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华社的《瞭望》周刊、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于贵州瓮安县“6·28”事件的深入报道，将各方目击者描述的事件细节及多年的亲身感受拼合起来，我们已经可以做出比较清晰的判断。

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导致了当地官民关系、警民关系的尖锐对立，这绝不是骂几声“刁民”或归咎于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煽动所能消弭的。贵州省领导引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古老的政治格言告诫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说到了问题的根源。

6年前被调来镇守此地的贵州警界标兵、事件发生后被免职的瓮安县公安局长申贵荣，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为什么对公安充满仇恨？”之问时，借酒壮胆吐真言：“我计算过，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也就是说，群众的不满是基于利益冲突的，警方实际上充当了代地方政府受过的替罪羊。一些地方的执政者，一有情况就让警察去弹压，却“忘”了最根本的一面：“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也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点。少女李树芬停尸河边那么多天传言纷纷，县有关领导没有当回事去关心；呐喊“申冤”的人聚集在公安局大厅前，4个小时也没有县领导出面疏导；只有在群众面前强硬惯了的警察，一把扯过两个初中生举着的白色横幅，用警棍将他们驱赶……只知用专政手段对付人民群众怎么能不失人心？正应了《书经》上的警世恒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也正是在群众难以讨到公道，不敢讲真话，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帮会势力、黑恶势力才像毒蘑菇一样有了繁育生长的条件。

一名学生对中新社记者介绍，加入帮会不仅是差生和男生的“专利”。在瓮安，要想安心学习，不为人欺，也必须要加入帮会寻求“靠山”，女生也是如此。帮派成员并非仅活跃在学生间，这仅仅是帮派的最底层。据一位曾投资开矿的当地人介绍，在“金字塔形的结构”的上端，黑恶势力或隐性或张扬于矿区，甚至与公权相勾结，以谋取利益，“如果不接受帮派的条件，一些矿很难开下去。”其条件包括收取保护费；或者控制矿石的外卖，或者在矿企里享有干股等等，有些帮派成员则自己开矿。申贵荣也说：警方内部有人与黑帮有纠结，比如组织抓赌时警察未到赌徒已跑。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说，有的干部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

黑帮恰似地震云，它们如果笼罩了百姓的生存空间，那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征兆。文史学者王学泰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游民社会和江湖文化，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揭示了当代农民维权领袖产生的根源和地下教会的兴起，他们的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近现代史学者叶曙明的新著《大国的迷失》第一部所讲的，帮会组织150多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清朝湘军中昼则跪拜营官、百长，夜则帮会头目升座，这种状况到武昌起义时的新军中犹然……

古代帮会最早的根源在于，政权和绅权有治理不到的地方。靠族权维护地方平安，而小姓、小族受到大姓、大族欺压时，就通过异姓结盟来互相救助(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组织则源于土著与客家人之争)。人是社会动物，需要有归属，有难希望有人扶助，遇不平要找人“摆平”。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提供公正、安全等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秩序。正不压邪，政府当作为时不作为，不当作为时难作为，就必然给黑社会提供发展的机会。哪里帮会林立、黑势力当道，哪里就迟早要出乱子。

申贵荣说：“我们在全州第一家成立打黑除恶办公室，局里调来一批尖子组织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起先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打掉了一些团伙，但到后来，遇到玉山帮这个团伙，我们明显感觉力不从心了。”他为什么会力不从心？这个问题肯定比公安自身的问题更大，相信进一步的追查可以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