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司机遭抢撞匪”事件在网上舆论鼎沸，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撞得好！”因为不久前我在广东遭飞车贼抢劫时，乃是徒步街头，当时就想，若是开车就好了，我会毫不犹豫飞车追奔，管他后果如何，撞了再说，虽然包包里仅有数千元和若干重要证件——那绝对是本能的反应。因为事实告诉我们，报警基本是徒劳的，一则劫案频频难以顾及，二则线索不明难以破案。可不，几个月过去了，警方那里没有任何“佳音”传来，这是意料之中的。

自我分析：从人的本性出发，大抵对于加害自己的罪犯，我们都是会反抗的，如果放弃反抗，一定有万不得已的理由。怎么反抗才是适当和正当的？大道理人人会说，诸如不宜“以暴易暴”之类。但是大道理应该服从“合理的人性”。什么是“合理的人性”？我以为就是面对刑事犯罪的“以暴制暴”——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们的司法实践是存在问题的，客观上剥夺了良民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有网民举例说，当匪徒还只是以语言威胁时，如果我马上到路边拿了根木棒，先下手为强，把匪徒的脑袋给砸坏了，匪徒顶多不过算是流氓，拘留了事，我则成了伤害或杀人。由于这样，良民就被置于侵害与防卫关系中的弱者地位，处于弱者地位的良民怎么还能有胆量选择防卫呢？如此“厚歹徒薄良民”，社会风气怎不败坏？为什么偶然挺身阻止匪徒的人都会倒在血泊中呢？因为相比歹徒肆无忌惮，英雄则畏首畏尾，因为英雄很怕主动出手击伤或杀死匪徒，那样很可能会犯下伤害罪乃至杀人罪。周围群众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不敢加以援手，只能压抑住心中的勇气。如果群众的权利只能是“扭送”匪徒，而不是“消灭”匪徒，群众是不会有勇气出手相援的。

诚哉斯言！在社会风气如此堪忧的情况下，面对歹徒的“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只会助长罪犯的嚣张气焰，灭自己的威风。何况，《刑法》给了我们足够的保护，只是我们“解释”时常常陷于机械的教条主义，让良民受尽委屈。《刑法》第二十条中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当良民遭到匪徒暴力威胁和侵害时，拥有无限度防卫权利，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和任何方式“消灭”匪徒。即使匪徒在得手后逃跑之中，由于当事人仍在承受抢劫贼人的不法侵害，追击应视为正当防卫其中一部分，这是公民理应享用的“追捕权”。

在大部分情形下，我是反感“防卫过度”说法的。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其行为充满变数，起初可能是劫色，后来就发展成劫财，遭遇反抗就变成了劫命。任何一个良民，此时都是处于弱势地位。能够有效反抗，已经上上大吉，怎能苛求其行为的“恰当”？良民对匪徒的防卫和出击，是正义对邪恶的斗争，通常情况下，都是“恰当”的。那位女司机若不撞人，又如何拿回自己的合法财物？如此“以暴制暴”，自当鼓励乃至奖励。现在女司机“聪明”地说，她是不想撞死人的，只想夺回自己的财务。由此“动机”出发，似乎不应加罪。我倒是要追问一句，倘若女司机说，“我当时恨不得把他们撞死，哪怕钱夺不回来，出这口恶气我都会驾车追击！”司法又该如何发落？不怕读者说我法盲，我就持有这种想法——钱追不回来还不是大事，放过劫匪才是大事。只要有可能，我是一定会猛撞劫匪的，哪怕知道会把他撞到阎罗王那里……

在需要血性的场合要求理性，这是很不人道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腰疼的人你遭劫一次看看，保不准比咱还义愤填膺！如同那位某省作协副主席“讴歌灾难”一样，灾民扒了他的皮的心思都有！所以，我特别为改判4年的辽宁的哥和被判3年半的湖南的哥鸣不平！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像广州许霆案的连锁反应一般，最终走出“同案不同罪”的阴影，成为正当防卫的好汉，而不是加刑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