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手段严控贷款总额扭曲经济

新京报：有评论称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形势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复杂最困难的一年，你怎么看？

陈志武：目前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或者说已真实发生。美国的次贷危机冲击他国，全球物价普遍上涨。国内积累多年的通货膨胀压力集中体现。但和10年前那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相比，这次面临的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

新京报：近期，高层领导陆续到沿海调研制造业的情况，你如何理解当前这些制造业面临的困境？

陈志武：人民币不断升值给沿海企业和国内的制造企业带来了困难。汇改近三年来人民币升值超过了20%，但同时，中国的出口水平仍然按照20%以上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出口贸易并没有因为人民币的升值而萎缩。沿海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从长远看并不是一件坏事，可以借机实现转型。

新京报：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陈志武：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太慢，导致大量热钱冲击中国，使得流动性过剩，进而加剧了通货膨胀。为支持人民币小幅升值，央行调息的幅度很小，以至于目前出现了负利率。当利率是负的时候，大家都想向银行借钱，央行通过行政手段严控贷款总额，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但结果会带来整个经济的扭曲。

过去这些年，每年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贷款和其他投资，远远超过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效率低而又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反而得到更多资金的支持，而那些真正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成了紧缩货币政策的牺牲品。与此同时，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紧收不放，这些因素给沿海制造企业带来了压力，导致其倒闭。

应一视同仁地给各个行业减税

新京报：对此，你有哪些政策建议？

陈志武：财政政策方面，要一视同仁地给各个行业减税，包括给老百姓减税。在货币政策方面，让利率水平和通胀持平，或者高过通胀，调整为正利率。不应当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总贷款额，应当通过利率手段控制信贷，一致性地限制和约束企业的贷款行为，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以此来控制信贷总量。

新京报：抑制通胀是目前宏观调控的第一要务，你认为治本之道是什么？

陈志武：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胀和热钱百分之百相关，热钱又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所以抑制通胀压力的根本办法就是尽快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在堵住不顾一切冲进中国热钱的路的同时要放开热钱进出的渠道，让汇率的浮动由市场交易情况和供求关系来定。这样的话，使人民币的升值预期降为零，热钱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消失了，通胀的压力也会减轻了。

监管部门不必管理股市指数

新京报：近期股市持续暴跌，很多股民指责证监会监管不利、权责不清，你怎么看？

陈志武：股市低迷时，监管层等其他部门一方面会通过讲话或在三大报发社论，通过言论鼓动大家进入股市；另一方面，监管层通过很多手法控制和管理股票供给。最典型的就是IPO、再融资和增发的审批，及对基金发行的审批。此外，监管层还会根据需要随时召集基金公司和机构，给其打气，让其托市或者授意其不要买卖得太多等。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股市的水平由监管部门一手操控，既然证监会有此权利，那么他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受到指责是有道理的。

新京报：中国的金融市场引入了一些衍生品，例如认沽权证，但结果并不理想，你怎么看？

陈志武：这个都是监管层造成的。因为像招行、南航等认沽权证，完全是由监管层控制供给的。去年7月在上海开会时，有个证券公司董事长告诉我，他们公司那天被批准可以发售两个亿的招行认沽权证。这等于是监管层批准让券商印钱。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卖空的。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卖空的话，在认沽权证价格高得离谱时，谁都可以创造新的供给量，这样自然可以把价格压下去。但在国内，其他人只能看着，只有买入的权利没有卖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变得很畸形。

新京报：那么证监会到底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陈志武：证监会的角色应当是对市场进行监管，而不是管理股市指数的水平。证监会要做的是保证股市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散户、机构、券商、基金等)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证监会真正要管的是制定公平的监管规则，制造公平的市场秩序，打击机构非法操纵价格、上市公司管理层内部交易等问题。至于大家是买多了买少了还是卖多了卖少了，都是投资者自己决定和把握的事情，和证监会没关系，不是证监会该管的范围。

出口型经济模式不再有可持续性

新京报：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路径是什么？

陈志武：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越艰巨，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转型就显得越迫切。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才是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最好方法。

新京报：具体怎么理解？

陈志武：去年年底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拥有约76%，民间占24%。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性财富升值中，政府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3倍。这种财富结构，决定了财富增值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实际上，国家的“可支配收入”不只是这些，还有财政税收，去年预算内财政税收为5.1万亿元，假如今年还以30%的速度增长，会升至6.5万亿元。这样，今年国家的资产增值加财政税收，等于15.3万亿元。

新京报：这样持续下去会产生什么问题？

陈志武：如果由国家掌握社会主要的资源、资产和财富，同时也主要由国家来独享这些资源的分配，把税收都交给政府的话，最后只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经济决策、消费决策、投资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会弱化民间经济决策的控制权。这样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让中国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因为消费是民间的消费，百姓首先要先掌握财富才会进行消费。依靠投资同时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过去可以，但是在未来不具有可持续性。

新京报：能举例吗？

陈志武：假设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大的需求。

新京报：怎么看下一个30年？

陈志武：30年是个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中国来说，过去因为技术落后，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对各地的影响力度非常有限，如今金融体系等调动资源的能力前所未有，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后，一个很小的差错对人们的影响，都会被放大到最坏的程度。如果这时对权力还没有制约的话，会很危险，从这个角度讲，30年是个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