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纵论开放中国（二）

鲁开垠

六、扩大开放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

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开放同其他工作一样，只能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展开，以利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早在中国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小平同志在一番亲自视察之后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特区试办的成功大大增强了小平同志对外扩大开放的信心，紧接着在小平同志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不久全面对外开放，海南大特区在小平同志的设想下成为开放的一方热土。

在开放的深度上中国经济在邓小平同志扩大开放思想的指导下，己向纵深方向展开。继区域间逐步开放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广泛发展起来；零售商业、银行业、服务业等行业已向外商开放；引进外资嫁接国有企业、外资收购国有企业产权已成为我国产权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海外企业发展方兴未艾；设立允许外商参与交易的B股，设立更加开放的保税区等等。以上一系列的开放措施体现了小平同志所讲的“闯”的精神，“冒”的精神 。

七、持久开放论：“对外经济开放，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针对外界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看法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多种场合强调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到七十年不会变。”

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可逆转的，这有两大决定性因素：是“我们的路走对了,人们赞成，就变不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这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长期性的根本基础，由此看出小平同志对国情认识的深刻。实践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很显然，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就浅层次看是为改革建立参照系的需要，就深层次看是中国赶上经济发达国家水平的需要。

小平同志的持久开放观点是他对外开放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开放政策延续下去的主要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八、和平开放论：“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

邓小平同志十分清楚和平的世界环境对中国实行开放的重要性。80年代初期，他多次讲过稳定世界局势的战略意义。对于国际上出现的冲突、争端，他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就是由他提出的合作方式的新思想,这一思想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评价，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为中国对外开放局面的打开起着极大的作用。

当今世界虽有冲突和争端，但主流是和平、合作和发展。小平同志一贯主张世界和平，这不仅符合人类进步的最高利益，而且为我国对外开放谋求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小平同志在1985年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就经济角度而言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联系发展问题探讨世界和平,抓住了对外开放的主题，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方向。

九、开放素质论：“关键是提高质量”

开放不仅是速度问题，而且还存在素质问题，如何在加快开放的同时，提高开放的素质意义重大。邓小平同志曾就开发区投资环境、产品质量、企业联合、国际惯例等方面谈到提高开放素质这一问题。

1986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就投资环境问题讲到：“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实际上要求所有对外开放地区、引进外资开发的地区都应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创造有利的软、硬环境”。同年，小平同志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减少外贸逆差时讲到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问题，他指出：“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同时，他还从企业联合的角度，提出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问题，他认为，电子工业、汽车工业不应太分散，这样形成不了经济力量，产品质量上不了档次，他指出汽车工业要想办法组织起来，“可以左邻右舍挂钩，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汽车出口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此外，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上海时谈到开发区要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提高开放素质问题。他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引进外资不再饥不择食，出口产品注重以质取胜,开发区环境日趋完善,外经外贸工作正一步步朝着国际惯例方面靠拢。

十、开放效益论：“ 只要讲效益 , 有什么危险？”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效益问题，认为对外开放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微观效益，又要注重长远利益、宏观效益，要把提高开放效益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落实，这与他的把整个经济工作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

关于对外开放的微观效益问题。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提高利用外资、外智的效率和效益。他认为：“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是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在谈到利用外国智力问题时指出：“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今后“请来之后，应该很发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对开放效益问题的重视程度。

关于对外开放的宏观效益、长期效益问题。小平同志善于用辨证的眼光看待利用外资的得失问题。他认为：“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他进一步指出对外开放“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小平同志的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住利用外资的辩证法，加快引进外资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的开放效益论与开放目的论、开放素质论实际上是互为一体、相互补充的。提高开放素质目的在于提高开放效益，而开放效益的提高是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总体目标和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