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听老师讲路遥的小说《人生》。我是九十年代初上的大学，那时在学界似乎有一种鄙薄道德的倾向，有为数不少的以“先锋”自我标诩的老师那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道德是什么，道德是狗屁”。给我们讲小说《人生》的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现在想来，当时那种鄙薄道德，视道德为洪水猛兽的心理倾向自有其合理性。王小波不是曾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编写生活脚本的，像六、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等都属于这一类；一类是负责演出这些生活脚本的，像我们这些小百姓就至今也难说就摆脱了这样的当“演员”的命运。当有一天人们突然明白，很多冠冕堂皇的道德原来不过是生活脚本编写者蓄意编织的政治谎言，来一场“翻烙饼”式的反驳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电视剧《渴望》因为塑造了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刘慧芳”在当时一直受到批评甚至攻击性的漫骂也就毫不奇怪。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接受那位老师对于小说《人生》的阐释。他是把小说中的高加林看做是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这一形象在中国的移民，并就此发挥：于连没有错，所以高加林也没有错，想从那片贫瘠的大山中走出来，有什么错？如果刘巧珍成为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移开它那就是必然的事。就算这样做“不道德”吧，历史发展必然要付出道德代价！

这样的“历史代价论”至今难以让我心服。我们当然可以不再去仰望“头顶的星空”，也不再去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然而，当我们把同情都赋予了高加林这样的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先驱者，刘巧珍们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该到哪里去申告？同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问很多：保尔固然可以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掉头不顾，可由谁来擦去冬妮娅脸上伤心的泪水？

给学生讲曹操的《蒿里行》。面对战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这个在戏剧舞台上一直是作为“白脸”的奸臣面目出现的曹阿瞒吟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怜世悯人的诗句。我信手拈来一个话题，同样是作为政治家、诗人的毛泽东，战争所造成的人间苦难似乎从未进入过毛泽东的思想视野。难道老人家是铁石心肠？如果没有那种对生死乱离的人间苦难的大悲，冲天的革命热情又从何而来？

无论哪一个时代，战争都是人的苦难的极端形态，正是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罪性所能达致的黑暗的深渊。然而战争在毛泽东那里确乎被浪漫化、戏剧化并且最终诗意化了。是啊，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欢快乐章中，一个个个体，一个个家庭的凄苦泪水算得了什么呢？陈思和先生写道：“个体的悲剧性遭遇总是能够溶化到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去。战争结束了，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似乎很少有艺术镜头对准那些永远失去亲人的悲哀者面孔和永远破碎的家庭。”

历史进步性、历史规律性是二十世纪的最强势话语，考察这一套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已不是笔者这篇小文所能胜任。这里想指出的是，用“必然性”、“规律性”来整理过去的历史遗存，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势必把具体的个人的孤苦无告逼挤到历史的阴暗角落；排拒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对历史的描述势必通过设定历史规律来取消个体的偶在性。按照杨义先生的说法，鲁迅是常常深刻到“令人难以腾挪”，直到今天，就对中国历史阴暗角落的揭橥来说鲁迅依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思想敏锐、深刻如鲁迅者，一旦遇到历史规律性这套话语，照样成为瞎子！由此，鲁迅晚年对苏联近乎无条件的辩护，便不难从这里得到解释。是啊，相对于遥遥在望的人间天国，滚滚前行的历史潮流，个人的受苦、眼泪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当“俄罗斯沉没在血泊之中，俄罗斯正在发生着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灾难”（舍斯托夫语）的时候，鲁迅看到的却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的抛掉，而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鲁迅《南腔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1925年，苏联诗人叶赛宁在彼德堡的旅馆里自杀。叶赛宁之死以及此前此后一系列作家自杀、流亡事件无疑昭示世人，一种原本旨在建构“人间天堂”的乌托邦理想正在借用残酷的政治高压手段以前所未有的野蛮践踏艺术乃至生命的尊严。而在被历史理性障蔽了眼睛的鲁迅看来，这些高贵的生命的毁灭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所难免的牺牲：“他们以自己的毁灭，证明了革命的前行。”究竟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鲁迅的眼睛，使他竟看不到革命背后人性的黑暗，使他竟看不到“颤栗在诅咒底下的诗人的悲悯”？以鲁迅的特殊身份，在如此大的问题上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肤浅的轻率的乐观，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让人扼腕痛惜的遗憾。

1942年，河南发生灾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饿死的人达300万。作家刘震云在《温故1942》中以他少有的冷竣写道：

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丘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

其实，1942年的河南灾荒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二十世纪中国难以数计的人间苦难的一般性标志。1959—1961年席卷全国的大灾荒，饿死多少人今天可能已经很难统计，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300万吧！然而当我们今天在电影上看到中南海里的老人家也已好久没吃红烧肉了，看着老人家含着热泪吞咽着灾民用来果腹的糠团子，我们在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之余就原谅了。是啊，还想 怎么着啊？相对于从老人家的眼泪里可以窥见的、我们今天已经躬逢其盛的未来柳暗花明的历史前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残破，千千万万个无辜生命的沦亡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在地底下，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们可曾闭上他们的眼睛。他们都是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算不得值得大书特书的惊涛骇浪，也算不得让人低回流连的美丽浪花，他们甚至连浪花裹挟下的泡沫都算不上。凯歌高奏的历史洪流无暇也不屑携带上他们。他们被委弃于荒滩沙丘，如一粒粒尘埃，无声无息。然而没有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和反革命史不都成了扯淡，“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笔者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正值2005年12月9日，我所供职的这所高校正在以各种形式纪念一二·九运动70周年。校园里彩幅高悬，一派热闹。可能绝对不会有人想到，这一天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8日，是克拉玛依友谊馆火灾第11周年。历史书写在这里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野。“一二·九”由于挤上了历史这辆快车，所以70年之后还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二·八”因为属于历史快车“拒载”的对象，尽管有那么多无辜死难者在地底下睁着他们童稚的眼睛控诉着这个世界人性的沦落和道德的崩毁，才过去11年就被遗忘了。

由权力书写的历史向来具有“遮蔽”和“敞亮”这互相联系着的两项功能。遮蔽什么，敞亮什么，当然由权力说了算！

胡适说过：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我们想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她。

不知道他老人家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是得意，还是悲悯？

2005．12．9