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日，中国银行发行了一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通，可与外币兑换的特殊人民币凭证，也就是外汇券。在当时，这个东西的用处可大了，可以靠它买到许多凭人民币买不到的商品。我还记得，在糖酒公司的外汇券专柜里，有五粮液、中华香烟等普通柜台上没有的紧俏商品，据说，这是为了换取宝贵的外汇。但很快，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外汇券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用境内紧俏商品换取外汇，而变成了用外汇券购买境外紧俏商品。一时间，外汇券成为特权的象征，除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士用外币兑换，就只有通过特权才能搞到外汇券，也才能通过它接触到某些东西，比如外国香烟和原装家电。

不过，商品经济也在此时开始蔓延，特权很快就被标上了价格，“黄牛”们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展开了用人民币去换外汇券的“业务”——黑市价格大概是1块2人民币兑换1块钱外汇卷。很快，特权被行情所取代，不再那么牛逼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逐渐活跃，商品日见丰富，必须依靠外汇券购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到了1995年1月1日，外汇券彻底停止了流通，如今，只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记录和见证，成为了一种收藏品。

外汇券诞生于1980年这个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年，从最初的特权地位，到沦为交易买卖的特殊利益载体，最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其间折射的正是中国普通商品市场与国际接轨交融的过程。与普通商品相比，境外媒体进入中国，也有类似的过程：在最早，接触境外媒体需要相当高的行政级别，基本与普通百姓无缘，有点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特供制度；后来，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在涉外酒店等场所开辟专区，放行一些经过审查批准的境外报刊，允许一些境外电视台落地，以专供境外人士，这类似于用商品换外汇的初衷，后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涉外场所也大多对境内公民营业，尽管进入涉外场所的消费比较高，阅读境外报刊或收看境外电视也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但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还是可获得的，这又相当于黑市交换外汇券的时期。

此次奥运期间，在奥林匹克核心建立了8个奥运会书报亭，允许销售包括世界主要新闻类和体育类报刊在内的约100种原版境外报刊，此外，奥运书报亭还提供近千种的中外图书，其中约一半为进口图书。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突破，但如果了解了上述过程，则可以大致判断，这项措施依旧属于“外汇卷”范畴：依旧是经过挑选的名单，在特定场所进行销售。这和在涉外酒店购买境外报刊、收看境外电视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的突破可能是相比涉外酒店这样的场所来说，报刊亭更具有公共属性。但是，这个措施只延续到9月24日为止，更像是一个特定的公共关系策略，而不是什么制度上的突破。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肯定这样的尝试，因为我相信，在普通商品身上发生的故事，一样会发生在媒体产品之上。外汇券最终会取消，既因为外国商品的大举进入，也因为中国商品的极大丰富， 最重要的，则是因为中外商品的水平日益接近，或者说相互替代性的增强。近年来，这一过程也在媒体领域近似重复，一方面是境外媒体沿着各种渠道——合作、引进、网络——的大举进入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媒体发展——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影视新媒体——也来势凶猛，最后，全球化尤其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交往增进，也使得中国本土媒体的视野和水准与境外更加接近，比如，此次允许发售的联合早报上，就有不少境内人士的专栏文章，而许多的境外报刊，其网站早已经是众多大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但是，如果想让境外媒体彻底告别外汇券时代，水平之接近仅仅是条件之一。曾几何时，由于严密的新闻纪律，许多新闻事件反倒要通过境外出口转内销，境外反成为了了解境内真相的渠道，也因此，境外报刊就成为了新闻纪律的敌人，而必须加以限制，这或许就是媒体产品与国际接轨交融相对普通商品滞后许多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要想让媒体的外汇券时代彻底过去，尚取决于国内新闻环境的变迁，取决于用新闻立法取代新闻纪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