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美国纽约州的绮色佳（Ithaca）镇抛锚，是一件麻烦事，尤其是在炙热的夏日午后，但我的内心却出奇的安静，甚至有一丝自私的窃喜。这个小镇如若不是紧拥康奈尔大学，如若不是曾被胡适一再地提起，就不会给一个中国人带来这么大的兴致。更何况，潮湿的我刚从凯约嘉湖嬉水而过，眼前还是那么一片亮晶晶、蓝滢滢。这不得已的修车等待，仿佛是上天有意的安排，绮色佳与我的生命相约忽然间又延长了两个小时。

然而，我做不出诗。无论是五言的、七言的还是白话的。

不过，有个叫任叔永（鸿隽）的留学生却在此做过一首四言诗。92年前，同样是一个如火烧般的七月，同样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他同样遭遇了耐人寻味的小小事故。与友人泛舟凯约嘉湖，突遇大雨，近岸船翻，所幸人员无伤，受惊吓的程度刚好达到可以作诗的地步。

当《泛湖即事》的长诗寄到纽约时，胡适还沉浸在自己《诗三百篇中‘言’字解》的学术兴奋中。他对诗中“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的句子，怎么看怎么不舒服。遂抄起毛笔写道：“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二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

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了同乡好友，后来《学衡》派的知名学者梅觐庄（光迪）的代抱不平，他说：“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委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

那时的胡适心里正酝酿着“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的大胆想法，一看来信隐隐含有杀气，仗着年少轻狂，也立马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敬。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那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这都是古所没有，而后人所创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这下玩笑开大了。打油诗非但没有博得友人们的潇洒一笑，反而使之深受刺激。梅任诸君相继来信讽曰：“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朋友们无情地宣布了胡适白话诗试验的破产。

早在1915年夏天，曾先后担任过康奈尔大学《留美学生季报》主笔的胡适和任叔永，就常常与留学同窗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钺）聚在一起讨论中国文学问题。“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乱谈出来的，并首次出现在胡适送梅觐庄去哈佛大学的赠别诗中。开始，大家对“文学革命”的提法都很赞成，但当胡适进一步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时，却遭到了激烈地反对，因为这触犯了他们的内心底线，即诗与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小说戏曲是旁门小道。因而他们只欢迎用白话作小说戏曲，却坚决反对用白话作诗。尤其是泛湖倾舟事件之后，已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与康奈尔的朋友们“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热气腾腾地探讨与切磋，最后却落了个不欢而散。

立志“旁逸斜出”，舍大路而进窄门的胡适当然不会服气，他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因而决定，自这个夏末始，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活的语言文字来写白话诗。他把自己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这就是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发生史上的“逼上梁山”记。

92年后凝思这段著名的深奥的复杂的学术争鸣，我简单的大脑里忽然冒了一个不靠谱的泡儿，就是，凯约嘉湖倾舟事件中作出一篇长诗来的为何是任叔永，而不是别人呢？

还是要回到1915年夏天。时年30岁的任叔永正在编辑稿子，忽然发现了一篇署名莎菲的《来因女士传》，讲的是一位美国女子办学的故事。这虽然是一篇译文，但文词斐然，令人读之难忘。于是，任叔永与作者开始了频繁的约稿和通信，并邀请其加入自己主持的科学社。1916年暑假，科学社诸友荡舟凯约嘉湖，除了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这些老朋友，另外一位神秘的新朋友就是莎菲——纽约州瓦萨女子学院历史系的才女陈衡哲。这是任陈二人的首次会面。任叔永50岁时回忆说，“余心仪既久，1916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Ithaca），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任鸿隽《五十自述》）

原来如此。

倾心已久后的首次会面，且戏剧化的泛舟遇雨，终于有机会“挟伞于后、尾追不舍”，做一番护花使者了，当然会有作诗的冲动。更何况，意气风发的同道中人，鼎立支持他主持的科学社，真是春风得意，相对于此后任叔永为科学事业而奔忙的一生来看，这怎么都是最值得回味的浪漫往事，难怪诗篇要洋洋洒洒起来。

其实，笔战结束后，“单身匹马而往”的胡适不是没有惆怅，而是非常惆怅地也写了一首诗。只不过不是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而是纽约湾的赫贞江（Hudson River）。彼时26岁的胡适，吃着自做的午餐，窗外是一大片长林乱草，树梢下蝴蝶翩翩，远衬着苍茫的赫贞江。触景生情的他，想着竟没有一个朋友肯同自己一起到白话文学的王国里探险，不禁感慨万分，遂写下这首《蝴蝶》（最初名为《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已有敏感的读者等不及地要把它当作失恋诗来读了，甚至就此推测，胡适与陈衡哲之间有隐密恋情。后来，胡适在给陈衡哲的《小雨点》作序时，曾再次悲叹自己倡导文学革命的寂寞，却乎说过《蝴蝶》这首诗“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望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写到这里，他笔锋一转，说陈衡哲虽“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

胡适的惆怅果然是针对陈衡哲吗？还是不要捕风捉影。因为泛湖倾舟之时，胡适远在二百英里以外的纽约。他1916年8月写下《蝴蝶》诗， 1917年4月7日才由任叔永陪同，与陈见了第一面，也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惟一的一次见面。其时，胡适早知任叔永在追求陈，而自己的母亲也已经在家乡为他与江冬秀订了婚约。不过，胡陈二人自1916年10月开始通信，尤其是次年“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但这些仅限于编辑与作者之间友朋般的旨趣相投，也是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同志”的佐证之一。

为什么任叔永的诗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他的风华正茂，体验到他的青春悸动？通过回忆录和自传，并不是通过诗，我们才知道了任叔永与陈衡哲四年后结为伉俪，双双回国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教书。

之所以会让人产生上述错觉，除了其他的原因，恐怕还与诗的性质有关。两首诗明显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效果，带给人不同的遐想。

读《泛湖即事》，眉头先是一紧，立刻正襟危坐，要读诗了。“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这十足正宗的古体诗腔儿，一下子把人唬得自卑下去，前辈吟哦江海大风大浪的佳句不曾背过一些，这点古典文学底子怎么配欣赏这么高深的好诗。坚持读完，想像力惨遭打击，大约古人泛舟洋湖的胜景，在不时短路之人的脑里，实在难以影像化罢。

而读《蝴蝶》，非常放松，躺着歪着都不妨碍，心里却说，这哪里是读诗啊，简直是喝孱水的可乐，不断有个小声音在耳边讥笑：这是胡适作得？这难道真是胡适作的？等读完了，心里却缓缓翻上来些许涩涩。毕竟，有一种现代情绪在里面；毕竟，有一种心灵状态在里面。靠着单调的叙述，而不是精巧的一语双关，它笨拙地却是本初地传达出一种人间的孤独情怀。

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心中，总有一个隐约的无法释怀的成见，就是自胡适倡导白话诗以来，我们的语言开始变得乏味、苍白、空洞，再也做不出古代那种典雅工丽的好诗了，大有要向胡适声讨古典诗词没落之史债的意思。胡适不懈的试验白话诗的努力，也被很多人目为垃圾。

其实，胡适只不过是说了些大实话，鼓励你脱去妨碍行路的长衫，拿掉无用的琢镂粉饰，从此不再束手束脚，用最自然的语言表现最朴素的情感而已。

在反对白话诗试验的前辈看来，“尿”这种低俗的愚夫愚妇才会说的污秽之言，岂可入诗国？但是70年后，新锐诗人伊沙就做过这么一首有名的《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帐/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不知前辈们活到现在，读了这首诗，惊喜者会如何惊喜，忿忿者又会如何忿忿。反正，诗歌发展到今天，它的可能性并不像当初担忧的那样不堪，只不过有了更多的人间的声音和姿态罢了。

记得唐宋时代有不少诗人词人以自己的诗词能被歌妓传唱为成功，还出现过白居易念诗给老太太听的佳话。当“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的旋律响在街头，响在练歌房，响在你的心坎儿里的时候，80后以为是小燕子赵薇的代表作，70后以为是刘文正校园民谣系列的经典作品，却少有人知道它出自胡适的“垃圾”白话诗《希望》；当人人都会哼唱《女人花》里的“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时，也少有人知道，它其实出自胡适的“垃圾”白话诗《梦与诗》。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大众喜欢和关心的始终是自己的情感。对白话文学倡导者胡适的无知，恰是对白话诗尝试者胡适的褒奖。快一百年了，坊间对其诗作还在遗忘中流传，这本身就证明了一种生命力，哪怕只是日常而世俗的生命力。

为白话入诗的审美前途担忧，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将之视若洪水猛兽，恐慌诗的王国从此跌入庸人的泥淖，大约的确是太想入非非了罢。因为这样想着的那些人，始终在地上。

由高空向下俯瞰纽约州的手指湖群，波光潋滟，白帆星点，像是仙女涂着银色蔻丹的纤纤玉手，而凯约嘉湖恰是其中最丰润狭长的一支。造物主在天，她不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湖。而当你投入她温润的怀抱，触到那清莹的眼波，吻到那浅浅的笑靥，她又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汪湖。

经过两个小时日光下的翻晒，我那因潮湿而板滞的历史思绪变得干爽飘逸起来。滤去这么多深奥的学理，我看到的是玲珑剔透的手指湖上生命的诗波，就像车前忽然跑过的小鹿、水獭和松鼠一样，那么毛茸茸地的娇嫩着。每一朵脚印仿佛都在起舞，带着原初的机敏，也带着原初的稚拙。

凯约嘉湖水声渐细，车又一路欢歌地奔向前方。

我仍旧做不出诗，却坦然地睡着了。

　　　　　　　　　　　　　2008年7月16日

作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旁客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