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在一定意义上，中小企业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最高层会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力度，赶赴中小企业重镇的沿海地区紧急调研。利好消息随之频频出台。温家宝总理考察广东时强调，对中小企业要从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李克强副总理考察浙江时也强调：各级政府要完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解决具体困难。

中小企业能否突围，是中国经济能否突围的关键，这显然已是高层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正迅速转化为具体措施。7月19日银监会年中工作会议上，刘明康特别指出：要密切关注小企业信贷，革新机制，努力支持符合条件的小企业渡过难关。浙江方面亦宣布，将抢先试点小额贷款，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中小企业久旱逢雨，诚然令人欣慰，但也令人深思。不能不承认，最近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突然变化，正在全面引爆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得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且不谈其他地区中小企业雪崩般的倒闭，即便民营经济最强劲的浙江，中小企业也遭遇大滑坡，而且据专家分析，这种大滑坡还很难判断“何时为底”。中小企业遭受重大损失，中国经济付出重大代价，这已是无可讳言。

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预警机制没能起作用？为什么公共政策的阳光雨露只在一切已经发生了才到来？

公共政策是什么？公共政策就是游戏规则。谁掌握游戏规则，谁就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当下中国，垄断型国企集中的不止是全民财富，更集中了政治、行政和法律方面的优势资源，在公共政策层面往往拥有绝对的话事权。某些垄断型国企，甚至可以单方面制定公共政策乃至是法律法规，使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为自己量身定做。

与垄断型国企的绝对话事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小企业的过度弱势，对公共政策往往只能望天收。公共政策层面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垄断型国企与中小企业发展态势的两极分化。

毫无疑问，执政党对中小企业是高度重视的，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执政党在其纲领性文件中反复承诺要消除体制性障碍，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经济，支持他们做大做强。但这个意图很难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政策。垄断型国企主导的公共政策，不可能尽到以公共的力量平等保护所有合法企业，维持市场基本秩序的天职。缺乏公共保护的中小企业，只好转向私力救济，野蛮生长就成了中小企业的普遍状态，这最大限度地抬升了企业生存成本，以至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得不疾呼：一定要把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想方设法降下来。

显而易见，当下的中小企业之困不单是受困于国际国内的经济变局，更是受困于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垄断型国企大权独揽而中小企业无缘问津的传统政策制定机制，其派生的公共政策必然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小企业，而最大限度地助长垄断型国企跑马圈地。当下的中小企业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政策制定机制的危机，它意味着传统政策制定机制走到尽头，是到脱胎换骨的时候了。中小企业作为政策相对方，不应再游离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之外；而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作为“中国制造”的真正创造者，中小企业有权利、有资格，更有力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诚然是当务之急。但加大应该是从授人以渔的角度而不是单纯的授人以鱼。总之，善待中小企业，当从改革政策制定机制做起，从打通中小企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通道做起，从强化中小企业的话事权做起。只有当中小企业能够真正终结野蛮生长，能够自由地言说，平等地参与，那么中小企业每个变化的趋势，就都容易被捕捉，都容易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走向，也就不难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又何至于经济的警讯一再被忽视，最佳治理时机一再被错过，积久成寒而至冰冻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