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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9日,“《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下文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发表演讲
陈志武:既然说到思想解放,先把大家解放一下(笑)。我就讲思想解放的问题。目前很热,特别是在广东。另外一些热门的话题就是通货膨胀,今天的主题之一。还有油价上涨,所谓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另外跟这个热门的话题相关联的一本书也很热,大家都把油价上涨、资源上涨、粮价上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阴谋,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我今天更多的也想去讲一个很冷门的话题,也是按照刚才樊纲先生讲的,说是一个老的话题,私有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土地,是不是要私有化?为什么到今天除了体制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瓶颈口的问题,进一步私有化也是一个同样的瓶颈口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冷门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谈了这么多年,私有化,国有企业怎么怎么样,为什么要民营化?私有化。到今天经济增长非常快,继续是很快,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个私有化?对下一步的中国经济增长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些热门的转型的话题,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型,怎么样把中国经济从重化工业转移到产业结构上更多的偏重于轻化工业或者是服务业。再一个刚才张教授也讲到以前是跟政府,在政府里面的权利和地位决定了这种个人的权利,在过去30年,正在转变成为,就是根据私人财产权利所延伸出来的这些权利。在我看来,很多的一些问题,一些转型最后的关键就跟现在的这些,剩下的这些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是能够可以平分到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上,这个关键度非常大。当然这是一个老话题,所以我少说一点。我会觉得在目前,尽管这是一个很冷的话题,但是实际上对下一步的改革可能非常非常关键。
第一,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以前说国有企业,企业之所以要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在资本的使用效率上,资源的使用效率上很低,能够带来的投资回报,创造的经济机会很少,当然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到今天,随着中国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工业生产产能已经非常过剩的前提之下,再进一步把这么多的,通过我的计算的话,75%、76%的中国社会的资源,资产性财富继续还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而只有24%左右,就是1/4左右的资产型财富掌握在民间手里。当然与此同时,最近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据说今年是在30%到50%左右的速度,相对去年要继续增长这么多,去年国家财政收入是增长了31%,那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长那么快,一个是收入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配置越来越往政府的手里转移,另一方面,是资产型财富3/4掌握在国家手里,1/4在民间手里,这样很容易带来一个,我们经济学上讲到消费预算模型,这个消费预算模型里面,我们通常说在私有制的经济之下,一般对人可以花费钱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自己劳动收入增长的这个渠道,还有一个资产升值的渠道。当然一个国家3/4的财产,产权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而不是在民间的手里面的话,那我们平时说到的消费预算这个方程式,这个约束条件里面,在中国的民间,消费预算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产型财富增值的内容,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我们收入增加很多,同时让土地也升值很多,但是3/4都在国家手里,只有1/4分配在民间的手里,收入和财富增长那么高的 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像一下,这些收入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这个决策权,这些花费权,重新配置权3/4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国家的主要生产型资源和收入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面的时候,由此所产生的需求结构,我讲的需求结构是,比如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这方面的需求,这个之间的配置关系,在需求结构上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偏重工业性产品。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政府来花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最后花的对象主要是做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这些投资在过去30年的贡献很大,因为今天这些高速公路主要的交通运输、网络,还有这么大的大楼,还有工业基地,在过去30年的必要性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到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再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的消费决策和投资的这个权利之后,只会进一步把中国的资源往工业上靠,而不是往根本性的消费。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资源,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的话,我们这些资源主要由政府控制,收入主要由政府控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经济对于工业化的投资的需求肯定会更高,消费需求相对会更低。比如当年的苏联和过去中国的50几年的经验基本都证明这一点,国有的经济、计划经济更多的偏重重化工业,特别是军工和重工业,会忽视掉跟民生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相比之下如果财产是掌握在老百姓的手里面的话,收入也有老百姓支配的话,最后老百姓花钱的时候,更多的会跟自己的生活有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轻工业产品和服务业带来的需求只会更高。换句话说,今天因为国有制的结构这个安排之下,偏差之下,一点都不奇怪,中国只能够依靠出口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内需,因为国有制和国家占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的事实,使得民间的需求可能掌握得太快,要实现这种转型,我觉得要把国有资产通过私有化的这种形式给13亿中国人,每个人分同样多的财产权,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财富增值还回到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预算的这个里面去,这样一来可以让我们每天花的钱除了工资的收入以外,也可以更多的增加财富增值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想像一下,由此带来的内需的增长可以从根本上让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这些年,更好的对付目前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这个苗头,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带来挑战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内需增长会从根本上帮助和加快中国的经济在出口和内需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型。
第二个产业结构上面,也因为这一种私有化的改革,也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总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视,资源依赖性,这样一来,只要中国的经济一增长,那么对于全球的油价和其他的方方面面的资源价格都会带来很大的上涨的压力。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通过私有化,能够发生根本的转型,从现代重化工业转型到更轻的话,也会对资源消耗的程度,和对环境污染所能够带来的负荷,都会有所减轻。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我说到张维迎教授讲到的,有一点很简单,当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拥有财产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过去在推《物权法》,对私人财产保护,为什么得到应该有的保护?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不是太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私有化让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些基本的财产,这样可以在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中,老百姓中间,大家都有更多的财产。张教授讲到的这个基数可以一夜之间扩大很大。最后我要补充一下,以前我们任何人讲到俄罗斯或者东欧改革的做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俄罗斯不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吗?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个大的话题,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当年俄罗斯又没有股票交易的经验,又没有股市交易的监管架构。另一方面更没有开放基金运作的经验,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有了18年的股票交易和监管方面的经验,但做的还是非常的不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当年的东欧国家来说,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讲,我85年从国防科大毕业,留校工作一年,那一年每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一部分去买国债,国库券,我拿到了以后我马上给了我哥哥,反正是废纸一张有什么价值?在8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要做这种私有化、票据、股份的形式,跟大家分这么多的话,很多的中国人可能拿过来以后,马上就把这些有价证券当成废纸,随便扔了,当然我说一方面是中国的股市泡沫现在这么高,把出租车司机和任何人都卷入到了股市,另一方面的好处就是什么呢?给大家发这些国有化基金的股份的时候,不再会像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也不再像当年80年代的中国,大家把有价证券会当成废纸,更何况今天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个多亿的基金账户,1个亿的基金账户跟操作13个亿人口为基础的私有化基金的票据的交易,从操作层面上来说,难度这个差别不是太多。最后我补充一下,大家都把俄罗斯和东欧私有化的失败或者是不成功归结到人均一份的上面,我个人觉得这只是当时做法的一个手段,但是本质的问题更多的是在其他方面,刚才樊纲教授也讲到了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任何东西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关键看你怎么用。另外我还补充一点货币和战争这个书,原来我没想到,去年暑假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意识到在中国这个书的毒害那么深,这么多人认同,1月份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超市里面也有,我去上海讲课的时候,也还有人问到,我在想怎么毒害这么深?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跟我们原来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一个社会有没有富人和穷人?从上往下看,当然会有,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阶级的划分,然后就是,不去问,做一些建设性的了解。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陈志武教授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经济学、市场制度及其形成发展史、资本市场、金融史、证券投资管理、证券法的运作、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市场与定价、债券市场与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等方面。他所教授课程包括金融理论,金融经济学,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和期权市场,投资学--理论与实践,期权与期货市场,对冲基金管理策略,新兴市场。<br>
另外,陈志武教授还积极将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于1998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证券市场上的多空对冲交易。<br>
陈志武被认为是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的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他经常是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的撰稿人,陈志武博士著作颇丰,著作内容含盖世界金融发展史、证券市场史、新闻媒体与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及其制度机制、经济发展理论、金融与文化、股票定价、债券定价、期权定价、资产组合管理、外汇市场、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管理,以及对冲基金策略。<br>
陈志武的著作经常被《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财富》、《旧金山年鉴》、《海峡时报》、《商业周刊》、《金融时报》、《Barrons在线》、《Money杂志》、《Bloomberg个人财富杂志》、《首席财务官杂志》、《在线投资者》所刊登或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内财经界的注意,《财经》杂志、《新财富》、《经济观察报》、《证券市场周刊》、《中国企业家》、《商务评论》、《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南风窗》、《信报》、《南华早报》等刊登了其多篇文章。其他多家媒体也报道过他的观点或研究。<br>
因其学术成果,他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如1994年其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默顿·米勒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教授命名的奖项),而其论文“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另外,陈志武教授还于1999年获聘环太平洋资本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耶鲁大学研究员,1999年陈志武教授还获得Pacesetter研究奖。<br>
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应邀在多所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学术会议以及商业性会议作报告,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UCLA、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等多所大学和美国金融学会、欧洲金融学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等,以及中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知名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举办过专场演讲。<br>
陈志武教授还是世界多家著名经济类学术杂志的编辑、学术顾问或特约审稿人,如《经济理论学报》、《经济和金融杂志》、《金融和计量分析》、《环太平洋金融》、《实证金融》、《金融研究》、《美国经济评论》、《金融经济学》、《数理金融》、《货币金融学》、《美国统计学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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