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搞了一场辩论赛，笔者忝列评委。论题是“大学生创业”。正方持论：大学生创业利大于弊；反方持论：大学生创业弊大于利。双方进入“攻辩”环节，正方二辩向反方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如反方同学所认为的“大学生创业是弊大于利”，那么国家为什么还要出台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呢？反方哑然，全场鼓掌。最后，正方胜出，二辩临机这一问，功不可没。

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大中小学各阶段普遍开设“政治课”的了，所谓“政治挂帅”、“不仅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又是国民政治思想的极端不成熟！党、国不分，国家、政府不分。姑且不论正方二辩所说的国家其实应为“政府”，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背后的逻辑更是不能成立。这个问题隐含了一个不大能够靠得住的预设：凡是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肯定不会错。我想说的是：国家政策又怎样？当年的“大跃进”是不是“国家政策”？“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国家政策？即使是国家政策，也并不因为其源自国家而具备了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国家政策正确与否同样要经由实践来检验不是吗？具体到所谓的“大学生创业”，如果政府确有“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那想必是由政府的教育部出台的，只不过，这项政策正确与否，可行与否，均有待实践来检验，不因为它源自政府的教育部，就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的。事实上，如今的教育已是乱象迭出、病象丛生，教育的“陷落”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人的锥心之痛，政府的教育部能辞其咎？总不会都是因为“上面的经是好的，可惜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吧？换句话说，十多年来，由教育部出台的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荒唐的举措还少吗？

老大中国几千年的极权专制使“奴隶心态”、“顺民心态”几成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君王都是“天纵英才”，怎么会有错？“朕即国家”，错了又咋的？于是永远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林彪当年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后来的“两个凡是”，确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批倒、批臭“两个凡是”固是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凡是思维”依然是国民心中难以撬动的心理板结层，只不过，以前是“凡是”君王，“凡是”领袖，“凡是”毛主席，现在则是“凡是”国家，“凡是”政府。年复一年，我们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年终小结“政治思想”那一栏申明自己“能与×××保持一致”，借此表明：我是一个听话的好百姓，所以应该过上安稳的生活。

现在不是老谈什么政府的“公信力”吗？现代社会政府的“公信力”理应源自政府是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而在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似还是奠基在与“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只有程度不同而无本质区别的顺民心态的基础上。而且，最起码我还看不出来，这样的

幼稚、肤浅的国民政治素质何时能够改观，因为，顺民心态的背后是对权力的尊崇，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的投考公务员的大军只是这种“权力情结”的一般性标志，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权力的尊崇是我们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接受的熏陶和影响。卡尔·波普尔说:“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我们要到哪一天才会明白，国家的权力（Power）来源于民众的“权利”（Right），而非相反；权利来源于权力，或者根本无权利可言，是专制时代的重要特征。当年毛泽东貌似很大度地说：“要让人说话嘛！”“说话”而需“让”，这意味着“说话的权利”不是什么“天赋权利”，而是来自权力的赐予，权力既可赐予，也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收回；权力来源于权利，对民众权利的保障是权力的当然之任，而且，“其他什么都不能做”（霍布豪斯语）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权力获得其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与前提。说得通俗点，“权利”是“权力”的主人（人民主权），权利不仅不需尊崇权力，相反，要看护好权力（监督、制衡），防止它忘本、伤人。以与曾荫权唱对台戏出名的香港立法会委员曾钰成说：“市民把我们这些人选进立法会，不是要求我们来管制香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执政党。他是要求我们来看着那个政府，不让这个政府做坏事。”

这些当然都只能算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常识”，然而，我们距离这样的“常识”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