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竞争力，绝非自“低人权”


本月《南风窗》发有秦晖访谈录，谈及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奇迹”，秦晖将其归结为“低人权优势”。意思是，中国国际商品竞争力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而这个低廉是因人权状态恶劣所成。以其文中所言，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来自政治制度的“后发劣势”，所以中国经济看起来挺成功，但以严重的人权状态为支付成本的。

不知道秦晖是否意识到这个逻辑还可以反向观察，若人权第一的话，劳动力成本当然就会高昂，从而不具国际竞争力呢？两个案例可以否定秦晖的逻辑，其一是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而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权状态，为中国至今所不能比；另一个是缅甸，人权状态极为恶劣，但人们至今看不出如此恶劣的政治统治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至今依然不能说中国已经是高度工业化社会，其城市化的程度也依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毫无疑问的是，过去三十年中，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比照三十年前，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市场化的自由经济状态。所谓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几乎都是非国有经济的创造，并非政府自身政治努力的结果。

比照西方，抑或比照自己过去，对处于中间态的当今中国而言，完全可以清楚体味“人权”这个语义，在农耕或农耕格式的社会中和城市或市民格式中的差异。“人权”是法国的信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城市化社会的人格表述，不是农耕社会的村民人格的价值。在政治哲学的阐述中，农耕社会与城市社会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专权”，后者是“分权”。

与友人谈及专制时曾经说道，都是极权，仍可分为古典专制与现代专制；前者有市场，甚至是自由市场，也可能至少是自发市场；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是典型；后者则消灭一切市场，直至所有自发的民间交易。有市场就能有人格自由，哪怕有限的人格自由，中国几千年里，人们迁徙还是相当自由的；没有市场，人们就没有迁徙的自由，连出差都要介绍信。

尽管秦晖说得很是形象，但“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对农民人格是不成立的。左派说得最简单：土地就是农民的福利；当然右派也可以说的很简单：土地就是农民的自由。而在任何现代政治语义，或现代政治经济现实中，土地既不是中国农民的福利，也不是中国农民的自由。对基于土地的生息而言，至少在当下中国，等同于贫困，乃至绝对贫困。

那么多工厂让人们听起来觉得很是血汗，经济学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还有比血汗工厂更悲惨的状态。中国人均耕地和土地产能条件下，绝大多数农民早已不能靠着土地养活自己，而所有投身于血汗工厂的人们，至少能最低程度地养活自己，而且或多或少还能辅助家庭。在这里，社会现实与经济学说完全一致。

显然，总体说来，减少交易费用能有利于农业人口的转移，至少中国两亿左右的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就是在这样的交易状态下出入劳动力市场的。在土地能力制约下，精细劳作的效益近乎为零的总状态，使得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对国民经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转移，或者说这样的交易，任何人都不必迟疑地说，这是市场性的自由交易。

市场提供的是交易，交易费用降低一定能有力促进市场交易，因为降低交易费用本身就等于市场效率。任何非市场的交易，市场理论举例说的就是一对一的非公开交易，从不讲究效率，所以，交易费用高低与否均无效率意义，因为这样的交易不经由市场，也蔑视市场。垄断品的交易，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定论，拍卖和招标是最低廉的交易费用。

所谓“血汗工厂”，相当多数是出口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正因为参与的是国际竞争，方被秦晖言称“低人权优势”。正是这些企业，在城市的边缘群落里率先接纳了来自偏远农村的初级劳动力；也正是这些企业的接纳，才使得这些劳动力提升自己技能，进而进入城市成为可能；也正是这些企业，这些青年人才不用瞭望而贴近地生活在城市氛围。

没有这些产业机会前的时代，除却工匠，农民的身份转变只能以乞丐、浪汉、娼妓和摊贩的姿态闪现在城里。这样的景象，我以为，秦晖应当记忆犹深，毕竟远不过改革开放的初端。这样的历程并非中国独有，是世界所有国家从农耕社会转入城市的工商社会的必然，并由此进入世界市场竞争，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取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优势。

这依然不足以解释现实。东亚模式的特点是外向型发展，另一个术语是“出口替代”的发展模式。除却想更多国家施行外汇管制外，外向型经济发展特点就是强制地低估本币，以币值来缩减产品的本土成本，获得出口优势。这种国家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使得进口品的本币价格畸高，以达到保护本土产业抑制消费性商品的进口。

一旦汇率调整，比如彻底放开外汇管制，实行市场化，政治制度没有变化条件下，相当多的商品将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往的优势荡然，那么，秦晖所言“低人权优势”又能何在？而因汇率导致国外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将挤兑既有农业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力市场竞争愈发严重，初级劳动力的价格进一步降低，这分明为秦晖所不能解释。

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下，“左手要福利”必然就是要把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屏蔽在城市之外，拖延乃至阻挡农业人口的转移，农民不仅是身份也是人格，并由此维护既有的户籍制度，阻挡人们的自由职业与自由迁徙；“右手要自由”，则决定人格与身份的解放，彻底摧毁现有的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并尽可能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对外汇和汇率，左手们不仅信奉自己的国家管制，声讨他国的货币政策，坚信所有关于货币调整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右手知道，低估本币制造的倾销是不可以为继的，即使他国尚可继续容忍，但终究导致本币的通胀与混乱，最终毁掉国民经济的未来。右手们信服价格是经济的信号，歪曲的信号必然导致发展的畸形，一定会自食其果。

中国农业人口庞大，其转移过程所释放能量，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黄金十年”。虽然那时有银元货币为保证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全面兴起的国内产业动力，无疑发自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其时，日本已领先中国小五十年，还要依靠穷兵黩武来维持经济增长，而却于内外战乱之中能拼得强劲发展，这足可为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