，但大部分的募捐都是通过行政单位发动。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钱，第二次、第三次便有了变相强制的意味。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攀比，甚至还有指标，异化为政绩工程。募捐本身变了味。

募捐的意义在哪里？是因为缺钱需要全民动员吗？中央政府的历年财政盈余，足够担当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职责。之所以还需要国民捐献，与其说让他们献金钱，不如说让大家献爱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过，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忌讳的是被强制。献爱心贵在自愿。爱心是人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它来自人性深处的善根，在特定时刻被激发出来。所谓捐献，无非尽自己的良心义务而已。行善之后，人们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从而产生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献受到强制，或者还来不及自愿就被动员了，一切便变了味。摊派式的捐献不仅无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长功利性动机，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们看到媒体不断报道某某企业捐了多少钱，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钱。很多单位也将职工的捐款数额公布于众，形成攀比之风。攀比善心当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来捐款的，包括姚明，后来都在网上遭人辱骂，指责他们捐款太少。本来捐多捐少都是个人爱心的表现，捐多不代表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爱心就少，每个人尽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平时用金钱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战时还是用金钱来比较界高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道德、良知自有标准，不能也无法用金钱的标准替代。

爱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号。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种氛围将之引发。比较其海外，我们的舆论和社会在营造氛围方面过于幼稚，甚至僵硬。单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务一样，拉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赈灾宣传了。没有自发的悼念仪式，没有树枝上的黄丝带，没有献给亡灵的鲜花。行政为主导的募捐，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冷冰冰，没法打动人的恻隐之心、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切同情。

募捐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创意，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就应该让公民们自发行动起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走上大街，走进人们的心灵。然而，在我们这里，清规戒律实在太多了。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去年我有一个青年博士生患癌症过世，师生们都很伤心，想为他年迈的父母亲作一点募捐。却被告知，募捐只能在本系范围之内，不能在校园内进行，因为担心引发“群体事件”。鸣乎！在中国，做一点好事也如此艰难。

海外成熟的捐助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香港一个小学，建议每个学生到图书馆参加阅读接力赛，阅读10分钟捐献10块。这种将读书与捐献结合在一起的创意，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书读过了，爱心也表示了。捐献活动不该是冷冰冰的同一个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这次灾难的报道，国内的媒体表现出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开放和敬业，直播节目都做得非常好。好，是相对过去而言，倘若要求更苛刻一点，也不是无挑剔之处。大致而言，非主流媒体的报道比较人性化，他们深入灾区，深入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催人泪下。而有一些主流媒体，依然停留在“政治挂帅”的主旋律思路，在宣传重点上，突出的不是人，而是国；关注的不是废墟下个体生命之安危，而是笼而统之的“振兴中华”。大难面前，当然会激发国民高昂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国之所以重要，乃是“以民为本”，这个民不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是具体的生命，是那些令我们日夜揪心的灾区父老乡亲，是那些在废墟下苦苦挣扎的孩子们。假如少一点空洞的口号，多一点人性的关怀，我们的媒体会更贴近民意，走进人心。不待单位动员，人们便会自觉献出爱心，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境界。

三，伦理

在这次伟大的抗震救灾当中，我们的政府非常有效率，我们的民众非常感人，而我们的社会公众人物也表现突出。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人们惊呼：公众人物到哪里去了？社会精英到哪里去了？这一次，无论是演艺界、体育界明星，还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错的表现。章子怡在嘎纳含泪募捐，李连杰宣布息影一年专事慈善，公众人物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我特别赞赏的是韩寒。这位平时争议颇多的80后青年作家，非常特立独行，在博客上公开宣布“向相关部门捐款为0元”，当人们还来不及指责他的时候，韩寒已经第一时间开着越野车出现在灾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救灾。而当其他明星们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又悄悄回到上海，宣布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韩寒的确与众不同，他的表现是所有看不惯他的人做不到的。我不敢说，韩寒就是80后一代人的代表，但这次80后一代的爱心丝毫不输父亲爷爷之辈，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心表现。

这几年，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世风日下”问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们变富了，但人心却变坏了、自私了。对这一说法，，本来我颇有同感，但这几天我的看法动摇了，因为我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形势大坏，人心大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太多的人们表现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师为例吧。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在传统中国，教师和医生是最为人尊重的职业。随着社会的世俗化，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虽然害群之马绝对少数，然而教师职业不再神圣，老师被污名化了。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那些幸免于难的老师们，不顾自己的子女母亲压在废墟之下，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全身心抢救自己的学生。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自己也是老师，对北川中学的同行们充满由衷的敬意，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的老师们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青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亏得他还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还在课堂上大谈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青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假如他也像北川中学的老师们那样，视学生若儿女，他起码会招呼一声，说不定也会死死抗住即将倒塌的房门。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自愿性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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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注，许纪霖的这篇文字里，第一部分对于社会的涉及，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不知道许纪霖是无意间这么说的，还是具有深思熟虑的。“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这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也是我周围很多人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革命，消灭了这种“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通过打土豪、公私合营等方式，彻底毁灭了中国社会经年累月遗留下来的社会自我再生产的基础。实际上，尽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进行革命时，参与者更多的是城乡里的无所事事者，或者说是被人们称之为“流氓无产者”的阶层，原本是一群社会渣滓。而革命成功之后，取得权力的也是这些人。这个人群对成熟与带有世袭色彩与成分的“乡绅”和“士大夫精英”，有着身份认同上的根本抵制与仇视，这也是三反五反里一直把乡绅与士大夫阶层彻底打垮，从财产、肉体乃至精神上杀无赦的文化与制度背景。这就是中国通过革命消灭了贵族及其赖以传承的社会环境的基本路径。于是乎，这也给了改革开放后一夜暴富和赦免资本原罪以匪夷所思理由的制度性的荒诞不经。郑永年也谈到，当今中国的诸多问题，与在出现所有麻烦时文化的不在场密切相关，或者说，中国历经60年，使得知识分子彻底销声匿迹，文化及其负载者无法作为社会动荡时期在官方与民间传达协调并保持中立的角色和作用。或许，这才是中国很可悲之处。）

主题： 许纪霖讨论范跑跑

范跑跑的讨论.doc

范跑跑的讨论之二.doc

灾难后的反思（改定稿）.doc

跑之正当性何在？

关于“范跑跑”的讨论

肖重发、许纪霖

一，肖重发致许纪霖的信

尊敬的许纪霖老师：你好！

我是理科生，也是你的著作《知识份子十论》以及诸多散布在网络上你的文章的读者，也是你主持的“思与文”网站里面诸多演讲的听众之一。我几乎拜读过我能看到的你的所有文章。我对你《知识份子十论》的序言以及你的一个年度述职报告（大概是对余英时的“近代知识份子边缘化”观点接着讲）印象特别深刻。我也知道你现在的研究领域偏向知识份子的社会学研究。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你我对你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你及时的做了一个报告，充满激情充满反思。强调公民社会、自主爱心、生活世界的重要。我觉得都讲的很好，其中你还提到“反面教材”范美忠老师（也就是你说的范某某），你这么说到：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青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博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亏得他还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还在课堂上大谈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青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假如他也像北川中学的老师们那样，视学生若儿女，他起码会招呼一声，说不定也会死死抗住即将倒塌的房门。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从这番话中，可以知道你似乎比较了解范美忠，但是我感觉你又似乎对于范美忠特别的隔膜。而且对于事实也有诸多不清楚的地方。最早那篇文章发表在天涯的“闲闲书话”而不是博客，标题是：那一刻地动山摇。我不知道你真正看了那篇文章以及此后的说明“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没有，反正我是看不出他的大言不惭，我反而看到的是他对自己先跑行为的追问以及对自己是不是不够爱学生的反思以及对自己朋友的安慰。您或许不知道，闲闲书话是个小众论坛。范美忠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与网友一起探讨我觉得实在再正常不过了，后来的失控完全是一个无良媒体的哗众取宠的阉割式的率先报道。

你指出当今人文缺失相当准确，但是能不能用在范美忠身上是大可疑问的。范是身体力行献身于中学教育的北大学生，他的成绩有他的学生、校长的认可以及中学语文界同仁的高度评价。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像你说的没有“人文精神”以及他的人际关系是功利的而不是伦理的。

另外，你自己在前面也说：“我自己也是老师，对北川中学的同行们充满由衷的敬意，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但是你却立马在后面“苛人”。这或许是你仅仅因为演讲需要一个反面教材，而范美忠刚好“荣幸的”撞在你的“枪口”上。

还有，不知道你对地震有没有切身的经历，正如范美忠说的“那一刻地动山摇”，这样的一种极端情景，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处于这种间不容发瞬间的任何本能反应报以足够的宽容甚至尊重，而不是还要对那一刻的行为责之以“理性与道德”。

我在这里写这封信不是要来指责或抱怨你，我是深感于主流/精英对范美忠的强奸甚至抹黑，现在范美忠开除了，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是中国社会的耻辱，而不是他的耻辱”。我几乎听不到主流对他被开除的“反对”。我知道，正如他自己以及他老婆说的，范美忠是个有诸多缺点的人。但我必须说，范美忠是一个合格的甚至是相当优秀的中学教师。

我知道，你是研究知识份子的，而且倾向于社会学分析，更重要的是你是师范院校的老师，而且一直关注教育问题。我觉得范美忠这个“边缘知识份子”及“中学教师”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现在关于他的资料网络上铺天盖地，而且是全方位的，有他的学生、朋友、同事、妻子、校长等等的声音，更有他自己此事之前与之后的声音。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对他一个“学术研究”，写出一篇文章甚至再做出一个专题演讲出来，给世人呈现一个立体原貌的范美忠。

另外我声明一下，我现实中不认识范美忠，在网络中也没有任何交往，仅仅有感于范美忠的开除，主流的一片沉默，希望能看到主流客观全面地对待。

随信附上我的一点看法：

其实，范美忠事件值得全民大讨论，也值得精英/主流深思。

我提几个可以讨论的主题：

1、先跑是本能行为应该宽容甚至尊重，还是违背职业伦理？尤其在考虑老师没有受训以及豆腐渣工程遍地的前提下。

2、范美忠的言论，一个貌似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就是范可以先跑，但不能说出来。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下去就会有很多疑问，首先，范美忠是把自己的反思和追问的感受发在一个小众论坛“闲闲书话”，这个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后来纸媒的介入要起多大的责任？所有这些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事情。

3、由此延伸的伪君子和真小人的价值判断，尤其是郭松民这种直观的形象出来以后。为什么中国伪君子这么多？为什么中国道德绑架这么厉害，当看过王石道歉我也很难过。真的不一定是善的，但是中国太多的所谓“善”是建立在“真”的对立面“伪”上。

4、孝道问题，范说他父亲死后他“不跪但悲伤”，而他兄弟“跪但嘻嘻哈哈”。传统差序格局的孝道是不是可以被一种平等的爱代替，如基督教一样，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5、教师是不是应不应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是苏联进口的，但也跟中国一贯的“师道”联系在一起。西方在这方面分的比较开，道德这一块由宗教管着，老师主要是传授知识，至多是小学时教导一些做人的基本礼仪。中国信教的人少，道德这一块要怎么处置确实很值得讨论，但中国的现实是“小学讲共产主义，大学讲日常礼仪。”

6、范跑跑不等于范美忠，范美忠不是真小人，而是王鸿飞一针见血指出的是“伪小人”，他想为“中国的真实”代言。范更是理想主义者，献身中学教育，他以自己的强悍和执着一直在默默地做着一些事情，这些可以从他的文章他的课堂记录看出来，更是可以从他的学生、他的校长以及中国中学语文老师的认可中看出来。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挺范美忠，跟他献身中学教育有极大关系，也跟大家对中国无比愤怒但又无可奈何的应试教育有极大关系。所以挺他的粉丝就有广大的中小学老师以及广大的上过学或正在上学的学生，这个群体多么的大啊，可是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声音。范美忠事件是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最好机会，虽然他们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言，但我希望主流应该好好去倾听他们的声音。

7、其实这些问题有些是中国的痼疾，但很多也涉及到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传统和现代的较量，传统很多东西不言而喻，无需也不能讲道理，但现代社会，一切都要在经过“理性”这个法庭的审视，任何的言说、传统必须为自己辩护。不再有任何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只有这样，一个契约博弈的现代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肖重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生

2008．6．22．

二，许纪霖致肖重发的回信

肖重发先生：

思与文网站的编辑转来了你给我的信，谢谢你指出我的文章中某些事实上的出入，并提出了你的不同看法。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虽然是学的是理科，但就思考的逻辑性和深度而言，要超过许多文科的同学。

你来信中的许多看法我都是赞同的，我与你一样，特别反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范美忠的处理，这种处理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也是粗暴的。范美忠在法律上并无不当行为，他以言获罪，这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事实上，最近的舆论开始倾向范跑跑，也是与他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有关。

有几个问题，我想可以继续讨论：

1，关于我是否“苛人”的问题。在我的文章中，我是在将北川中学与范跑跑比较的语境中评论范跑跑的。他们代表了这次地震中老师们的两个极端。我深深为北川中学的老师感动，反省自己是否能够像他们那样？之所以没有把握，乃是作为一位大学老师，虽然待自己的学生也不错，特别在教学上及其严格认真，但并没有做到像北川的老师那样，对学生们有一种视自己的儿女一般的亲情。但我可以自信，我不会像范跑跑那样，不招呼一声就率先逃跑，这太违背我的良知了，假如真的发生了，事后我会痛责自己，非常看不起自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范跑跑的行为是否可以理解，得到宽容，乃至你所说的“尊重”？

2， 求生是人的本能，从这点而言范跑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宽容，毕竟他没有与学生夺路而行，损害别人的利益。但同一个行为，是否正当，要看其发生的具体背景以及当事人所处的相对角色。假如是在公车上，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环境里面，我想不会有人去指责范跑跑，问题在于当时范跑跑是在课堂上，正在执行教师的职务行为。虽然我们的法律和校规没有严格的规定，但作为老师，在道义上，对自己的学生，特别是未成年的学生，负有不可回避的保护责任。能够像北川中学的老师那样，死死扛住门框，让学生先逃生，那不仅尽了一般的道义责任，而是达到了舍身求义的圣人境界。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老师都像北川的老师那样，但有非常正当的道德理由，要求老师在逃生的时候，也能招呼一下同学，一起撤退。范跑跑没有做到，那是他道德上的过失。招呼一声，要求不算太高，虽然不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却是作为老师的道德底线。

3，在那个突如其来的瞬间，底线很容易被求生的本能所突破，每个人的人性之中都有脆弱一面。事后，若良知发现，有所后悔，哪怕是私下的，或者仅仅是内心的，也都符合常情。范跑跑事后似乎也在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但他却为自己的道德过失找到了一套自我正当化的理由，许多网友也是被这套说词激怒的。你可以说，范美忠是一个“真小人”，坦率地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但问题在于，坦率并不等于正当。许多事情之所以“做得说不得”，乃是当事人知道“做得”的事缺乏正当性，然而，假如不正当的事可以冠冕堂皇地说出来，自我正当化，那么这个世界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一个虚伪的社会至少表面的善恶标准还存在，但一个无耻的社会肯定比虚伪的社会更堕落。

4，其实，范美忠本人还是很可爱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献身于中学教育本身的确令人尊重。一个偶然的过失不能代表他人格的全部。我可以宽容他本人，却无法宽容他那套自我辩护的理由。这套“经济理性人”的逻辑这几年作为一套价值观和人士观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似乎只要不损害他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都有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权利。这套理性的利己主义逻辑在市场关系之中完全是合理的，但人类关系除了契约性的市场关系之外，还有非功利的伦理关系。即使在市场关系之中，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之内，也有特定的职务性要求，比如要求老师在行使自己的职务时，有保护学生的职责。虽然中国的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但道德法高于实定法，内心的良知，人的恻隐之心有其自身的法则。这就是说，理性的自利虽然合理，但并非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遍人性和普世性法则，超越了合理界限，便成为一个非人性、不道德的选择。不幸的是，范跑跑犯了一个学术上所谓“时空错置”的错误，原本具有合理性的自我保存法则，恰恰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之中失去了其正当性。合理的利己主义是市场社会的法则，但市场社会的逻辑不能滥用，不能运用到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之中。今天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经济理性人逻辑，不是其本身有什么错，而是错在被普遍地滥用。

范跑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我觉得，通过公开的讨论，可以澄清一些在目前的转型社会之中社会令人疑惑的问题。谢谢你的来信，我也坦率谈了我的回应，希望有些问题通过公共讨论，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澄清。

许纪霖

2008年6月25日

尊敬的许纪霖老师：你好！

收到你的回信，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昨天我在看单世联在“学术中国”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毛泽东自述》，在看到讲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没有好感可能跟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有关，然后讲了一个“梁济与梁启超”的典故，其中说到：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布衣一生却心忧天下，“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他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后即“深自咎责”。我读到此时，忽然就想到去查看信箱。看到你的回信，我的惊喜真是无以言表。信中你对我的夸奖，我当然只能看成是对后生的一种鼓励。

初看你的回信，你的逻辑很自洽，滴水不漏，可谓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而且这也是主流社会的基本看法。但是我反复看了几遍，我发现你的这套自洽的言辞根本说服不了我。套用尼采的话来说：“理性，太理性了。”

其实，范美忠事件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先跑”这种行为；一个是跑之后的言说。对于他的“先跑”行为，有两种观点，一种就是你说的他违背了职业规范，而且网络报纸上也介绍了日本以及美国的情况。说这种事情在日本美国根本不值得讨论，因为很明确他违背了职业规范。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强调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他们的房子是绝对结实的，不会因为地震而倒塌，这是基本的安全保障；第二，老师、学生都是受过地震演习，这样在地震发生时能让他们镇静，按照演习条件反射地采取行动。这两个前提足够确保我们人类在地震时保持理智，其行动可以纳入规范的轨道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讲理性和道德，也可以对老师责之以“教师规范”。

但是，恰恰在范美忠这个案例中，这两个前提根本就没有，我们又怎么能对他要求什么职业规范？在那地动山摇的一刻，人类面对的是咆哮的大地，连最安全的地面反而变得最不安全。那个时候，人类是多么渺小多么脆弱多么恐惧。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也许有些人可能还能保持理智，正如范美忠在一开始小的摇晃的时候保持理智一样，但是也有很多人根本就脑子短路了，有直接跳楼的，听说还有直接拿个垃圾桶盖在自己脑袋上。我说这些是想说明那个时候，人类的任何行为，甚至那个一瞬间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行为。都不应该有任何的责任。因为那一刻，人类根本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类，他根本没有理性，他根本就不能掌控自己。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什么“先跑不对”、什么“跑的时候应该要先叫一声”、什么职业规范，我觉得不是迂阔，就是别有用心。一句话，我们平时讲的“理性和道德”根本就不适用这种瞬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我们要宽容甚至尊重包括范美忠在内的灾民的任何行为。

而主流观点也包括你的观点还在对这种极端瞬间要求“理性和道德”，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没有“同理心”，不会稍微把这种事情“情景化”一下，设身处地想想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会有何反应？当然，你的观点还稍微宽容一点，理解他这种求生本能，但你还责之以“教师规范”，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顺便说一句，对于地震的解读，王怡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地震我觉得是很深刻的。面对大地愤怒的一刻，我们还能谈论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吗？就像人类面对上帝，我们还敢谈论“伟大和崇高”吗，面对上帝，我们只是罪人。面对大地的愤怒，我们连“罪人”都谈不上，大概最多算是一粒尘埃吧。

人类，对这一刻，请不要再傲慢地谈论人类自负的“理性和道德”。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这种世俗社会的人经历这场地震后应该有的谦卑。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范美忠事后的言说。一个貌似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就是“可以做的不一定可以说”，也即你说的“坦率并不等于正当”，也即“真的不一定是善的美的”。 但是，我必须说，这个真理般的

道理却不适用于范美忠。为什么，让我一一还原“范跑跑事件”的走向。

范美忠在地震发生后，他第一个跑出来，等了很久他的学生才跑出来，然后他的几个女学生对他抱怨：“范老，你怎么不叫我们一起跑啊。”然后，他说他不是一个勇于牺牲的人。至于后来他说的什么母亲不救什么追求自由民主那一段，他后来解释说是捏造的。另外他还解释写这篇文章的一个目的是帮助他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的朋友一直很内疚自己在地震一刻没有走在他的一个女下属后面。我想，范以及他朋友在地震那一刻表现不太好，所以他们事后都在追问都在反思，我觉得能这样做就是一种很可贵的表现。他的朋友一直不接受范给他的安慰：“地震那一刻，我们都傻了，我们控制不了自己，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内疚”。范本人看来也不太接受他自己的这一套说辞，我想他可能也很内疚，尤其是女学生的抱怨犹耳。这对一个平时受学生尊敬的老师来说，确实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于是，他继续反思，他除了“本能说”以外，又想了一套说辞，那就是什么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不能牺牲自己”，这也是你说的他“自我正当化”，也正是那个观点惹恼了一堆人。

但是，我必须提醒，他仅仅是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一个小众论坛“闲闲书话”。想寻求网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个举动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本能说”不相信，而且对“追求自由民主不能牺牲自己”这个宏大说辞也不自信。他感觉他很难说服自己，他很内疚，就连这么高尚的一个说辞他都不能说服自己。

这一切正是说明了他的反思他的痛苦。然而，就是退一万步来讲，他就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这套说辞，他也仅仅是想自己安慰自己，或者说自己欺骗自己。那又为什么不可以？人事后恢复理智，总是想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个合理至少是自己相信能自圆其说的解释，虽然这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行为。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作为一个灾民，他为自己当时失控的行为来一个高尚的“自我正当化”，难道错了吗？难道损害别人了么？没有，他仅仅是想自己说服自己。我们作为网友，看到这种说辞，我们可以附和一下，让他更相信自己的说辞，让他更心安理得一点，让他的内心的自我伤害少一点，毕竟地震不是他的错。我们也可以一笑而过，让他一个人自己欺骗自己去。甚至，我们更激烈一点，我们嘲笑他骂他揭露他，说他自欺，让他醒醒，虽然这样对他很残酷。我觉得这三种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作为纸媒，作为一个代表主流的有人严格把关的纸媒，却为了吸引眼球作了一个公开报道，而且是断章取义，哗众取宠。你看他的标题：“教师地震时不顾学生先逃命 称此时连母亲也不救”。那是新快报的陈扬报道的。这个标题纯粹就是想树一个靶子让读者攻击以确立自己道德的优越感。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在小众论坛讨论和书面媒体公开报道的内涵完全不一样。小众论坛大家都熟悉，尤其范美忠是用真名，而且现实生活中跟很多网友都有过接触，大体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也都完整地看了他的那篇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而书面媒体报道的读者不了解范美忠，而且也无从看到这篇文章。只是通过这篇报道看到了一个无血无肉漫画式的“范跑跑”，而且还信以为真的把“范跑跑”当成了范美忠本人。所以此后的十多天（2008.5.25—2008.6.8）对范跑跑的批判达到高潮。

我觉得对于范美忠在网络上的言论书面媒体不要也不能去报道，网络是很草根的，介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大概相当于自家的客厅。范美忠写这文章仅仅是想自我疗伤，就是他想借此来炒作，我们书面媒体也不要提供机会给他。让草根的东西自生自灭。因为这不值得放大让大家都参与讨论，书面媒体对草根网络媒体的无视或区隔就是一种态度：你的讨论没有普遍意义或很私人性，不值得广为报道让大家知晓或参与。但是，纸媒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范美忠是个二度受伤者。本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他的表现在学生面前很受伤，当自己想自圆其说自己安慰自己并寻求网友加持的时候，他更是受到了大众媒体的粗暴对待。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书面媒体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范美忠。他们不会想到就是他们自己制造了这宗“范跑跑事件”，并粗暴伤害了范美忠。

当范美忠在饱受攻击和谩骂的十多天后，他不再保持沉默，他要奋起反击。他参加了一个可以真实表现自己也可以让观众直观了解自己的节目，那就是一胡一席谈。他的真实表现让舆论逆转。而郭松民确实是 “道德卫道士”的一个十分形象的代言人：他不讲道理不讲逻辑，更不尊重对手的人格，有的就是一腔愤怒，仅仅是觉得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

正是通过这次辩论，大家才发现书面媒体报道的范跑跑不是真实的范美忠，然后他们通过看范美忠自己写的东西，尤其是他地震之前就有很多东西，以及后来陆续有媒体通过访谈让大家更真实的了解范美忠本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群“挺范派”，我想他们挺范也不一定是赞成他的行为和说辞，而是某种被欺骗后的反动，以及范的真实让大家心灵相通。因为“真实”在中国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

虽然他们仅仅是活跃在博客论坛等网络媒体中，但主流媒体却对之恐惧，错误地解读成大家支持范美忠的言行。觉得这样会让社会没有是非标准，然后就以刚才我提到的也就是你说的“坦率不等于正当”等义正严辞想把网络上的挺范派压下去。

于是两方都为了自己的屁股/立场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主流的说辞冠冕堂皇。但现实是，在中国太多的所谓“善”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所以如果一定要在“伪善”和不一定善的“真实”进行选择，也就是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挺范派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觉得这确实值得主流深思，这比批判范的“自我正当化”有价值得多。当然后来演绎到范美忠被开除那更是让人看到主流的强悍与粗暴了。

总结起来，第一个问题，我们与其讨论什么教师规范，还不如谦卑一点面对大地，并且在以后从房子的抗震和地震演习等制度层面下功夫。第二个问题，我们与其关注范美忠不合时宜的“自我正当化”的言说，还不如去给范美忠一些实在的心灵安慰，更重要是去讨论甚至去谴责第一次报道的书面媒体。书面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肆无忌惮的制造一个个话题，并且去伤害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这才是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去反思去改进的，而且也是我们可以改进的。至于范美忠的“行和言”就算有多么荒唐多么错误，那都是他很个人的事情，只有通过他个人去反思并通过他周围的人们给他以切身的关爱让他有所改变。

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可以从“范跑跑事件”得到的两个教训。

另外顺便提一下，看得出你很强调“生活世界”，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据说美国近年也特别强调“社区”以及志愿服务。现实生活中，“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可以一同建设前进，但是从逻辑上来讲，“生活世界”是建立在“系统世界”之上的。没有一个优质的“系统世界”为基础，“生活世界”的建设就是空中楼阁，甚至变成另外一种“伪善”。就像在现在的条件下（系统世界）跟范美忠讲教师规范（生活世界）一样。

许老师，上面的言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形成对话，或者误解你的意思。我最怕“鸡跟鸭讲”，各自言说，形不成对话。另外，我没有什么理论，我仅有的就是把一切归零后让事实还原，让它立体化、情景化。所以，我的言说有点语无伦次，言不尽意。但我想至少我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当然同意你在网站上发表我给你的信，我同时也希望你能把我的这个回复也一同附上。至于署名，就说是“一个理科生”就行。

后记：

许老师，我昨天写完这个以后就很不满意自己的言说，想今天打乱重写，更注重一下文本分析，以及跟你的观点更好的形成对话。但现在看来我没有这个能力和时间。我反复思考了一下，我跟你的分歧在你更强调生活世界，所以你强调教师规范、强调他的“自我正当化”不可宽容、强调他的“理性经济人”逻辑“时空错置”。而我更强调“系统世界”，所以，我强调制度层面的东西更多，如房子抗震没有保证、老师学生没有地震演习、书面媒体没有经过范美忠同意就报道他在小众论坛的言论。

你的观点更多的是保守这个世界，并让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我的观点更多的是反抗这个世界，这个“系统世界”有那么不合理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对抗他，所以我们只能在生活世界里更多的保护自己，对“系统世界”形成消极抵抗。如果按道德操行来打分的话，你肯定是最高一级，但我们这类人至少也能算是中等，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原则，不去损害别人，并试着反抗这个不合理的“系统世界”。

但还有等而下之就是与系统世界合谋捞取自己的利益，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是一群“伪善卫道士”。从这个意义上，我这种人离上帝很远，不过离地狱也很远：）

另外，范美忠本人其实不是“真小人”，他是装着“真小人”的模样，想为“真实”代言而已。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无产阶级一样。他后来在一胡一席谈的时候就只说先逃就是本能，不再“自我正当化”。而且他后来肯定是有反省的，我想这个对他本人是没有问题。

鉴于此，我这封信，你觉得不合适就不发表吧。上封信你觉得有价值要发表就发表。不好意思，打扰您的宝贵时间。

肖重发先生：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你不能接受我的看法非常正常，沟通有时候可以达成共识，更多的时候依然保存分歧，但至少理解了对方的合理性。我也从你的坚持中理解了你的看法的合理性。由于我太忙，不可能一一回应，只能简单谈几点：

1，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作为公众形象的“范跑跑”就不是范美忠可以控制的了，这也是公众人物的悲哀所在。你分析了范美忠本人值得同情的地方，我完全同意。媒体的确非常可怕，它们不在乎个人，只需要那个公众形象。就像艳照门事件中，阿娇明明是事件的受害者，如今却成为一个公众眼中的罪人。

2，我不是从教师规范，而是从个人良知角度批评范美忠，也就是说，从制度角度范美忠不应受到处罚，但从道德角度他是有过失的。这种过失人人皆有可能发生，更应该宽容，但范美忠错在将其过失正当化，而这套理由正是合理利己主义普遍化的被滥用。我批评的着眼点与其说是范本人，不如说是这一现象。

3，系统世界有系统世界的罪恶，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出来批评，但系统世界的罪恶不能作为个人自我解脱的理由，就像不能因为我偷了贪官的钱，而因此获得偷窃的正当性一样。作为公民，我们要与系统世界的不义斗争，而作为有良知的个人，我们也应该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德性，体现出比动物高那么一点点的人性。孟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本来就是“几希”，这一点点的东西，正是我们内心的恻隐之心。

我觉得你是非常有思考能力的青年人，我相信你为范跑跑的辩护，也是为某种社会的虚伪和媒体的炒作所激愤。范美忠既然是一个“假小人”，就不必为“真小人”辩护。我们毕竟不希望生活在一个“真小人”泛滥的丛林世界之中，这种“小人”当道的社会，要形成秩序，只有拜托给一个“利维坦”的强权政府来维持。套 法治社会当然预设了人人都是”小人“，法治秩序背后是有一公共伦理价值的。哈耶克所说的社会秩序的自发建立， 首先要确定的是最高的立法原则，这套原则是伦理性的，不是价值中立的。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回到具体的地震场景，虽然我们做不到像北川中学老师那样的“真圣人”，也讨厌郭跳跳那样的“伪君子”，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选择“真小人”。 在“圣人”与“小人”之间，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做一个正人君子，对得起自己良知的正人君子，“正人”是在系统世界中的要求，“君子”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表现。虽然在这个世道之中，做正人君子何其之难，我们可以宽容和理解各种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小人”，但是最要紧的，是不能由“小人”当道，不能由“小人”主宰社会风气。 系统世界之中之所以有各种罪恶，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自利，普遍的犬儒主义。因此，我可以理解和同情范美忠，却无法宽容范跑跑哪套为“小人”自我正当化的理由。

由于你给学术中国的信中希望公开发表你的第一封来信，所以在学术中国和思与文网站同时发表了你和我的信件，并且署了你的真名。这第二轮的通信，是否发表，还需尊重你本人的意见。

祝好！

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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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7月18日 1:04

Fw: 范美忠活动考

ZT 范美忠活动考：洋奴王怡、余杰与小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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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西方失败(燕.山.褐.竹) [160582:25491], 01:07:47 07/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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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活动考：洋奴王怡、余杰与小布什

作者：余杰等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8-6-16

材料1：余杰：范美忠是真正的北大人

节选自余杰《教育者的伤痛》

就在我哀伤和犹豫的时候，突然在网上读到了北大学长范美忠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这位优秀的北大学子，毕业后主动到一个中学去教书。同学和家人都不理解，甚至有人猜测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于是，范美忠只好解释说，这是为了便于准备考研。其实，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我就喜欢教书，我喜欢给他们讲文学讲历史，甚至我了解不多的现代派绘画和崔健、罗大佑的音乐，我不希望我们后面的一代代人像我一样被骗，像我一样中学六年什么都没学到，而到了大学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像我一样中学六年一点文学艺术思想修养都没有，无论对中国传统还是西方的优秀的文化积淀都毫无了解。我想，如果我自己一直读下去，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学者而已，但如果从中学开始改变中国的教育，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呢！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教书，一个庸师和一个名师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这番真诚的表白让我怦然心动。虽然我也是一个北大人，但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近年来某些北大人的狂妄、冷漠与世故。他们以将来能够成为"海归派" 和官僚阶层为荣，理所当然地把鞋底踏在红地毯上。他们知道如何冷嘲热讽地批评社会，却不愿意出让自己任何的一点利益。他们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精英"，傲慢地认为自己就应当踩在别人的肩上。我痛心地感到：这所大学已经越来越远离了"五四"时代，远离了它最宝贵的"草根"的本性。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当年，前辈们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工人夜校和乡村建设运动，成了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神话。忽然读到范美忠的文章，忽然发现范美忠的选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是真正的北大人啊！

范美忠清楚地知道自己将为这种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他愿意去承受："谁都知道教育对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而好的老师对基础教育又有多么重要，但是，虽然我们喊尊师重教已经喊了二十多年，我们还是看不起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对一项职业和一个人的评价已经简化为对他拥有的权力大小和金钱多少的评价，对知识的尊崇程度也跟你拥有的知识本身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有关。而现在当中学老师意味著没有当官受贿享受特权牟取私利的机会，没有经商暴富的机会，就那么一点薪水，穷教书的，一辈子的造化出息已经判定了，肯定不会买得起豪华小车和别墅。社会上看不起当中学老师的，有天赋有个性有本事的人大多不愿意去中学当老师，而僵化的教学体制，应试教育逼走不多的一部分有水平有头脑有思想的愿意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导致的结果是目前中学教师素质的普遍低下。"是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可悲的是它的评价体系出了严重的问题。一个以金钱和权势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社会，显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蔑视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如果只有三流的人才去当中小学老师，那么他们培养的人才只会比他们本人更差而不会比他们本人更优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然而，我发现身边有这样一种既有趣又可悲的现象：许多家长在叮嘱孩子将来一定不要当老师的同时，又都在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遇到好的老师，这种想法是多么地荒唐、多么地背谬啊！因此，尽管挑战既成的思维方式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不去挑战它们，它们就永远也不可能改变。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材料2：一位受余杰欺骗的粉丝对此事的反应

狗日的！！！

作者：布衣不掩国色

范美忠，今夜得知你是四川人——作为你的川南同乡，我感到前所未有恶心和羞耻！！！

我素来尊敬的余杰在03年出版的《铁磨铁》中曾提及你，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

就在我哀伤和犹豫的时候，突然在网上读到了北大学长范美忠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这位优秀的北大学子，毕业后主动到一个中学去教书。同学和家人都不理解，甚至有人猜测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于是，范美忠只好解释说，这是为了便于准备考研。其实，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我就喜欢教书，我喜欢给他们讲文学讲历史，甚至我了解不多的现代派绘画和崔健、罗大佑的音乐，我不希望我们后面的一代代人像我一样被骗，像我一样中学六年什么都没学到，而到了大学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像我一样中学六年一点文学艺术思想修养都没有，无论对中国传统还是西方的优秀的文化积淀都毫无了解。……我想，如果我自己一直读下去，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学者而已，但如果从中学开始改变中国的教育，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呢！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教书，一个庸师和一个名师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忽然读到范美忠的文章，忽然发现范美忠的选择，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是真正的北大人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余杰转述的范美忠这段话也深深打动过我。就我自己而言，也是个“异端‘者，余杰引领我走上了另一条路。范美忠的“不希望我们后面的一代人像我一样被骗’——这个‘骗 ”字，当时大生知己之感，心有戚戚焉。

第二次就是〈那一刻地动山摇〉，未免疑惑：难道此范美忠即彼范美忠？一个自诩“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难道“中国和西方的优秀传统”四书五经、鲁迅胡适们和圣经、布鲁诺尼采们教给你的就是在地震中和地震后你所信奉并躬行蹈之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看到你指点江山厚颜无耻的尊颜——原来你和马云一样，外观和灵魂表里如一：丑陋！

真不知道那些“挺”你的智者们会不会争先恐后地让子女接受你这个“久被埋没”的名师的“培养”——培养成冷血动物？就我自己而言，宁愿他们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成为睁眼瞎子，也断不要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的文学历史现代派绘画崔健罗大佑！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不是因为你是四川人我才感到恶心和羞耻——就算你不是中国人，我也要谴责你！我不是道德警察（谁也不是！），也不是封建道德的遗老遗少——你这畜生必须——必须——必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由此，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如果国人们都站在“人性皆私”的“人皆有之”上褒奖赞扬一个无父无母、无子无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禽兽，这个国家也就顾炎武的“亡天下”了！禽兽受到全人类的顶礼膜拜，其言行被“非人”们争相效仿：率兽食人的乱舞群魔——任何有哪怕只是一点点良知和羞耻感的人都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地震中奋力救人的农民教师学生和人民子弟兵的学历想来都远不如你这个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才子”，但他们身上闪耀的守望相助救死扶伤的人性光辉，却比你这个畜生高尚千万倍！

这句骂街的四川话：狗日的——我一定要骂给你！！！即使有人认为我粗言秽语没有教养——我也一定要骂给你！！！——我坚信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骂得痛快，骂得直接，骂得对！！！

范美忠，你这狗日的！！！人性的真善美因你受辱！！！四川因你蒙羞！！！可能你有一部分粉丝为你诡辩，说指斥你的都是自封的“道德警察”和伪君子，你“真小人”的品行远比我们高尚！你会得意忘形——虽然你登高一呼，你的粉丝会以为应者云集——可能吗？？？历史，一定会唾弃你！！！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范美忠，你这狗日的！！！

历史一定会唾弃你！！！

材料3：范美忠是关天名人，和王怡、余杰一个教会

5月2日,回忆范美忠

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26360

雷立刚

五月的小长假，蜗居在住地，终究是无聊的，所以今早，我5点多就醒来了。赖床一阵，6点多还是决定起床，打算今下午进城逛逛，上午则看看书，或写点东西。我最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电影《颐和园》的影评，却总是欲写又罢，今上午争取写出来。

此刻，打算随便写点什么，而后去锻炼并吃早饭。

因为小镇处在成都西边，所以离青城山比较近，具体的公路数，单程大约40公里。因此，近来我对青城山比较感兴趣。但到一处风景，终究希望能有一两个熟人，那么，在青城一带，我有什么旧认识呢？搜肠刮肚，想起了范美忠。他两年前在青城山附近的都江堰市光亚学校当老师，目前应该还在吧?

大约2001年的样子，范美忠在天涯的关天茶社及闲闲书话出没，和我们同一年级，北大才子，时常写一些书评和杂文，他对鲁迅的《野草》，似乎颇感兴趣，也颇有研究。另外，偶尔他也写一些文学评论，言辞激愤，或许因为文人相轻的缘故，他对在文学批评领域早有盛名的谢有顺，颇多批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他至少是个有个性的人，加上他别致的名字，于是记住了他这个ID。

见到他真人，则大约是2003年之后，那时我已经经历短暂的北漂生活，回到成都，在四川师范大学教书，一次参加王怡等人组织的读书会活动时，见到了范美忠，他从北大毕业后，经过一些漂泊，回到了四川，在号称贵族学校的"光亚学校"当教师，据说那时收入颇丰。大眼睛，大嘴唇，朴实的穿着，表面的谦和下暗藏压抑不住的不驯，其实，仅就网络上的文字的观感而言，我觉得他应该更怪异一些才对，然而面前的他却并不十分怪异，甚至还有些温和，这让我稍微有些失望。

那之后，我偶尔参加王怡等人组织的基督教活动，一般都会遇到范美忠。我们一起，在府南河边喝过茶，在一个基督徒开办的咖啡吧观摩过很多次宗教活动，在那些小圈子的基督教相关活动中，范美忠远比我参与程度深，他甚至算其中的活跃分子，被称为"美忠弟兄"，而我则一直没能算"立刚弟兄"，因为我天生是个怀疑主义者，一直没能做到比较投入地相信周围的一切。所以，我从来只能算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范美忠则不同，他的参与热情远比我高，但我觉得，他未必是因为信，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渴望融入一个集体的心理，一种对孤独的拒绝心态，才积极地参与。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并且并不重要。

去年初开始，我逐渐远离了王怡等人组织的基督教活动，从去年3月到今年5月，一年多里，和王怡相见不超过4次，一是我的电话号码时常变动，因此朋友们时常会感到我陡然从人间蒸发，二是去年7月我从川师辞职之后，就住到了西边的小镇，距离成都20多公里，距离他们时常活动的市中心则更远，三是去年全年，直到今年3月，我潜心炒股，而炒股是极其世俗之事，和宗教很难融合，四是我对王怡及其基督教思想，心存敬意却越来越感到隔膜。我想，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星球，那么，无妨都各自遵循各自的轨迹，在浩淼的星河，人与人的际遇，不必强求，随遇而安，所谓随缘，即是如此。

上周，相隔几乎半年，我才再次去参加王怡等人组织的基督教活动。和王怡的妻子蒋蓉聊天的时候，我问起范美忠，才意外得知，范美忠已经早就消失了，他消失的时间，其实和我大致差不多，他大约有一年多时间，从曾经的这个朋友圈子里彻底蒸发，蒸发得比我还绝对，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蒋蓉说，"听说范美忠居然结婚了，还生了孩子。"可是，范美忠自己却没将相关情况，告诉以前的"弟兄们"，这终于应证了我最初的感觉：他果真是个很怪的人。

我打算在不太久后的某一天，假如再去青城山，顺路去都江堰的光亚学校，寻访一下范美忠。光亚，这个似乎逐渐没落的曾经的所谓"贵族学校"，随着今天几乎全部所谓"贵族学校"的衰落，而更为世人遗忘，而里面的"美忠弟兄"，是否依然还在里面，我并不知晓。

2008，5，2 成都

材料4：“先跑教师”是怎样炼成的？——看范美忠推荐的“思想启蒙”书目

给一般中学老师的思想类书目

作者：范美忠 提交日期：2003-11-7 9:35:00

欢迎各位大虾补充并提出批评意见，我的原则是希望开个一般老师都能看懂（或者说通俗易懂）同时又对当前中国的思想启蒙来说很重要的书；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

刘小枫：《诗化哲学》《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

李慎之文集：网络上搜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汪晖：《反抗绝望》《死火重温》；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秦晖：〈问题与主义〉；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张志扬〈渎神的节日〉；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

葛兆光〈一般思想与信仰的世界〉；

任不寐〈灾变论〉（网上搜罗）；

萧雪慧〈独钓寒江雪〉；

林贤治：〈自制的海图〉〈娜拉：出走或归来〉；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刘泽华〈中国的专制王权〉；

明恩浦〈中国人的素质〉；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天成：〈论共和〉；

杨支柱：〈自由从摇篮开始〉；

黄忠：〈游手好闲的思想〉；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

王怡〈载满鹅的火车〉；

外国：罗素：〈西方哲学史〉〈论历史〉；

黑格尔：〈历史哲学〉；

以赛亚?柏林〈俄罗斯思想家〉〈自由四论〉；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加缪：〈西西弗斯神话〉；

尼采：所有著作；

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的呼告〉：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俄罗斯思想〉；〈思想自传〉；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克尔凯阔尔：〈或此或彼〉〈人生境界诸阶段〉；

弗罗姆：〈逃避自由〉

马尔库塞：〈单面人〉〈审美？〉〈爱欲与文明〉

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

〈联邦党人文集〉

托克维尔：〈论美国式民主〉；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

莱辛〈拉奥孔〉；

福柯〈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

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塞伊德；〈知识分子论〉〈东方主义〉；

汤因比：〈历史研究〉；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奥威尔：《一九八四》《我们》；

（本文转自：关天茶舍）

材料5：布什的接见与培植洋奴

钟关平　

当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还不知晓美国最近有个“转型外交”，或者知道有这个玩意儿但还没弄明白它对我国有什么危害的时候，美国总统以“大胆”的举动，亲自“现身说法”了。

5月11日小布什率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海德、白宫幕僚长波顿、白宫首席撰稿人葛尔森和白宫新发言人史诺等一干人马，在白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的三个铁杆洋奴、汉奸兼反共分子，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余杰、讲师王怡和律师李柏光。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宗教外衣藏不住的狐狸尾巴

余杰等人在白宫受布什接见

尽管小布什总统与被接见的中国三个汉奸，都披着宗教的外衣，然而，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的。

海外有一家反华网站叫《看中国》，它在5月12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把美国总统与中国汉奸之间的政治交易全盘端了出来。现摘出几段，也算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吧。

布什：谢谢各位的光临。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余杰：首先，非常感谢总统先生安排这次会见。我们刚刚在您的家乡米德兰完成一次圣经课程的学习，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争取信仰的自由。

布什：太好了，我的祖籍虽然不在米德兰，但我在那里长大，我的信仰和价值观在那里形成，我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自由……

余杰：阿门。上帝早有奇妙的安排，要通过小小的米德兰将福音传到庞大的中国。近十多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增长到数千万人，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年轻的一代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画家、音乐家纷纷受洗归主，包括我们在座的三位。

布什：你今年多大了？你成为基督徒是否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余杰：我今年三十三岁了。

布什总统：啊，你真年轻……

余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但这一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发誓要成为一个捍卫自由和人权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上帝的引导下，用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中国。……中国的基督徒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捍卫信仰自由。美国政府支持他们，既符合上帝的公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再也不能犯当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错误了。

布什：……我坚持自由经济的观点。我认为美中贸易的拓展，必然会给中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开放的经济与自由的体制是相关的。……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贸易放弃对人权问题的关注。

余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布什（打了一个响指）：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帮助你们呢？

余杰：我有三个建议。第一，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表达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关注。

布什：是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余杰：是的，这样做很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以显示对他们的支持……

布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余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比如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雅虎公司的行为违背了美国的道德根基……

布什：我理解你的想法。……我相信这些公司会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

报道说，谈话中布什还带领大家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及中国的“自由民主”祷告，鼓励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

请看，布什与余杰的如此谈话，哪里还是什么宗教信仰问题，分明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商讨如何颠覆中国政权嘛！

就在这次谈话刚刚结束之后，那个奉命邀请余杰等人来美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就说：布什总统的接见，是史无前例的，出乎意料。笔者认为，这话有点言过其实。利用宗教侵略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是美国的老传统了，怎能说是“史无前例”呢？往远点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的统治者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一样，高度重视宗教在侵华中的重要作用。从清朝与英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到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几乎都有在华“自由传教”的内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争先恐后窜进中国的边疆和内地。一百多年来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效劳，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往近点说，布什的接见也算不上“史无前例”。前些年，克林顿当总统时，就接见过中国所谓“民运人士”魏京生，只不过那次接见没有打宗教的旗号罢了。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宗教渗透来影响我国人民的价值观，进而为其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服务。几年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美国支持宗教自由的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的文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改变。”近年来，美国基督教团体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提出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美国政府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小布什去年访华时，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缸瓦市教堂，是他对基督的虔诚吗？否。他在教堂对中国教民说：“一个健康社会，是对所有信仰张开双臂的社会，也让人民透过信仰表达自我。”“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会因基督徒聚会而感到戒惧”。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小布什又强调中国政府应该给予人民更多的“社会、政治及宗教自由”，并说：“让社会、政治和宗教自由在中国滋长是十分重要的事，我们鼓励中国继续此种历史性的转型。”寥寥数语，就把他以宗教作为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型”的图谋暴露无遗。美国之音去年11月20日指出，布什的这些“敏感话题”——其中包括中国宗教自由——触及到了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今年4月下旬，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小布什依然不忘大谈所谓“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总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国人民切不可麻痹大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新中国诞生不久，我们党和政府就对天主教会和耶稣教会中潜伏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1950年，我国在基督教界开展了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由于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国天主教会宣布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并按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从而使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图谋被彻底粉碎了。这些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美国“转型外交”的依靠力量

美国帝国主义者清楚，若想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需要培植一大批中国内部的亲美西化分化分子、汉奸、洋奴和走狗，形成里应外合之势，才可得手。而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叛徒则是帝国主义寻找的最为理想的对象——这也是美国“转型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是不惜血本的。他们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我国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加强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以便让这些人充当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骨干力量和马前卒。这次被布什接见的三个人就是美国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劣迹。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余杰这个人，劣迹累累，早已是臭不可闻的人物。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档案资料”介绍，1973年出生的余杰。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起，余杰出版处女作《火与冰》和他后来的“抽屉文学”系列之二《铁屋中的喊》、《说，还是不说》以及评论文章《为自由而战》等，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作品，其中充斥着近乎病态的崇美、媚美情调，由此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青睐和赏识，获得英文版《亚洲周刊》2000年度最佳评论奖，现被聘为中文独立笔会副会长、多家海外网站站长。2003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余杰、刘晓波等一小撮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疯狂地跳出来，演出一场所谓“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公开签名活动”的闹剧。他们在这封“签名信”中，恶毒地污蔑毛泽东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是这个余杰，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在我海南岛海域挑衅、撞我飞机的事件发生后，他在境外发表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是“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痛骂美国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他胡说：“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让我忧虑……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个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9?11”事件给余杰提供了巴结帝国主义、为美国统治者献媚的极好机会。余杰与包遵信、刘晓波等人联合写了一封《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们对主子的忠心：“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帝保佑美国！”2003年，美国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余杰与其同伙又是不失时机的发表了支持美国的“签名信”，无耻的把这种侵略行为美化成“解放伊拉克人民”。他还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原副教授、兼有美国日本双料走狗的焦国标所鼓吹的“东亚共荣圈”汉奸言论。今年2月，余杰和王怡窜到澳大利亚，公开支持邪教FL功，疯狂叫嚣“中央无胆量”，并疯狂鼓吹中国必须否定孙中山和毛泽东。在悉尼研究院，余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谎言》，王怡演讲的题目是《地方主义与中国的政治转型》，从这两个讲演题目，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两个洋奴、汉奸拉的是什么粪蛋了。最近，余杰跑到北京一个大学去放毒，当场遭到许多爱国学生的质问和痛斥。有学生说：余杰这种人整天讲自己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对政府和大众“要有独立性”，“要持批判态度”，怎么一见到洋政府（美国）和洋大人（布什）就骨头软了？可见他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哈巴狗而已。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被小布什接见的另外两个人，“对华援助协会”也做了介绍。说王怡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在70年代年轻学人中的代表人物”；李柏光“荣登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榜”。他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被美国总统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现在似乎很是春风得意。且慢，还是请你们听一听网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声音：

“余杰整个一个败类！一个汉奸！一个社会的残渣！一个典型的人民的敌人！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这类东西还配谈历史？还配谈唯物？”“一嗅到合适的气候，牛鬼蛇神就都会自动跳出来了兴风作浪。这就是不可否定的阶级斗争，被镇压了的阶级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这种人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余孽，无产阶级给它们下的历史定性是永远正确的。”“余杰这种人是代表被毛泽东所领导的劳动人民所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在说话。其拥护者也就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我们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他可以使我们知道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审判毛泽东，就是要审判跟毛泽东打天下的人，就是要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屠杀革命人民。我们同余杰之流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恨毛泽东的人不止余杰一个，要审判毛泽东的人也不止余杰一个。当年蒋介石是最恨毛泽东，也最想要审判毛泽东的人。可是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尚且奈何不得毛泽东，反而被毛泽东赶到了小小的台湾岛上。现在就凭一个小小的余杰，手无缚鸡之力，就想审判毛泽东，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真正该受到审判的应该是余杰，他的反毛泽东的言论已经违犯了我国的宪法。如果要发扬民主，广大劳动人民一定会把余杰这个可怜的跳梁小丑送到人民的审判台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在这里，笔者也想对这几个年轻的汉奸说两句话：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并不是一件好玩儿的角色，玩火者必自焚。当汉奸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迟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与历史的惩罚！

严重的教训

我们同帝国主义洋奴、汉奸和走狗的斗争现实，深深的教育了中国人民。这场斗争告诉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国际，帝国主义依然亡我之心不死，时时都在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机会来了，于是洋奴、汉奸、走狗、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使这场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焦点的阶级斗争异乎寻常的尖锐起来。“八九风波”就是一个缩影，一个教训，至今余波还在。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主席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又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6页）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多年的斗争实践，教训的确是严重而深刻的。就说被布什接见的这三个洋奴、汉奸吧，他们年龄都不大，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呢？当然他们自己身上的原因是难逃其责的，但无论如何，思想教育工作上的失误恐怕是回避不了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这三个洋奴、汉奸中，两个出自北大，此外，还有那个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的汉奸焦国标。俗话说，“贼走关门”、“亡羊补牢”，在同一个单位，接二连三的出现洋奴、汉奸和反共分子，作为学校的工作是不能不反思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去年著文批评某些高校和研究部门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事实证明，刘国光同志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指出，余杰的反共嘴脸早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在他去美国接受布什接见之前，偏偏还被有的学校请去做报告，致使余杰利用这个学校的讲台再次放毒。此事无论在该校内部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的事件，可以说是敌对势力向我国高校学生加强新一轮思想渗透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敌对势力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紧了在我国高校这一重要阵地上同我们的争夺战，他们时刻窥测方向，以求利用校园内的学术活动和学生活动，以打擦边球的形式，不断扩大思想渗透的缺口。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倾听人民群众的这些呼声，还可以引发我们举一反三地思考。目前，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出现的问题恐怕不只是大学吧。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争夺阵地是全方位，无孔不入的。例如一个时期以来盛行于某些地区党政干部和某些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哈佛培训热”、“出国学习热”，就值得商榷。在这众多的跨国交流中，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当然应当好好学习，但对于诸如学习西方的所谓“先进管理经验”、“先进理念”、“与世界接轨”，有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里边？这种交流会不会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样的“交流”、“接轨”对于我们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西化、分化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不分析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实行思想渗透方面，一直把重点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身上。美国每年都要邀请数百以至数千名他们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进修，参观访问和学习，希望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到这些人身上。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人员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美国新闻署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一位美国右翼参议员曾经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2005年3月24日《科学社会报》）这些话读起来，能不触目惊心吗？！

我们把美国“转型外交”的推出和布什接见三个洋奴、汉奸、小丑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看，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危险动向。说穿了，美国的“转型外交”与培植汉奸，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美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在一些国家完成了“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紫色革命”（伊拉克）和“雪松革命”（黎巴嫩）。这些“革命”都有一个逐渐渗透、逐步升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在美国正集中力量在中国“复制”这个过程，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我们还能安稳的睡大觉吗？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完稿于200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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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文 责 自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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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7月18日 7:42

Fw: 广州日报: 我们对“不当言论”太宽容了

我们对“不当言论”太宽容了

2008年06月25日 08:01:19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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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想为什么不来得更猛烈一点……死的人不够多。”“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可能许多读者在心里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匪夷所思的话是怎样说出来的？说话的人是怎样的动机？想炒作吗？不像。心理有问题吗？看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在于，在某些方面有些人说话太“自由”了。上面这几个个案只是冰山之角，整个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说话之没有“顾忌”的程度，不敢说是世界之最，也大概是“之最”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强大的民意基础，当范美忠被教育部门取消教师资格时，有人提出这是“因言治罪”，有人要为他打官司，而支持范美忠的人据说已不计其数。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近段时间网络上最时髦的一句话。但是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你必须说人话——有人整天辱骂你、造谣中伤你，看看有谁愿意上来说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又有谁敢提出不要因为他这种言论治他的“罪”？

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出现原因当然众多，我在这里讨论其中两个：第一，在中国有一批人，他们对西方社会不甚了解，却喜欢拿想象中的西方说事。比如，他们以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言论是绝对自由的。接下来我就举几个例子看看美国人是如何因言治“罪”的。

詹姆斯?沃森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因发现DNA分子双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2007年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试验结果表明非洲人没有白种人聪明。先是他道歉，之后实验室停止了他的职务，最终，他被迫黯然离去。

拉里?萨默斯是前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他在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上表示，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萨默斯连续发表了三份致歉声明，但是最终他还是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哈佛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2006年，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克里在一次演讲时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上不了大学，就只能被送到伊拉克去打仗。”克里不得不于当年11月1日表示道歉。

上面三个例子是我挑选出来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比一下同样的三句话如果在中国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对，什么后果也没有。比如，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把“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扫大街了”作为口头禅。

这就涉及到我想讨论的第二个原因：中国社会目前还总体上缺少抵制“不当言论”的意识。年初赵本山去美国演出，令赵大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的华人评价他的小品是“内容庸俗，言辞粗鄙，趣味低下”，因为他的小品嘲笑了残疾人、肥胖者、有生理缺陷的人，而这些言论在美国是不允许的。甚至还有华人要起诉赵本山歧视残疾人！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两个例子，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范美忠这个广受争议的个案而言，如果我们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不治他的“罪”，这就客观上等同于鼓励全体老师向他学习。这样简单的一个道理能在今天的中国持续发酵，也确实是一个奇观。（作者张结海 知名心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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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注，我看到，中国右派里最咋呼而且坚定不移者的邵建，逮着这篇文字义愤填膺，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宽容的问题，而是太不宽容了。我想，这哥们儿最好去看看同样为右派坚定不移者、前面引述过的南方都市报长平为什么要关闭其博客上评论内容的说辞，最起码，我还没有关闭，让网路上形形色色的主儿爱怎么骂就骂，也算是个中国网民的浮世绘。如果邵建的邮箱里成天到晚都收到骂他是杂种操的而且他祖宗八辈都是王八蛋，他再说还应该更加宽容，或许更为妥帖。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对什么言论的宽容，而是监管不力，或者说，委府选择性执法，对于政治性言论防微杜渐，对于网路上的污言秽语等等网络暴力视若无睹，听任中国的互联网的权利贫困化边缘化垃圾化。）

徐景安发来的有关范跑跑现象的评论。其中，涉及到和谐哲学铁三角的内容，李延明给我发来过全文。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xujingan

2008年7月19日 11:46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和谐哲学铁三角.doc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2008年7月5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召开，31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利华主讲，提供的论文是《“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著名学者黎呜 、独立学者甘泉作为嘉宾发表了评论。会议由徐景安主持。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辩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国外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

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刘利华：

非常感谢大家对这样一个哲学的题目能够感兴趣，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徐景安先生给了我两个意见。一个就是希望不停留于原来的解释，能深入；刚才说了另一个要求，就是结合实际，不要陷入纯哲学概念的争论。我很尊重景安先生的要求。文章很长，不能细讲，哲学铁三角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哲学铁三角”的概念，是我从对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发展的研究而得出的一种概括，我希望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认识框架，或者叫做认识范式。“和谐”哲学铁三角是“哲学铁三角”在总结和考虑到现时代所积累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现时代发展的一些需要，对哲学的一种新的建构，或者说一种新的诠释。也可以借用康德的话，理性为自己立法。

“哲学铁三角”，为什么说它是“铁三角”？针对什么而言是“铁三角”？我认为是针对精神形态的文化结构而言。就是说，只有具有这样的铁三角结构的哲学，才能够堪当一种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的灵魂。不一定所有的哲学都会有这种铁三角。当代哲学像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都不具备这三个角，但是它也可以称为哲学。所谓精神形态的文化，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者说制度文明、物质文明而言的，限于精神文明范围内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这种精神形态的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我认为相当于人的精神系统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如果人没有精神的东西，实际上就和植物以及低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这种精神形态的文化，它的结构可以分为内核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层次。内核层，就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中层是自觉地贯穿了一定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并且被系统表述出来的人文价值理想，社会行为规范，艺术审美情趣，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承载并体现它们的有着价值指向和意义规范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应用的决策等等。表层是和上述两个层次相关联的，生动地体现于人民日常生活、民俗习惯、流行时尚、大众心理中的思想活动。内核层和中层属于雅文化层，对它的掌握、建构、应用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还有国家政治精英来做的。而表层属于俗文化层，它影响雅文化层，又被雅文化塑型，通常以一种群众非理性行为或流行时尚的模式发生。这个由内在统一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构成的文化灵魂或者叫核心层，不但提供文化成为处理人和外生存环境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而且提供终极价值的根据。我认为，文化的本质不同一定反映在内核层上。如果仅仅是表层和文化中层的区别，可以说是文化差异。

下面，从实际来应用一下“哲学铁三角”。我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制度，这个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只有极少数的左派不同意。我接触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但是如何铺垫从现在起步走向未来的这个路，这个脚下之路怎么走？我认为需要考虑和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方向，一个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失落。刚才景安先生说，我们价值观的混乱，那是精神失落的一个表现。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就我们这个民族整体达到理性程度而言，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采取的一些操作方式，和平、渐进、有序、稳妥，这个共识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搞暴动了，我们再不能搞暴力革命了。还有包括对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操作方式、对现代国家的社会作用、对西方成熟的公民民主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对建设社会保障系统的经验以及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等等，这样一些可操作层面的内容，都不乏相当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把握。但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两个关键问题，刚才景安先生说有三大派，我认为有四派。一个就是主导意识形态派，然后是自由主义派，再一个是传统文化派，再一个就是左派。左派又包括新左和老左。我认为这四派的主张各有长短。

主流意识形态的长处在哪呢？它把握了中国1840年以后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之前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认定要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要奔小康、要现代化。但是它有浅薄的地方，比如说，价值观上追求非普世价值，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它的取舍。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不对吗？有两个漏洞。一个是对“根本利益”的解释，比如把“根本利益”界定为生存权，吃饱穿暖就行。你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对不起，那不是根本利益，不予考虑。再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有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不代表，甚至我认为这“小部分”人是敌对分子，我认为他是反共产党的，我要镇压他。这就是非普世价值观。在中国发展战略上强调科学发展，以小康为发展目标。但科学本身有局限性，它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宏观的人文意义的指向，科学的东西可以被善用，也可以被恶用。全体人民一心奔小康，可是我们的欲望有可能主宰了我们的理性，这就是它的浅薄之处。

自由主义派坚定地要学习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要接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这个是它的可取之处。但是它有一种偏执。这里说的“四派长短”是一个模型化的比较抽象的概括，即它不可能完全反映现实当中的思想流派的微妙和复杂。典型的自由主义派也有不可取之处，其中非常极端的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可取，主张把基督教的信仰引进来，要在中国人中普及基督教的信仰，这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

传统文化派的可取之处是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而其不可取之处，也是其中非常极端的人，人家一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就受不了。什么普世价值？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这种价值观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对立的，它们要实行文化霸权，或要和平演变、要腐蚀瓦解我们。这次汶川大地震司马南这些人就属这种观点。与此相应，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体”的方面，早就应有尽有了，我们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要学也是学技术、管理这类的“用”就可以了。

左派呢？主流意识形态在哲学上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它根据实际会做变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给了它一种变通的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变通所能达到的程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比，左派有原则：我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比如说为绝大多数人或劳苦大众谋利益、或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比如说计划经济，比如说公有制。左派中的毛派和马派又有区别，毛派更进一步，要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毛泽东晚年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高明的治国论。所以这一派有非常鲜明的理论原则，不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但是他所坚持的原则本身，是落后的，背时的。这种偏激的思想流派，在宪政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中，也会有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我们国家，这派思想主导了国家的权力，那就是倒退，就是灾难，就是地狱。这派可取之处就是反腐败，劳动群众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

我认为各派都有各派的长处和短处，但是第一，这四派当中每一派都没有办法整合所有的思想流派。第二，这四派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纲领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都有偏差，都不能很大程度地凝聚人心。

我提出“和谐哲学铁三角”，能从最基础的层面整合这些思想的优点，抛弃这些思想的错误或者它不好的地方。“和谐”哲学铁三角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系。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体”或内涵，概括起来就是在世界观和本体论上走出唯某某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多元合法化；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认同并且遵行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底线人类普遍价值；在认识方法论上，承认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各有价值，将其恰到好处的用到适宜的地方。我对这些哲学理论的解释，在两万多字的那篇论文中已经有了，我不再做详细的论述。现在重点放在实际的应用价值上。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用”，我提出四个。第一是，提供全球化时代人类与中华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或核心；第二，提供筛选、过滤、保留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参照系；第三，提供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华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宏观构架和哲学论证；第四，提供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向民主宪政制度和平渐进转型，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

第一个用处，说起来太多，不在这儿说了。

第二个用处，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历来对文化是有取舍方法和原则的。有句话叫“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是你依什么来用？这涉及的是取舍原则。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既不能够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要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对文化要有一种辩证的否定或者叫扬弃的态度。但是用什么衡量“精华”与“糟粕”呢？毛泽东有原则，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这是一种非普世价值观。

用什么价值标准作取舍？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来说应当是，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统一，而对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则是普遍价值观和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相结合。我还顺便说一下，现在几乎人们不假思索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小偷有小偷的真理，杀人犯有杀人犯的真理，嫖娼有嫖娼的真理，卖淫有卖淫的真理，赌博有赌博的真理，烂吃公款有烂吃公款的真理。把他们的活动算为实践的话，能达到预期目的，即是成功的话，就算是真理吗？人类的社会性实践一定要有意义的标准，这就是普遍价值观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统一，用这样的统一来筛选、过滤、保留、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过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好的东西。

第三个用呢？景安先生提了一个问题，既然本体论是多元的，那么各种主张，各有道理，怎么会导向普世价值呢？对本体看法不同，自然对价值的认识也不相同？本体论决定着终极的价值，但是本体论不一定必然导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几大宗教都有它的本体论，中国有天、道本体论。其本体论的终极本体、信仰对象，基本上都可以导向普世价值。但不是所有的本体论必然导向普世价值。比如君权神授，我的权利是神授的，我高于你们神没有授权的。这是非普世价值。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本体论可以导出普世的伦理价值，但是导不出普世的人权价值，就是说人在权利上分为三六九等。但是儒家提出的君子小人之分，这个“小人”并不是出身、社会地位的分别，而是道德境界的分别。西方的上帝本体说人生来平等，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由此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近代从格劳秀斯开始，认为自然法不必依赖上帝，就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人生来就平等？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把人造出来的，所以人都要爱上帝，也都要彼此相爱，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权价值具有普世性：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阶层在权利和尊严上平等。中国的天道，强调“利而不害”，天道至公，日月无私覆、大地无私载，非常公平。天道彰显的是无条件地善待世界。不分阶级、阶层都能够得到天，能够得到道的成全，用西方基督教的话来说，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成全，或者是恩宠。所以它能够导出普世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还有尼采的唯意志论，不能够导出普世价值。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和谐”哲学铁三角――我说是一个范式――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自觉地在文化核心层面形成一种能导致人类文化和谐健康发展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就会自觉地将本体论提供的终极实在、终极价值落实在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维护、加强上。刚才我说的本体论不必然地导向普世价值，但是有些价值是由本体论的不同决定了其差别性的。比如西方人的本体论是上帝一次创造，而我们中国人的本体论认为天道自然而然。这种本体论的不同，反映在对认知价值取向上，我们中国人更肯定务实、实效；而西方人在认知价值取向上，更倾向于明理、思辨。但是在决定人的善恶的价值观上，所有现在世界性宗教，以及中国的儒家、道家的思想，老子孔子的思想都支持普世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本体论，从自然到历史都用唯物主义解释。还有尼采、叔本华唯意志论等等这样的哲学，不导向普世的价值。其实尼采的唯意志论并不是很严谨的本体论，但是他对意志作用的夸大有本体论之“嫌”。

老子对天道的概括是“天之道利而不害”。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以这个终极价值为根据，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普世伦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西方哲学注重思辨，因此注重语义合理性相比，中国哲学注重务实，注重语用合理性，因此强调辩证逻辑的整体，动态综合，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实效性。天和道既是万物的本原、终极本体，因此它不光是中华民族创造伟大文明成果的理性认识的根据，更是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精英的信仰对象。我们的天道可以包容无神、有神、唯物、唯心、一元、二元乃至多种世界观。这样一种本体论或者信仰，能够容纳各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以传统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进入一种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束缚之中。中国”哲学铁三角”，对整体和谐有序执著追求。尽管改朝换代，有战争，有皇权的专制，在公元500年以后的1000年间，中华民族堪称世界上政治最开明，文化最繁荣，经济最发达，科学最发展的民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就像手心、手背一样。它对普世的伦理价值的贡献非常大，它扬善这方面非常突出，但是相应地，对普世的人权价值就非常地淡漠，非常不当一回事。所以，它有这样的优点也就有这样的缺点。它非常圆融、富有生命力，同时这种不走极端的圆融性也导致中国社会很难走出皇权专制的社会超循环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和西方近代文明相遇时候，我们文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当时是满清封建没落的王朝，没有办法组织全民族对外抗击侵略，再加上西方文明是强势文明，是蒸蒸日上的那种状况，并且那时西方帝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侵略扩张的价值根据，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你落后你就活该挨打，你不是弱嘛，吃你是活该。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是一种历史必然，它不是一种历史地偶然的错误。

我刚才讲了这样一些铺垫以后，现在重点讲第三个“用”，就是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解决民族精神的失落问题，以及第四个用，中国如何确定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方向。这两个问题，现在都非常重大，非常关键，非常迫切需要解决。而我们现在一般的理解，是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出不来。

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完备的”哲学铁三角”。它的本体论是以实证科学的进步成果为根据，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贯穿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彻底唯物主义。它的价值论是劳动阶级或者被压迫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七十年来，它的实际操作应用理论许多都已经被历史发展超越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铁三角”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论反思和清理，仍然像幽灵一般缠绕着中国现实文化的核心或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暴治暴的革命哲学，主张通过被压迫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获得翻身解放。在革命年代，作为被压迫者反抗专制压迫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暴露不出来，而它的积极历史作用得以发挥：就是帮助没有权、没有势、没有经济来源，受苦受难，但是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人民实现其本应当有的基本人权。但是一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革命党、造反党、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如果它不能够适时地自觉跳出专政的思想轮回，它按照历史的惯性，把进行革命的有效思想工具作为国家和平发展的指导思想，更有甚者，当做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准国教，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理论误区就会成倍放大，并导致社会发展的深重灾难。

从理论上，非普世价值观是导致1949年以后一切政治群众运动的理论根据――我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巩固人民的政权，所以要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所有这些被历史证明为社会性浩劫，有组织地发动的社会大浩劫，它的天经地义的理由无一不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徐景安：

现在讲三个代表，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广大人民了，这个理论已经突破了。

刘利华：

它没有突破。新党章，三个先锋队中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是突破了。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仍会坚持非根本利益它不代表，什么是根本利益呢？解释权在他那儿。还有“一小撮”的利益它不代表，这“一小撮”相对数量可能很小，但绝对数量在中国却一定很大。它还是非普世价值观。

我们现在有三个执政思想危机。一个是，原来搞暴力革命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是双刃剑，有可能被人用来对付自己。再一个，它由信仰集团蜕变成了利益集团，思想权威性已经被自己的实践解构，变成做秀。第三，它和人类主流思想意识发生冲突。

民族文化的失落，首先是我们的天道信仰早就没有了。刚才景安先生特别让我说的一下范跑跑的行为。用铁三角作为参照，他涉及人权普世价值和人伦普世价值，以及底线普世价值和高标普世价值。范跑跑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触犯人权的普世价值标准，但是他没有达到伦理普世价值的一般要求。因为他并没有遵守一个教师应有的起码的职业道德。从个人行为上看，他的利己或者不损人，没有提升到爱他人、爱大家。作为教师，就是对社会道德良知的蔑视。范跑跑的行为，真实地告诉我们现在的道德现状是一种什么状况。这个现状说明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滑落，是非善恶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范跑跑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范美忠，很好，很有价值意味的名字，但是他居然是那样一个品质。而且还有人支持他，说他讲真话。中华民族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只讲权利、不讲信仰，只有法规、没有良知，等待我们国家的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复兴。

除了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外，还有政治危机，即政权合法性危机或者社会管制危机。社会危机，就是人将不人的危机和社会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几种危机密切相关，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压和利诱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总思路，但欲壑难填。不解决道义问题，提不出引导中华民族向善的思想纲领，只靠利益的抚慰和国家机制的强制，来摆平13亿人口的国家，短期或许可以，但是长期肯定不行。

西藏问题、汶川地震再次引发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的争论。我认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应该是由内推外的一种自然感情，是对本民族的爱的情感的体现。它的价值观的内核应该是自觉的人类普遍价值或者普世价值和本民族整体利益的统一。普世价值是保护着每个人的价值，也保护由每个人构成群体的价值。每个人的价值得到落实，这个群体价值就得到落实。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普世价值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为核心价值观的话，第一对外我们不会侵略，第二我们应当反抗侵略，第三，我们民族的每个人、每个公民，他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我们主张的民族主义，不能够落入一种“本民族主义”，“本群体主义”。我加了一个“本”，就是视中华民族的利益最高，高于其他民族的利益，因此可以任意侵犯所有的其他国家。这个本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的表现。还有“本群体主义”，说知识分子价值最高，工人农民价值都不如我们高，或者相反，这就是非普世价值观。

法西斯主义，劳动阶级至上主义，以及为工农兵服务，乃至为绝大多数人们谋利益。它们的问题，一是视自己的群体利益高于其他群体。再一个是，视这个群体的利益可以高于这个群体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甚至用群体的价值，否定群体当中个体的价值。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本群体主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当这个群体的利益被践踏、被剥夺的时候，这个群体争取自己基本权利的时候，把自己群体的价值在话语上不得已采取矫枉过正的偏激形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归根到底把人分成不同等，否定人具有作为人所拥有的平等权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也存在着本民族主义，没有真正贯彻普世价值的自觉，并没有彻底告别零和规则――你亏我赚，而自觉地采取双赢思路――双方都利大于弊。

但是和中国相比，在它的国内行政方面，在国内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它的原则是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都是由法律来保障的。它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它存在侵犯某个公民合法权益这样一些不公正，但这是违背它的原则的。而我们中国原则上就有问题，按照原则就会出现很多的错误，而且根据这些原则，错误得不到纠正。骂中国大陆“像迷失的狗”，仅就他们在国内实行以普世价值为原则，而中国还没有达到普世价值这样原则的自觉这一点来说，这是他们骂我们的资格所在。也就是我们确实有这种民族精神的迷失、失落的问题。

最后我强调一点，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他们不明白，人权普世价值是每个人的护身符，是每个民族的护身符，是每个国家的护身符。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势的个人尤为不可缺少。为什么？因为普世价值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马克思主义否定普世价值，他根据资本主义早期普世价值没有真正贯彻的历史现状，他说那是虚伪、形式的、骗人的。但是现在人家一步一步地在贯彻上深入了，深化了，得到了改善。普世价值本身是好是坏与贯彻普世价值的情况要区别开。我们许多的误解，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革时对“抽象的人性论”的批判，人没有共同的人性，什么阶级有什么阶级的人性，至今成为某些人否认普世价值的所谓理论依据。

徐景安：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讨论清楚。第一，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分阶级的。你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如果说有普世价值，理由什么，根据什么？第二，什么是普世价值？按照利华的解释，维护所有个体的权利，不是维护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叫普世价值。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讲人和人的平等，不讲人的普遍权利。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资格提供普世价值吗？第三，利华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劳动阶级至上论，不承认人的普遍权利，那么，社会主义理念里有没有普世价值呢？下面请黎鸣先生评论。

黎鸣：

我一半谈哲学问题，另一半谈徐景安先生所要求的具体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刘利华女士提到哲学铁三角，对于中国哲学界人士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境界。大家知道我曾说过“西方哲学死了”。后来的西方哲学，要么就是后现代主义，要么就是解构主义，要么就是语言哲学，他们找不到哲学死去的关键。我的看法是死在他们的逻辑思想已经枯竭了。

西方的逻辑曾经非常发达，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直到现在的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这些逻辑非常发达，却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远。包括他们讲的科学、民主、自由，西方人自己也感觉到迷茫了、模糊了。现在很多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科学、民主、自由也有问题。我们的一些文人非常可笑，抓住棒锤就当针，索性认为中国人也不应该要科学、民主、自由了。这只能说明是中国人自己的浅薄，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知。人家西方人在批评自己的科学，批评自己的民主，批评自己的自由，这是人家西方人自己的觉悟。可我们中国至今，连最起码的科学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也没有，你跟着人家西方人瞎起什么哄啊。中国文人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大概是当今全世界之最。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当然是指独尊儒术以来，就没有了哲学，没有了合乎逻辑的思考。说白了，一句话，没有了真正理论的思维。严格地说，中国人只有意见，意气之见，很难具有真正哲学的观点。尽管今天中国有这个派那个派，例如自由主义派、新左派、传统文化派，还有当权的思想主流派等等。事实上，这些派的思想水平都差不多，多多少少继承了儒家的顽固不化的传统，多多少少表现出了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的毛病。

人们最初认为我是自由主义派，我不反对。后来人们又说我是民族主义派，我也不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派，我都不反对。问题在于我到底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中国人划派的目的多数并不在坚持什么真理，而实质上是以人划圈，拉帮结派，拉拢一批人，排斥另一批人。心中没有真理观念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党派”、“学派”，而只有“帮派”。严格地讲，中国从来就只有两派，有权派和无权派。中国真正出现什么什么“派”，尤其是不同的“学派”，那得看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之后。而现在的所谓“派”，其实都只不过是有权派和无权派的外围派。显然，有权派的外围派会更有实力一点，而无权派的外围派从来是受压的。

先说自由主义派。严格地讲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并不成派，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们非常混杂，尤其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一锅烩的时候，自由主义就算完蛋了，简直就是鱼龙混杂。自由主义派有一些很著名的人物，如朱学勤、秦晖等等，对于他们的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当他们离开自己擅长的方面信口开河的时候，就难免露怯，我只能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比如朱学勤对汶川这件事情，本来说得好好的，却突然冒出一个“天谴”来。作为有哲学头脑的人说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好象天在谴责中国的当权者，用这样一种语言没有意义。我们不应该再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那一套。错了就错了，错在哪里？你直接批判当权者就是了。不要那么说，老天爷在惩罚你，什么叫老天爷在惩罚你？我觉得这是缺乏理论修养。

最近，秦晖有一篇文章，说什么“伪善”是中华民族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又说什么儒家既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到底是好还是坏？你是在这儿赞美“伪善”，赞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么？或者说，虽然不对，但是它是有价值的（社会功能）。秦晖在攻击韩非法家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却把儒家的伪善当做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去赞美，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传统的儒法两家其实是狼狈为奸，法家赤裸裸的恶与儒家伪装的善从来就是中国传统统治者的两手“抓”。为了谴责一方却去赞美另一方，最终赞美的对象还是离不开统治者。“伪善”真是重要的社会“功能”吗？大家知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仅得其末。如果秦晖先生真以“伪善”为中国的社会“功能”，那中国的社会还能够是“文明”的社会吗？西方的摩西十戒，里面就有明显的一条，你不能说谎做假证。作为人，这是起码的底线，你居然把伪善当做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说，伪善还是需要的，甚至可以成为美德了。那还得了！

还有一个就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秋风先生。哈耶克是他的崇拜对象，他是因为哈耶克而走向了要恢复儒家传统的道路。哈耶克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法律的这些东西只能自发，而不能建构；所以只能服从传统，而不能违背传统。正是因此，秋风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他要恢复儒家的传统文化了。这样的食洋不化实在是太可笑了。哈耶克对于他们整个西方的传统来说我认为还是有理可鉴的，因为西方的传统是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具有追求人人平等的大方向。大家千万别忘了，人人平等，绝对是人类中的第一真理。否认这个真理，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发展、进步。而希伯来传统具有人人在上帝面前追求平等的大方向，希腊传统有人人在真理面前追求平等的大方向。虽然哈耶克的反对“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他的维护“传统”的观点却歪打正着，实质上是维护了“人人平等”的真理。可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传统从来就是儒家的“礼乐”的等级制度、不平等制度的传统，而服从这样的传统实际上就是服从不平等的传统，就是明显地反对人人平等的真理。而反对人人平等的真理，中国的文明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上的进步。西方社会之所以慢慢地能走向进步，关键正在于无论是它的宗教还是它的哲学，它们都具有“人人平等”真理的这种方向性的追求。对于宗教来说，就是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对于哲学来说，就是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所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再说秋风，他为什么到后来死命地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要恢复儒家传统？就因为他受了哈耶克言论的影响。因为哈耶克说要维护传统，所以他秋风也要维护传统。可是秋风就不想想，哈耶克说的维护传统是要维护西方的传统，而并不是要教你秋风，要你不问青红皂白地维护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是什么？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彻彻底底的等级制度的传统，不平等的传统，君子与小人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的两千多年之中根本就没有改变过。现在秋风因为你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你就把哈耶克顶到头上，把他的话当作圣旨。你读哈耶克的书，你要现实地去读，你要真正理解人家说的话。哈耶克说要维护西方人的传统，就是维护两“希”的传统，要维护追求人人平等的传统。可是哈耶克没有叫你秋风去维护中国儒家的传统，去维护不平等制度的传统啊。这样的食洋不化难道不可笑吗？

中国是一个明显的文明停滞的社会，印度也是一样。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民族不能走向进步？就在于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之中都是完全彻底的不平等，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追求平等的精神。一个没有追求平等精神的传统社会，它是绝对不可能走向进步的。西方的两希传统之中，都具有宣扬并追求人与人平等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所以西方社会能够不断地走向进步。

新左派的理论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同样食洋不化，甚至还可能更有害。新左派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思潮颇有渊源。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代表是汪晖先生，他是新左派的精神领袖。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发起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涉及到了对西方社会的科学、民主、自由现状的批判。中国的一些文人朋友就好像是捡到了宝贝，马上拿来批评中国的现状。同样是牛头不对马嘴，食洋不化。西方的科学、民主不管如何比没有科学、民主的我们好。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正在走向衰退。他们的自由，现在也在慢慢地变质，他们的平等也在慢慢地走向不平等。人家批判自己，这是人家的觉悟，我们的新左派却拿来当宝贝。人家都在批判科学、民主、自由，我们中国还要科学、民主、自由干嘛？这就是网上多少人在那儿咒骂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的原因。我觉得这些人瞎了眼，他们的脑袋里进了水？

至于传统文化派，我对他们的批评一直在进行，这里就不多说了。传统文化派比自由主义派、新左派，思维水平更低。

刚才刘利华女士对马克思很看不起，但是关于马克思，我还得说点公道话。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人类的福音，却受东方人类的诅咒。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造成的后果会这么截然地相反？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问都是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揭露，而根本不是对东方传统社会的批判和揭露。中国的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起码的水平，你把马克思主义拉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管用吗？为什么马克思在英国的牛津，人家说他是欧洲千年第一伟人，为什么西方人对马克思那么尊敬，而我们中国人却把马克思恨得咬牙切齿？其实真的是大冤枉。中国人什么时候把马克思的理论真正实行到了中国呢？有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言论自由。我们为什么把马克思重要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呢？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吗？中国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要从文本、理论来寻找中国历史的种种倒霉的原因，那绝对是找错了地方。中国从上到下，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曾认真地把本本当做东西。就像中国的宪法一样，中国的宪法里面也有很多有道理的东西，但是中国宪法有价值吗？宣布完了以后就束之高阁。至于有人公然违背中国的宪法，有谁敢对他提出质疑、问责？没有。这说明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把本本当做一回事，文字是文字，说法是说法，我行我素。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不认真理，中国人从来就不讲理，对于任何讲理的本本是决不会记在心里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一个样。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留给我们的真真实实的传统，永远不讲理的传统。

我说刘利华女士有一点书呆子气，但是对这种书呆子气我还是赞美的，我希望这种书呆子多一点，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有价值的。因为什么？因为讲原则、讲真理。讲话必须服从真理，讲完了还要认真实行，要不如此，你就等于放屁。包括我们的宪法，言论自由就明摆在那儿，但是我们实行过言论自由吗？一点没有。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中国现在所存在的问题的渊源。中国的问题绝对不只是近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古老的传统问题。我并不是对孔子个人那么恨，问题在于，孔子的错误的思想传统整个统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不仅我应该竭尽全力来批判孔子，还应该有一大批青年、少年跟着我继续批判孔子，直到把孔子的极坏的历史影响彻底从中国清除掉为止。

中国人从来不把文本当做一回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是假的。中国人学习别人永远不如日本人学习别人。你看日本学习什么东西，的的确确有一种牛劲。学什么，像什么。不像中国人说学，却是假学，根本不是真学，还是依然我行我素。刚才刘利华讲，中国现在分四大派，这四大派为什么走不到一起去？问题在哪？问题就在于这些人全都是儒家传统的忠实的走卒或受害者，全都永远我行我素，这些人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共同的真理，也放不进真理，尤其是人人平等的真理，人们根本就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共道德，中国文人的心中永远都只有自己，以及跟自己情感相通，可以互相吹捧的沆瀣一气者。他们的分派根本就与真理没有多少关系。或许，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好一点，毕竟他们多半属于无权派的外围。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公共道德。不要因为这些概念把您弄模糊了，它就是公共道德。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你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行为？怎么思考？这都是对你自己主体的一种捍卫、爱、尊重。什么叫本体？本体说白了就是主体。你看黑格尔，讨论他的本体论的时候，到了最后的绝对精神，本体的最终结果就要落实到主体，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我”的存在，只有每一个“我”的存在才有世界的存在，没有绝对精神赋予每一个“我”的存在，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本体论的价值。也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的本体论的价值。

刘利华：

我想问一下黑格尔在什么地方这样说的？我觉得黑格尔没有这个话。

黎鸣：

在什么地方，我以后告诉你。他的绝对精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认识论，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认识世界啊。这是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论的观念，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我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对本我、自我、超我的清醒的价值的认识，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铁三角。

中华民族伟大就伟大在伏羲、老子，这两个人的重要性将来应该绝对远远跨越孔子，超过孔子。在中国的古人之中，惟一只有老子的文本之中可以看到人的主体精神。我最初写的书，并没有对孔子那么严厉，我后来越研究，觉得问题越大。到今天，孔子简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不尽一切努力摆脱孔子的影响，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希望。

伟大的哲人康德说，三就是全。但是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三就是正、反、合。这就糟了，如果什么都变成了正、反、合的话，就变成了黑格尔。所以黑格尔不是从康德前进了，而是从康德倒退了。他同样用三来构建了他的整个体系，但是他的三全都是正、反、合。最重要的仍然是“二”的对立统一规律，而不是“三”的全息逻辑规律。这个对立统一既害了后面所有的哲学家，害了马克思，也害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把马克思哲学当成惟一的哲学而排除其他一切哲学，简直是错误之极。

普世价值就是公共道德，你承认公共道德，你就承认了普世价值。公共道德起码有三条。一，人人平等；二，人人自主，包括社会中的民主，你要养活你自己；三、人人在精神上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普适价值，普遍于世界一切人类的终极价值。再具体一点，就是平等信仰真理的价值，自主追求真实知识的价值，自由追求真诚爱的价值。这三者，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上的一些人，包括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那是自况非人，自己把自己当作畜牲。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他只能称作人类公共社会中的“非人”、“畜生”。

徐景安：

信仰、求知、仁爱，这是你说的人类三大元精神。伟大的仁爱精神就是孔子创造的。我就是从你的本本里面学来了。我看从逻辑上讲，你首先应写一个黎鸣先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检讨，然后再批孔子。

甘泉：

黎鸣不要把修正变成修错了。

徐景安：

下面接着讨论，有没有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刚才黎鸣有他的说法，普世价值就叫公共道德。下面甘泉先生发表评议。

甘泉：

刘利华的和谐哲学铁三角这个论题，我认为很有见地。

第一，现在好多人一谈哲学，就是迷雾重重，不知所云。她把哲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本体论，一个价值论，一个认识论。这使哲学的面目变得清晰一些。是不是铁三角，我认为倒不一定。不过，只有具备这样三个部分，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不具备这三个部分，虽然也是哲学，但只是哲学的一丁点。

马克思主义算是一个完整的哲学，还有黑格尔的也算。其实老子是完整的，孔子差一点，因为没有本体论。现在五花八门的这个派、那个派，都没有本体论。你刚才说的四派，哪一派有本体论呀？他们都局限在价值论这一个方面，实际上属于社会学，由于没有本体论的指导，因而最容易胡来。它没有根，没有总的指导思想，所以它必然是相当片面的。

把哲学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这样就比较清晰了。哪个哲学是完整的？哪个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容易出现的偏差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点，她简略地概括了中西哲学的同异。并且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共同性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而它的差异性是在次级的层面上。所以对于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反击。

第三点，她界定了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认为普世价值是每个人的个体价值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其实跟黎鸣说的很一致。黎鸣说的更简捷、更明晰：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精神自由。此外，刘利华指出“人类普遍价值是人类向善建构的成果”，而且强调了普世价值的意义。

刘利华：

我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资源》，普世价值分为有效用的价值和人文意义的价值。善恶是属于人文意义的价值。

甘泉：

第四，提出了当今人类的必由之路，即应该走的道路。她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人类需要自觉地建构起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如果要说跟中央相呼应，这个是相呼应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建构这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五，她大声疾呼，当前中华民族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现在面临的危机几大筐也数不完，但是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非常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唯独中国人不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且一再地糟蹋，一再地摧残。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一文里，提到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狂潮中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给否定了。

黎鸣：

错！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朝阳的升起，但是这个朝阳马上就给灭了。

甘泉：

关于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究竟为什么发生等等，我在那篇论文里面都有论述。这里接着谈刘利华的论题。在一篇不到三万字的文章中，能有如此多项而深刻的见地，并且涉及问题的根本，实在难能可贵。比起那些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却空洞无物的所谓“高论”，真是良莠立判、泾渭分明。所以我认为，刘利华对和谐哲学铁三角的论述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我本人对她的论题有这样四点意见。

一、哲学的确应该是有用的，但是被一些人搞得云遮雾障，仿佛只有弄不懂的才是哲学。哲学应该让大家能够懂，这点我跟刘利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她将哲学概括为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而在我的那本《简明中国哲学精髓》里是概括为这样三部分：自然哲学、人文哲学、哲学方法。

自然哲学大致相当于本体论，就是宇宙的本体以及基本的自然规律。自然哲学是客观的，你可以认识它，可以研究它，但是你没法改变它，更没法否定它。你不承认它，它还是存在的。

人文哲学是关于人生意义社会准则的探讨，属于主观意识。人文哲学五花八门，怎样来检验其对错呢？这就离不了自然哲学——符合宇宙的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也就是符合“天道”的，才是正确的；不符合“天道”的，就是不正确的。刚才说的四大派之所以浅薄，黎鸣说他们没有脑袋，这个批评不错。你既然搞这个东西，就不要那么浅薄。这四派浅薄在什么地方？就是缺乏哲学功底，没有上升到哲学层次，所以很容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刘利华是这样说的：“价值论与本体论有着内在统一的对应关系，即本体论所设定的终极实在为该哲学所认定的终极价值提供着终极根据。”显然，离开了本体论的价值论，往往缺乏终极的根据。

哲学方法是指人们研究哲学、应用哲学的途径。这个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有巨大差异的。西方哲学方法主要是由概念、论断、推理三大部分组成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中国的哲学方法是通过禅定、顿悟等方式，达到洞悉幽明、把握总体、触类旁通的效果。所以中西哲学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能以中国哲学方法否定西方哲学方法，也不能以西方哲学方法否定中国哲学方法。

这是第一点，哲学应该清晰，不应该搞得迷茫。

第二点，刘利华主张以普世价值取代丛林规则。这点我赞成。丛林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内容。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西方列强当年实行殖民掠夺的所谓“理论根据”，并且至今依旧是一切强权者、强势者的主要托辞。普世价值相对于丛林规则而言，尤其对于人类未来要走向光明道路的话，就必须受到尊重。

第三点，关于当今人类的必由之路。刘利华刚才说“需要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我赞成这点。而且我一直认为，通过和解实现和谐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人类不能够尽快走上和解、和谐的道路，必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归于毁灭。

如果将现在整个世界的环境状况、资源状况、人口状况以及社会问题当中的犯罪、堕落与空虚这些危机全部研究之后，你会得到这个结论，就是快完蛋了！西方人由于已经走到这个悬崖的边上，因而看得比较清楚。中国人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还看不清这个东西。

第四点，要想缔造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必须有和谐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和谐哲学作为指导，一切支零破碎、东拼西凑的理论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和谐哲学必须具备这么一个条件，就是“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有益，同时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无害”。唯有这样才能让整个人类欣然接受、自觉实践。

什么思想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呢？唯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相互辉映的“和”的思想才能满足这个条件。而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这种“和”的精神。在中华文化的浩瀚巨流之中，上应天理、下和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就是一个“和”字。所以很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人类真的想走向一条光明大道的话，就离不了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西方真正的有见地的哲学家、思想家非常关注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光明。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很好地梳理它、提炼它。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学人，首先应该正视民族文化的严重危机，不要掩耳盗铃；然后深刻反思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要受目前已有的“定论”束缚；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发掘、梳理、提炼、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贡献给整个人类，让人类走向一条光明、持久、和谐的康庄大道。我们不是要用中华文化去占领世界舞台，而是要把中华文化最宝贵的东西贡献给整个人类、造福整个世界。我想，这应当是我们中华学人最神圣的职责。

徐景安：

甘泉刚才批评中国目前四大流派都很浅薄，缺乏哲学功底，没有本体论的支持。这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

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的本体就是个人。国家、社会、政党、家庭都是由个人组成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只有个人具有终极价值。因此，要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的选择。支撑的理由是天赋人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没有剝夺他人的权利。这个理由似乎缺乏科学理性。于是，又说人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先于存在，谁也没有权利压制人的自由意志所作的自主选择。从个人为社会的本体出发，确立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保障人的权利，提出自由、民主、平等，并制订了相关的制度、法律、规范，创造了近现代文明。

用天赋人权与自由意志来解释个人本位，似乎理由都不很充分。人为什么需要自由？人究竟追求什么？什么是人的需要？把自由作为终极价值，从本体论的角度是缺乏说服力的。你要自由就去荒山野岭，干嘛非要挤到城市，还要大城市？干嘛打工受老板支配、成家听老婆唠叨，多不自由！事实上，人们的许多行为是让渡了自己的自由，自由并不是终极目的。但自由主义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确实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最终是为了满足每每个个体的需要，最终由每个个体的感受作出评价。为满足个体的需要作出的选择，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社会的各种组织，国家、政党、家庭……都不能强制、压迫、剥夺个人的自主选择，除非这种选择侵犯他人的选择。这是承认简单事实基础上的简单真理。这是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但是每个个体自主作出的选择，每个个体提出的需要，是不是天然合理的？简单来说，每个人都需要一辆汽车、都需要一幢别墅，这种需要能够满足吗？那么，为什么你有了，我就不能有，这平等吗？自由吗？自主吗？那就竞争呗！竞争的结果就是合理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就被人们批评为强者为王的丛林规则。丛林规则就是动物性，追逐物欲、弱肉强食。弘扬人本的自由主义，变成了主张动物性，人权变成了动物权。自由主义遭到质疑与反对。

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人人都爱自己，这是对的，但是自由主义把爱自己作为终极目的、终极价值就出了问题。自由主义就演化为利己主义，而一个只爱自己、不爱别人的人能追求什么？就是满足物欲，自由主义就演化为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崇拜个人自主选择的天然合理性，每个人从自利出发作出选择就会带来社会繁荣。而人从自利出发作出的选择往往是一种本我、本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需要学习的，对自己的认识也是需要提升的。而对自己的认识却是最困难的。可是自由主义鼓励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却反对人需要教化、需要反省、需要升华。今天的不少年轻人求知识、学技能很用功，而对人生的道理非常排斥。我怎么活，由我选择，不用你们啰索。现今的社会就是如此，科技很发达，信息大爆炸，但人对自己的认识却等同于动物。归纳起来说，自由主义只主张爱自己，拒绝讨论怎么才是爱自己，尤其是怎么才是真正爱自己。当然，自由主义也讲不要妨碍别人，尊重他人。茅于轼先生更是强调真正的自由主义是限制自己的自由。这是很可贵的。但一竞争起来，谁顾得上谁啊？想到的是把你挤垮、吃掉，人的爱自己也就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

中国传统儒学兴起，个人怎么是本位呢？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父母所生，人类是天地所生。要说社会的本位的话，是家庭。家庭是人生存、延续的载体，是社会組成的细胞。人类是天地所生，要敬畏天地；人是父母所生，要感恩父母。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而齐家必须修身，修身就要克己。把父母的需要、他人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以孝道、仁爱、诚信、爱国作为道德要求。

以家为本位，从本体论上就是崇拜血统、崇拜祖先、崇拜天地，价值论就是以他人为重，用崇尚教化的办法，遏制人的本能，提升人的道德。你想要汽车、别墅，那就凭等级。皇帝的别墅是宫殿，贵族的别墅是庄园，平民的别墅是茅房。皇帝的汽车就是大轿，就是大轿也分等级。等级就是礼，那是不可逾越的。黎呜攻击的就是这种人与人的不平等。讲等级的规则，就是奴才规则，就是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老老实实、唯唯喏诺、小心翼翼、唯命是从。于是，黎呜把满腔愤怒指向了孔子。孔子是不讲人与人平等的，但他讲人与人的爱。黎呜批评的就是，不讲人与人平等的爱，值得提倡吗？那是虚假的爱、伪善的爱！这么说来，在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里，是不能讲爱的，是不能讲善的。那问题就更大了，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平等，现实生活中也不平等，将来也平等不了。人与人什么时候讲爱、什么时候讲善？那只有恶。今天，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当今社会如此不平等，讲爱、讲善、讲道德，是脑子进水了！孔子的时代，能不能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如何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暂不讨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一个等级的社会里，孔子倡导的孝道仁爱，在当时有没有人文价值？正是在这不平等的社会里，对父母、配偶、兄弟、朋友、邻里的爱，成为中国人生命的动力，人生意义的追求，克服困难的源泉，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在物质追逐中迷失方向的今天，孔子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更具有价值意义。这就是人不仅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

但儒学将爱他人作为终极价值、终极目的，勿视人的权利、勿视人的平等，进而反对自由民主，反对现代文明，反对改革开放，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中国只要听孔子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就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片面，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儒学骂自由主义是丛林，自由主义批儒学是奴才。儒学骂自由主义是假自由、伪民主，自由主义批儒学是假仁义、伪道德。儒学以美国为例，满嘴的人道人权，却到处派兵干涉。自由主义批儒学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儒学称孔子为中国至圣，黎呜骂孔子罪大恶极。儒学说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糟蹋的人，不是白痴吗？自由主义讲连平等、人权都反对的人，不是专制吗？说起来都赞成兼容并蓄，做起来就水火不容。中华文明是专制奴才，西方文明是丛林规则，人类还有什么文化啊？

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社会主义派，什么个人本位、他人本位，统统以集体为本位。什么爱自己、爱他人，统统爱党、爱祖国。党代表你们的利益，还用你们自己爱吗？国家代表你们的利益，还用你们操心吗？计划经济多好，什么都由国家安排，不仅管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下达计划；还管生活，发粮票、布票、肉票，还有免费住房，当然你得有耐心等，等不了的就去找关系，没关系的就没办法。还管思想，背老三篇，听最高指示，斗私批修，向党汇报思想。还管社会，穿衣、留髪、唱歌、看戏、听音乐，都有标准、规范，就是出门讨饭也要批准。那个时候，治安很好，没有小偷盗贼，话说回来也没有什么好偷的，大家都一样。更没有黄赌毒，哪一家吃什么都清清楚楚，谈恋爱都不能公开拉手，还有谁敢乱说乱动！更厉害的是管政治，说是敌人一小撮，结果越来越多，从地富反坏，到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到走资派，到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以至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就成为反革命。数千万生命被残害，连同他们的子女家人遭连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专政。反修防修，巩固专政，又为什么？是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可是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为什么要受吃不饱的苦、受天天斗的罪。当时，你敢这么问吗？谁这么问，就砸烂你的狗头！可是，今天的左派还要坚持计划经济、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社会主义，还说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做梦都没想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竟然是这样！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意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人人要爱大家。他从来没有否认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把每一个人的自由作为价值目标，把自由的个人的联合体作为经济组织，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崇高理想与终极追求。他把这种理想社会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而马克思的不肖子孙，恰恰违背他的终极追求与社会条件，用暴力、专制把人们赶到他们杜撰的“人间天堂”，不准爱自己，也不准爱他人，只能信一个主义、爱一个领袖。经过了这样可怕的实践以后，今天还是有一批人要求回到那个时代，否定改革开放，反对现代文明。说自由、民主、人权要不得，那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颠复社会主义的工具。美国是有他的动机，美国也有他的劣行，但这与我们要实行自由、民主、人权，有什么关系？这是还权于民，是民众应有的但被剝夺的权利啊！

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上述三股思潮无法应对。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经济自由主义还用得上，但是，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拒之门外，依然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词表面上也不得不接受。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以文化多元作为保护伞。对传统儒学，有所松动，还经常引用一些话，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还有利用价值。但并不接受儒学的孝道仁爱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却不提倡爱父母。对左派反改革开放、攻击邓小平、批判现领导的言论与行为非常厌恶，但是无可奈何。人家依据的是党章、宪法，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不管你们说什么，就是发展第一。结果经济发展了，GDP上去了，却带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一系列问题。好不容易提出了“科学发展”，经过5年多的研究，权威解释是又好又快发展，还不如毛泽东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根本缺陷也是没有本体论，终极目标是什么，说不清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就是一堆空洞的政治概念。主导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导向作用，更起不了教化功能，只剩下权力控制。

中国的思想界吵成了一锅粥，当然比之过去一言堂，是一种进步。百花齐放嘛！但中国没有主流文化、没有善恶共识、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没文化、没理念、没精神、没思想的社会。怎么办？在价值观层面上很难达成共识，得从根上梳理，在本体论上下功夫。这个根是什么？就是人究竟追求什么？人追求名、利、权，要自由、民主、平等，向往这个主义、那个社会，最终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幸福来自物质层面，就是吃、喝、玩、乐；情感层面就是亲情、爱情、友谊；精神层面就是理想、信仰。物质的幸福是短暂的，情感的幸福是持久的，精神的幸福是永恒的。人应该追求物质的幸福，也应该追求情感的幸福，更应该追求精神的幸福。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引导人们从追求物质的幸福，升华到追求情感的幸福、追求精神的幸福。为此，一个人、一个社会，既要承认、保障爱自己，也要鼓励、引导爱他人，更要鼓励、引导爱大家。所以，自由主义的爱自己，传统文化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相互兼容，不应该互相对立。树立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排斥一个人偏爱自己、偏爱他人、偏爱大家。这就是甘泉所说的“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有益，同时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无害”的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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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

这是借着范跑跑现象，整合中国思想资源的一次清理门户的行动吧。

主流意识形态有问题，右派有问题，左派有问题，传统派有问题。这实在是认为自己是最伟光正的说辞啦。

从前面的文字看，徐景安邀请司马南，到底是要召开批斗会，还是情意绵绵地思想畅谈，语焉不详。至少，从此后徐、司二人的对决上，看不出和风细雨的阵势。

中商广告之后，司马南就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充其量就是与何祚庥之类的太子党一起高调反伪科学。借着汶川地震以及范跑跑现象，揭竿而起对南方报业集团高声叫骂，试图成为五毛党的旗手，无奈功力所限，还是经常说些个不着调的话语。特别是前些天我引用过他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急眼了告家长的把戏，试图让汪洋管束南方报业集团的可笑动作。

而徐景安以发挥余热的热忱，对现如今中国的乱象说三道四，试图重温为官时的风光无限，挑肥拣瘦之后，选择了普世价值作为出发点。不成想，经济全球化的一败涂地，以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印度，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的美国在此次日内瓦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当中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就表明普世价值至少到现在还是个捕风捉影的幻象。或许，老徐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如果还能够破费让我骗得酒喝的话，我可以为其提供不少相关的材料。比如，昨天崔之元给我发来原来与同为新左派的汪晖共同主持《读书》的黄平，在成为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全球化的内容，以及加拿大毛派人士李宪源发来的哈佛黄万盛对全球化、民主、政党政治等的悲观分析。

胡星斗对于麦肯锡有关中国人是“迷失的狗”的结论大惊失色，并认为美国佬干了中国人应该干的事。其实，梁启超康有为胡适鲁迅之后，中国大陆鲜有对中国人恶劣的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柏杨故去，人们也更多地看作是国民性探讨的告一段落。看看麦肯锡的结论，再来比对咱们中国人，无论是官员、富豪、专家学者（当然，统领右派、左派、传统派等等五花八门），还是周围形形色色的主儿，无一例外，统统都属于这种“迷失的狗”之列。当然，我也荣幸地位列其中。

日本人对美国说了个不，中国马上有人照猫画虎，也弄了个对洋鬼子说不。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对自己说不呢？假如这只是梦幻，那么至少有一点，看上去人模狗样道貌岸然的我们，谁都比范跑跑强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