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人师

——有感于知寒先生教怎样做人

苏位智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 · 卢诞传》），此乃两者相较而言。实际上选求授业解惑之称职“经师”已属不易，寻觅传德立志之上乘“人师”更为困难。知寒先生可谓两者兼备矣！由于机遇和专业之缘，笔者有幸面聆恩师教诲长达20年；受益内涵，“人师”大于“经师”。

（一）

1978年秋天，受益于邓小平恢复高考决策的第二批学子跨入高校大门，其中112名考取久负盛誉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87名，考古专业25名）。几乎与此同时，张知寒先生长达20年的沉冤得以昭雪，与潘群先生双双调回山大，1980年5月分别担任78级考古专业和历史专业的班主任。相近的经历、人品和事业，使张、潘两恩师亲如兄弟，名有专业之分，实则融为一体，师生之谊由此开始。每每回味这段时光，78级同学感到遗憾的，是未能系统聆听知寒先生讲授的历史文选课程；然而非常有幸的，是得以全时段地面授其关于如何做人的教育。77、78两级同学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情况比较复杂，78级尤甚。不论学生的政治、经济、思想、学业、伦理、意志、感情、品德、言行、社交……先生无事不施教；不论学生的性别、年龄（大小相差15岁）、出身（家庭涉“政治问题”者占相当比例）、婚否（已婚者占36%）、来源（城市或农村，本省或外省）……先生无人不关心。78级在读本科期间。两位恩师一直住单身宿舍，吃学生食堂（张师母几经周折至1982年底才调进山大；潘师母在南京工作，只能短期来济探亲）。特殊的条件与环境，进一步促就难忘的历史与情愫。除备课、授课、开会之外，两位恩师几乎全都与学生在一起。教室、宿舍、食堂、校园，无处不见恩师与学生促膝谈心的身影；清晨、中午、夜晚、假期，无时不闻恩师对学生倾心叮咛的话语。令人最为感动的是毕业前夕的师生话别，几个昼夜几个昼夜灯火不息……面视一个个相处千日的学子，先生感慨无限——“十指连心，咬咬哪一个都心痛啊！”仰望两位熬红了眼睛的先生，百余学生激荡共同心声——张师、潘师都是我们的班主任；恩师之教，胜于父亲！

1982年本科毕业，历史系同届留校工作的同学6名（历史专业4名、考古专业2名），考取本校硕士研究生的同学10名（历史专业8名、考古专业2名）。16名同学有幸与张、潘两恩师在同一校园中又生活了3年。这是我们近距离继续接受恩师教益的3年，是耳闻目睹恩师以不同方式继续给离校同学以教诲并对低年级同学施予同样教育的3年。其间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在此仅提一段知寒先生首倡、笔者参与实施的师生友谊佳话。潘群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无人不赞佩；对于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在济南生活多年，竟然在解放桥回不了山东大学；师母为其准备好的衣物，还时常穿反季节；至于吃饭，更是早一餐，晚一餐，饥一顿，饱一顿。因此，他的衣、食、住、行便成了历史系师生共同关心的问题。1978至1982年，对潘群先生的生活照顾，以同住单身宿舍、朝夕相处的知寒先生为主，其他师长和学生为辅。1982年底张师母调来山大，知寒先生结束单身生活，其他师长和学生的情况亦多有变化，上述模式无法持续。知寒先生就交给我一个任务，与在读研究生商议一个切实可行的照顾潘师的新方法。我与同学们一说，大家一致赞成，根据每人的的课程表排出一个照顾潘师的值班表。这样，既不影响同学们上课，又可避免出现照顾潘师的重复或空档。这份值班表我们仍保留着，看笔迹是齐涛写的。周一至周六（当时只休星期天）的值班同学，依次是邱克、齐涛、董天佳、朱亚非、翁惠明和陶飞亚。星期天是潘师照旧到知寒先生家吃饭的时间。这种模式一时传为美谈，其实质是学生们感知并学习知寒先生尊师待人教诲的一项实践行动。

1984至1988年，我到济南军区任理论教员并兼授山大课程。1988年10月，因档案管理学专业需要加强我重回山大执教。同年底知寒先生退休，以7平方米简陋书屋为基地，开始其弘扬墨学的征程。从1984至1998年先生仙逝的14年间，我坚持不定期地登门看望知寒先生，一方面汇报他所关心的同学们的情况，更重要是当面聆听恩师的教诲。周期，少则一礼拜，多则几个月；每次，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我们师生有一个约定：不带礼物，也不吃饭。在交谈中，他始终关心每一位同学的家庭、生活、健康、学习、工作、进步；在交谈中。我更了解他的历史，更敬仰他的为人，更理解他的抱负，更认识了这位当代墨子的不平凡！

（二）

回顾20年知寒先生对我们的“人师”之教，内容非常丰富，几达“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宋书 · 江智渊传》）之境。现将同学们感受至深之要端，略陈如下。

其一，国家、人民。先生坚信爱国忧民乃为人之本，故对每届学生必讲“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唐 · 韩愈《送许郢州序》）、“位卑未敢忘忧国”（宋 · 陆游《病起书怀》），必讲“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 · 梁惠王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 ∙ 范仲淹《岳阳楼记》）。

其二，伦理道义。先生视此为立人之基，故对学生常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 ∙ 大学》、“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明 ∙ 王守仁《传习录》上），常讲“万事莫贵于义”（《墨子 ∙ 贵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 ∙ 子道》））。

其三，意志情感。先生视此为自我修行之要素。他教育学生树雄心、立大志，常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 子罕》载孔子语）、“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宋 ∙ 苏轼《晁错论》）；他教育学生不畏难，永奋进，常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 乾》）、“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唐 ∙ 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漼》）；他教育学生明爱憎，辩是非，常讲“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 ∙ 兼爱下》）、“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 ∙ 修身》）；他教育学生重爱情，莫思迁，常讲“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汉 ∙ 乐府古辞《白头吟》）、“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南朝 · 吴声歌曲《子夜歌》）。

其四，品质德行。先生视此为自我修行之又一要素。他教育学生扬善抑恶，常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 · 颜渊》载孔子语）、“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唐 · 吴兢《贞观政要 · 任贤》王珪语）；他教育学生明辩公私，常讲“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 · 修务训》）、“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 · 坊记》）；他教育学生忠信不二，常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 · 为政》载孔子语）、“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 · 枢言》）；他教育学生刚强正直，常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 公孙丑上》）、“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贼也”（汉 · 桓宽《盐铁论 · 国疾》）；他教育学生遵循正道，常讲“守正之心，疾恶不惧”（唐 · 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宋 · 苏洵《用间》）；他教育学生尚节贵操，常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 滕文公下》）、“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而改节”（《孔子家语 · 在厄》）；他教育学生倡谦防骄，常讲“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 大禹谟》）、“无猖狂以自彰，当阴沉以自深”（唐 · 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他教育学生重勤轻惰，常讲“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尚书 · 君陈》）、“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宋 · 欧阳修《伶官传序》）；他教育学生崇俭抑奢，常讲“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 · 述而》载孔子语）、“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慎子》外篇）；他教育学生废贪立廉，常讲“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汉 · 韩婴《韩诗外传》卷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宋 · 包拯《乞不用赃吏》）；他教育学生注重修身，常讲“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 · 告子下》），并明示应对“温、良、恭、俭、让”（《论语 · 学而》）赋予新时代内容而用之；他教育学生注意改过，常讲“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 宣公二年》载士会语）、“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 · 卫灵公》载孔子语）。

其五，社会交往。先生视此为对待他人之必备素质。他教育学生学会知人，常讲“知人则哲”（《尚书 · 皋陶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 · 学而》载孔子语）；他教育学生尽心处世，常讲“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 · 尽心上》），倡导“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战国楚 · 屈原《九章 · 橘颂》）；他教育学生谨慎交友，常讲“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 · 季氏》载孔子语）、“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 · 山木》）；他教育学生以诚待人，常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服人以诚不以言”（宋 · 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三）

以上所述，仅为知寒先生“人师”教诲之点滴，难以反映其全部。然而，内容殷繁，绝非无章可循。静心思之，其至少蕴含如下特征。

其一，传统文化为教义。以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是山东大学的一大亮点。知寒先生是其先行实践者之一，极富特色。首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是全方位的。不错，知寒先生晚年主攻墨学。但是，其墨学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乃至世界传统文化全面了解掌握基础之上的。他为本科生、研究生主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中国文献学等课程以及对学生的“人师”教育都是佐证。他并非独尊“墨术”，而是诸家共举。其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是“取其精华”的。知寒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实事求是，“除其糟粕，取其精华”是非常科学的办法。他以此种世界观、方法论严格指导自己的实践，对“人师”教育更为突出。再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是言必有据的。由于知寒先生对中国经典文献的掌握已达到炉火纯青、如数家珍的程度，加之其出神入化、口若悬河的表达能力，因此其“人师”教育尽管多在非课堂场所，但口出箴言名句定能查到出处。凡有存疑查核者，无不感佩倍增。

其二，言传身教融一体。将言传和身教融为一体以增强说服力，是知寒先生实施“人师”之教的又一显著特征。凡是对学生说的，他都在实践中努力去做，甚至做到极致。比如，他经历几度危难仍坚定不移投身革命、面临长期厄运却不图索取为民治病，便是对“爱国忧民”信念的最好行动。又比如，他勇斗癌魔十年弘墨的惊世之举，恰是对“树雄心”、“永奋进”励志寄语和“摩顶放踵利天下”处世哲学的绝妙注脚。再比如，他在善恶、公私、忠信、刚直、守正、节操、谦谨、勤俭、廉洁、修身、改过诸方面的表率举止，则足以证明先生是一位力图将优秀品德集一身之实践者。

其三，“人师”理念鉴古今。将历史与与现实融会贯通以提高准确度，是知寒先生实施“人师”之教的再一显著特征。首先，他非常明白“教人”与“授业”的辩证关系，既强调“教人”重于“授业”，又强调“立德”与“立业”必须紧密结合。不难看出，先生的这种理念与“又红又专”口号和“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针是多么一脉相承。其次，他十分推崇并一贯坚持点面结合、因人施教的方法，总是在开展共性教育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类（包括单个人）教育。显而易见，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再次，他极为注重并终生遵循一视同仁、有教无类的准则。正如先生经常所说的，“不讲门第尊卑，不论智商高低，我们的责任是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培育成才”，“生不教，师之过”，“假如这个学生是你的孩子，你该怎么办？”……

呜呼！难得的新时代“人师”典范，绝对无愧于“全国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